转自公众号：OSINT网络情报
这家不为公众所知的情报机构对越南、伊拉克和乌克兰的调查都是正确的。它的预测“几乎总是正确的”，但怎么没人听说过呢?
每个美国人都知道CIA是干什么的。但我猜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听说过INR——美国情报界十八家情报机构之一、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局（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美国外交官的内部情报机构。（揭秘美国情报界！）
但如果你了解INR，你可能知道两件事:
1、当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搞砸的时候，它做对了大事。
2、当它把那些重要的东西写对了，却常常没人听。
INR是美国情报界的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预言很准的女祭司)，它来之不易地赢得了这一声誉。
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预言很准的女祭司)
早在1961年，INR的分析人士就警告说，南越对北方和越共叛乱的战斗正在失败，而且最终会失败，因为越共得到了南方村民的支持。他们的分析引起了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的强烈谴责。但他们是对的。
2002年，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DIA)和其他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正试图制造核武器，这成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表面动机之一。INR认为他们的证据是无稽之谈。这也是对的。
2022年，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情报界预测，俄罗斯将轻松赢得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几天内就能开进基辅。INR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乌克兰将奋起反抗，阻止俄罗斯靠近首都。这又是对的。INR现任局长布雷特·霍姆格伦(Brett Holmgren)煞费苦心地告诉我，INR并不是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但他证实，INR认为乌克兰会进行激烈的抗争。
“当你指出这一点时，你会让其他情报机构感到非常不安，”艾伦·麦卡锡(Ellen McCarthy)说。她在其他情报部门工作多年后，于2019年至2021年领导了INR。“但我必须告诉你，INR几乎总是对的。”
从纸面上看，INR出色的记录似乎令人费解。INR的规模很小，员工总数不到500人。美国国防情报局有超过16500名员工，而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人数是保密的，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泄露了这一数据，当时有21575名。
中央情报局的规模超过47个INR，即使你排除中央情报局工资上的非分析师，兰利的分析人员人数也远远超过INR。2000年至2001年以及2004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该局局长的汤姆•芬格尔(Tom Fingar)曾对记者说，该局的预算“微不足道”。到2023年，这一数字仅为8350万美元，占美国情报支出总额的0.1%。
最重要的是，INR在国外没有间谍，空中没有卫星，笔记本电脑上没有窃听器。但它读的原始情报和其他所有人读的一样，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但它是唯一一个正确回答一些关键问题的机构。（这显示了开源情报的神奇魅力----小编注）。
一般来说，说“INR比DIA或CIA做得更好”有些过分，尤其是因为以负责任的方式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获得媒体和公众无法阅读的机密信息。但它显然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在一些关键案例中，这种做法取得了成效。至少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尔·克林顿告诉9/11委员会，他发现INR的备忘录比当时由中央情报局编写的总统每日简报更有帮助。
我采访了10位INR的资深工作人员，其中包括6位领导该局的前助理部长。虽然似乎没有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它的相对成功，但一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
1、INR分析师是真正的专家。他们大量从博士项目甚至教授职位中招募，研究他们的主题(一组国家，或一个主题专业，如贸易流动或恐怖主义)平均有14年的时间。中情局分析师通常每两到三年更换一次任务。（情报工作需要长期经营，而不是急功近利----小编注）
2、INR的小规模意味着分析报告是由个人撰写的，而不是由委员会撰写的，分析师的编辑和管理人员更少，他们与他们所建议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也更少。这意味着更少的群体思维，更清晰的个人视角。（价值中立在情报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小编注）
3、INR的工作人员与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一起工作，这意味着他们会定期得到关于哪种信息对他们最有用的反馈。（情报的消费者也可以对情报的生产产生正面作用，前提是不出现上面2中的负面干涉----小编注）
情报分析是出了名的困难的工作。从业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下，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对涉及数百万人生命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做出预测和评估。如果这个位于美国国务院雾底总部的小部门已经找到了一些做得更好的技巧，那么这些见解可能不仅对情报工作很重要，而且对任何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艰难决定的工作都很重要。（开源情报的确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小编注）
这个小小的情报机构做到了什么？
INR最初是作为美国二战时期的间谍机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研究与分析部门(R&A)成立的。战争结束后，其上级部门解散，R&A部门被移交给国务院。
这段婚姻一开始并不容易。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在1977年写道：“他们不被(国务院)的常客信任，他们认为新来的人观点过于自由，无法提供任何通过传统外交方式无法提供的东西。”该机构于1946年解散，1947年重组为今天仍然存在的机构。INR的老兵自豪地指出，它的成立早于中央情报局。
弗里德曼在谈到INR时指出：“该单位规模小，因此受到限制，只有通过其人员的素质才能产生影响。”事实上，在越南战争初期，INR只有一名分析师负责北越，另一名分析师负责南越；到1968年，在战争的顶峰，这个数字增加到四名南越分析师和两名北越分析师。六个人，负责一场撕裂整个地区、并日益撕裂美国社会本身的战争的情报保障。
幸运的是，这些人员的素质非常高。北越问题的关键分析师是一位名叫多萝西·艾弗里(Dorothy Avery)的女性，她曾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拥有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硕士学位。前INR局长芬格尔曾与艾弗里共事，当时她是高级官员，而他是初级官员。“我们拿多蒂·艾弗里开玩笑——她不喜欢——但当胡志明穿短裤的时候，多蒂·艾弗里就开始负责越南方向的工作了，”他回忆道。
1962年，艾弗里刚到INR，她和她的上司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就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们预测中国和印度会发生边境冲突，然后暂停，然后恢复敌对行动，然后停止。这一切后来都真的发生了。
但INR也有当时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不想听到的信息。1963年，该局准备了一份关于战争努力的统计报告：越共袭击的次数以及南方收集的囚犯、武器和叛逃者的数量。所有的趋势线都是负面的。这份报告引起了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南越取得了成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应了他们的抗议。
1965年，越南Ida Drang山谷，第173空中骑兵的工兵正在穿越楚峰山的森林。
但INR仍然是悲观的，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准确。艾弗里反驳了军方的评估，即“使用武力会诱使河内做出让步”，相反，她辩称，“河内觉得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在南越占据优势，”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写道。这使她和INR“准确地预测到北越将在南方加大赌注，增加对NLF(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分支)的支持，并可能派遣自己的军队参战。”
该局准确地预测到，1965年，中国将向北越派遣数千名士兵，以支持其盟友；他们坚持认为轰炸不可能破坏北越的补给线，这一点也是正确的。
1969年，在3万多名美国士兵死亡，以及数十万甚至更多的越南士兵和平民死亡之后，INR委托艾弗里和两位同事进行内部审查，通过证据细节证明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的到来。
几十年后，随着美国开始为伊拉克战争做准备，INR迎来了可以说是其最辉煌的时刻。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卡尔·福特(Carl Ford)，他是CIA和DIA的资深人士，此前没有在INR工作过。但他对自己的团队非常忠诚，而他的团队对萨达姆·侯赛因和核武器有着不同寻常的看法。
萨达姆正在重建伊拉克核计划的证据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一论点助长了布什政府官员对战争的争论，就像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著名妙语：“我们不想让确凿的证据成为蘑菇云”。其中之一是发现伊拉克军方一直在购买大量高强度铝管，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认为这些铝管可以用来建造浓缩铀的离心机。
2001年9月6日，也就是9/11恐怖袭击的前五天，INR发布了一份报告，反驳了这一发现。首先，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的科学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伊拉克过去曾披露，它在十多年前就使用了同样规格的铝管来制造火炮火箭。此外，这些新管子将被“阳极化”，这种处理方法使它们在离心机上的可用性大大降低。（行业专业知识对情报分析的作用太大了----小编注）
“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一个离心机，但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么做，”福特向我解释道。
伊拉克正在寻求核武器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伊拉克曾试图从尼日尔购买“黄饼”铀的指控。这是一种开采铀的部分加工形式，理论上可以进一步加工并用于核弹。2001年底，当这一说法首次出现时，根据随后的参议院调查，INR立即表示怀疑。
INR认为这一说法“非常可疑”，因为法国企业控制着尼日尔的铀业，而法国政府不太可能积极帮助伊拉克获得铀。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进入，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更加印象深刻”，而INR“继续怀疑报告的准确性”，因为如果伊拉克坚持这么做，“肯定会被抓住”。
大约一年后，一名意大利记者向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泄露了一份据称是尼日利亚政府的详细购买文件。芬格尔把这份文件拿给一位曾在尼日尔担任外交官员的INR分析师看。
“他看了看那份假定的文件，说，‘那是伪造的。这显然是伪造的，’”芬格尔说。
“你怎么知道这明显是伪造的?”
“在尼日尔，当他们签字时，这条线在对角线上。这是水平的。这显然不是一份官方文件。”
2004年，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审查了伊拉克战争背后巨大的情报失误，得出的结论是“只有INR不同意伊拉克已经开始重建核计划的评估。”这可能是该局历史上最大的成功，它成功地为公众所知，为该局赢得了《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的贾斯汀·鲁德(Justin Rood)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的赞誉。
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显示了他认为是伊拉克核计划证据的铝管。但其实他的情报团队不同意这种说法。
对于INR的老员工来说，他们往往不那么神化自己，更愿意说他们只是比其他机构“少犯错误”。他们与其他机构一致认为伊拉克仍然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但他们也错了。
INR更广泛的记录也远非一尘不染。举一个自解密以来的例子，1977年的一份关于伊朗的报告预测“前景不错，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朗将会有相对清晰的方向”，但这一预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该报告发布仅两年之后，伊朗国王就在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中被废黜，三年后，毁灭性的两伊战争开始了。2009年，当资深分析师肯德尔·迈尔斯(Kendall Myers)被揭露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之久时(尽管INR远不是唯一一个被间谍渗透的机构)，INR也遭到了羞辱。
但成功似乎大于失败。即使是在伊朗问题上，在1978年的抗议活动中，INR也比CIA或DIA更早地警告说，伊朗国王很有可能被赶下台。1973年5月，INR分析师罗杰·梅里克(Roger Merrick)认为，埃及将在“秋天之前”与以色列开战的可能性“比打赌还要大”。埃及在10月发动了赎罪日战争。
鲁德指出，在2000年和2001年，中情局认为朝鲜将很快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NR怀疑他们能否在未来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碰巧的是，朝鲜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是在16年后的2017年。
菲利普•戈德堡(Philip Goldberg)曾在2010年至2013年间执掌INR，目前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他回忆说，该局的恐怖主义部门能够实时告诉他，2011年挪威大屠杀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以及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Benghazi)使馆遇袭事件的肇事者。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普遍猜测基地组织应对此负责，但INR小组正确地将其确定为新纳粹袭击。
芬格尔告诉了我另一个最受欢迎的胜利。“具体的问题是，阿根廷会向海地的多国部队派兵吗?”1994年，美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召集了一个国家联盟，入侵海地，并让民选的海地总统复职。在一次会议上，大部分机构都认为阿根廷会向海地派兵。“我们的大使馆报告说他们会在那里。阿根廷驻华盛顿大使馆说：他们会在那里。美国国务院的阿根廷处说：他们会去的。中情局也说：他们会在那里。”但是，“INR说：不，他们不会。”主持会议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问INR的哪位分析师相信这一点。他被告知是吉姆·布坎南。
芬格尔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塔尔诺夫结束了会议，因为布坎南的意见解决了问题。这就是布坎南和INR的好名声。果然，阿根廷没有兑现出兵的承诺。
INR是如何运作的
INR的资深人士用溢美之词描述他们的机构，一些局外人也倾向于同意。在一篇文章中，CIA资深分析师约翰·A·金特里(John A . Gentry)甚至建议情报界的其他部门采取改革措施，“效仿典型的INR分析师，建立战略的、全源情报的分析师模式”。
但该机构的负面名声也很突出。奥尔巴尼大学(University of Albany)教授、为数不多的研究INR的学者之一斯蒂芬•库尔哈特(Stephen Coulthart)将其称为“情报界的虻虫（指讨厌的人----小编注）”。“我们有这样的名声，有点……我猜他们把这叫做红发继子（red-haired stepchild，指受到冷落的异类----小编注）。有点刻薄，”INR前欧洲主管鲍曼•米勒回忆道。
他们是非正式的。一位INR员工告诉我，如果你不得不与国务卿会面，你会“穿上外套打上领带”，否则就不用穿正装。他们是唯一一家在招聘时不要求测谎仪测试的情报机构——私营部门的雇主被禁止使用测谎仪，原因很简单，测谎仪在招聘中根本没有用。
2009年至2019年在气候变化局分析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的罗德·斯库诺弗(Rod Schoonover)告诉我，他收到了一枚为INR制造的纪念“挑战币”。它在字母R的上标上画了一个很小的数字1，表示一个脚注（footnote）。
在情报行话中，“脚注”还有另一层意思：它指的是对同事所做的更广泛的评估有不同意见或重大分歧。INR是如此的异类，以至于在其制作的纪念硬币的LOGO上也要幽默一把。他回忆道：“他们为异议感到骄傲，尤其是当他们正确地提出异议时。”
INR制作的挑战币，字母R上有脚注。
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资深人士都表示，建立这种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是INR选择和使用分析师的不同寻常的方式。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更喜欢多面手。分析师每两到三年轮换一次角色，通常是在国家甚至地区。在INR，分析师平均研究一个主题的时间超过14年（情报分析也需要工匠精神----小编注）。“在大多数其他情报机构，你每两到三年就会轮换一次岗位。”麦卡锡说，“在INR，他们死在办公桌前。”
INR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一样，雇佣了许多外交官员，他们每三年轮换一次。这有助于该局了解特定国家的文化，从而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他们的尼日尔分析师识别出“黄饼”文件是伪造的。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曾是一名俄罗斯分析师，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工作，在那里他定期与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办公室人员交谈。他的联系人是索布恰克的副手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旦普京获得了更大的职位，这种背景就派上了用场。
69%的INR雇员是公务员，而不是外交人员。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进入旋转门（旋转门原指美国企业高管会进入政府成为官员，官员离职后又回企业成为高管，这里指公务员与外交官的轮换）。他们是专门为INR雇佣的，打算在那里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学术界招募的。米勒是在乔治敦大学获得日耳曼语言和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到这里的。汤姆·芬格(Tom Fingar)加入斯坦福大学时是一名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斯库诺弗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化学教授。
麦卡锡指出，INR分析师的收入往往低于CIA的同行，但芬格尔认为，留任不成问题。“我问我的管理人员，为什么人们会离开?人们离开的首要原因是什么？退休。第二，死亡。”
一旦被聘用，分析师就会享受到一个相当扁平的组织文化。没有太多的层次结构，甚至管理人员也会腾出时间进行自己的分析。这可以让一些特别有野心的人受不了而离开。马克•斯托特(Mark Stout)曾是一名分析师，他说，他去中情局的部分原因是在INR内部几乎没有晋升和晋升的空间。这是一个比较古板的地方，而中央情报局给人的感觉是节奏更快、更有活力。米勒表示：“(INR)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于，人们得不到晋升。”丹尼尔·贝内特·史密斯(Daniel Bennett Smith)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领导该机构，他告诉我，他争取设立一个新的高级分析师职位，按照GS-15标准(最低年薪16.4万美元)，而不是GS-13标准(最低年薪11.8万美元)，这样长期任职的人就有了一些晋升途径。
但这种扁平的结构，再加上该机构的规模很小，意味着分析师有很大的自由度。2022年从INR负责分析的副局长职位上退休的维克•拉斐尔(Vic Raphael)指出，分析师的工作“在我们发布之前只会经过三到四层。分析师，他的同事，办公室主任，分析审查人员，我会看着它，然后它就分发出去了。”普通分析师和他们的最终客户几乎没有什么间隔，无论是助理国务卿还是国务卿。
相比之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分析师不仅要伺候比他们更高的层级，还要考虑更多的同行分析人员。他们必须在前进之前与其他分析师进行协调。然而，在INR，大多数目标国家只分配了一名分析师，而该分析师的还可能同时负责其他国家。因此，该分析师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INR有时能够站在与其他情报机构不一致的立场上：它的写作过程强调个性，而不是群体思维。
该机构还因与政策制定者不同寻常的紧密联系而引人注目。其他机构的分析师并没有与实际执行外交政策的外交官并肩工作；而INR的分析人员与他们在国务院各部门的同事们在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他们管理对特定国家的政策，或防扩散或贩毒政策，或人权和民主政策。戈德堡曾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领导下领导INR，他指出，“我们的反应要比把它交给情报界的其他部门快得多，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知道她在想什么。”
INR还有另一个关键工具：民意调查。它的民意调查办公室(INR/OPN)对世界各地的人口进行民意调查，以衡量公众的情绪。拉斐尔指出，皮尤研究中心从OPN招募人才，因为“它就像注射了类固醇的皮尤”。
据报道，INR之所以成功预测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的形势走向，是因为OPN的民意调查发现，乌克兰东部的居民比之前想象的更反俄，更渴望对抗入侵。助理国务卿布雷特·霍尔姆格伦(Brett Holmgren)说，这次民意调查“让我们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地持续观察到，压倒性的乌克兰人愿意全面战斗，愿意继续捍卫自己的领土，并拿起武器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INR的未来
INR的员工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在越南、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异议和辩护记录感到无比自豪。
2009年华盛顿樱花盛开季节，助理国务卿艾伦·麦卡锡(中间穿粉色夹克)和INR工作人员合影。
该局也在不断发展。当麦卡锡在2019年担任助理国务卿时，她回忆说，该机构在IT方面落后了。“有一种东西叫做互联网，”她说。“INR不一定是它的大用户。”
用麦卡锡的话来说，INR的规模也缩小了，尽管它的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势，但它正在努力“跟上需求”。她推动了该局的发展，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该局的联邦雇员(不包括承包商)从315人增加到336人。
“我们过去每年都习惯了只招一两名分析师。”拉斐尔回忆道，“和她一起，我们可能有10个，对我们来说，这就像，天哪!”
霍姆格伦在拜登总统和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的领导下掌管了INR，他在信息技术改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创建了一个名为“国务卿情报简报”的新产品，该产品以总统的每日简报（揭秘美国的顶级情报：《总统每日简报》）为蓝本，但更有针对性地针对布林肯或任何未来的国务卿需要知道的内容。他的设想是让该局为外交官提供类似于军事情报机构为士兵提供的服务，成为一个“外交支持机构”，为大使和外交官员提供所需的详细信息。
但他也希望该局保持自1947年以来的精神。“在INR的前台办公室里有一张手写的便条，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写的。”他说，“她在2001年1月20日写下了这封信，那是她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天。我想把这句话读给你们听，因为自从我加入INR以来，这句话一直引起我的共鸣。上面写着，‘这是我从INR得到的最后一个汇总报告。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我怎么能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