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奥拉夫松专访:一个人,一只行李箱,在全世界演96场《哥德堡变奏曲》

40岁的维金居尔·奥拉夫松穿着白色帽衫和球鞋出现在眼前,黑框眼镜后,是一双清澈的、有些孩子气的蓝眼睛。他刚从阿布扎比飞抵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交响音乐厅的乐器库房里,练了两小时琴。
奥拉夫松在冰岛雷克雅未克长大。冰岛靠近北极圈,人烟稀少,以神秘而壮美的火山、冰川、峡湾和极光闻名。就在奥拉夫松抵达上海前一天,冰岛格林达维克发生了火山爆发,红色岩浆喷薄而出,高达50米,白色浓烟在空中狂舞,那是自然势不可挡的伟力。
在奥拉夫松出生前,他的父母就做了一个疯狂而浪漫的决定——花光所有积蓄,加上银行贷款,购买了一架昂贵的施坦威三角钢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从奥拉夫松记事起,在他们居住的小小的地下室公寓里,一架巨大的钢琴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那是他们家最珍贵的财产。
当年那笔看上去不太理性的投资,在今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奥拉夫松成为在世界舞台声名鹊起的钢琴明星。他为德意志留声机录制了几张热门唱片,包含菲利普·格拉斯、巴赫、德彪西、拉莫、莫扎特的作品,他也获得了《留声机》杂志年度艺术家、BBC音乐杂志年度专辑等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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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 蔡磊磊 摄
过去一整年,奥拉夫松在全球六大洲巡回演出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是他远离交响乐团和指挥家的一年,与巴赫在一起的一年。一个人,一只旅行箱,一部作品,一场孤独而丰盛的旅程。原计划演88场,代表钢琴的88个琴键,但好几个城市售罄加演,如今增加到96场。
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到维也纳音乐厅,从雷克雅未克哈帕音乐厅,到圣保罗音乐厅,奥拉夫松一次又一次在钢琴前奏响属于他自己的《哥德堡变奏曲》。5月31日晚,在这场不可思议的旅途的尾声,他来到上海,登上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的舞台。
《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1741年出版的作品,时长75分钟,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键盘作品之一”。巴赫在一段简单、优雅的咏叹调基础上,发展出30段丰富多彩的变奏,最后再回到它开始的地方。据说这部作品是当时俄国驻德累斯顿大使冯·凯瑟林克伯爵委托巴赫创作的,伯爵想要一部作品,让琴师演奏,帮助他度过那些不眠之夜。
在奥拉夫松看来,这世上没有任何音乐比《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抵御失眠,以及人类的孤独。它无法哄人入睡,但能让失眠者接受他的清醒,甚至珍惜它。
奥拉夫松曾把《哥德堡变奏曲》比喻为一座宏伟、威严的音乐大教堂,结构宏伟,装饰错综复杂。而如今,他发现另一个更贴切的比喻:它就像一棵巨大的橡树,壮丽而生机勃勃,它的枝叶不断展开,通过神秘的光合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音乐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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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松
记者:这应该是你第二次来上海,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演出的情景吗?
奥拉夫松:第一次来是2008年,我那时候很年轻,第一次踏上国际巡演之旅,来了上海、北京等地方,演了九场音乐会。2008年的冰岛风雨交加,国家银行破产,经济一落千丈。在中国的机场和火车站,我看着电视机在播新闻,画面里是冰岛,主持人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那是很戏剧性的一幕,我至今记得。
记者:过去这一年你在全世界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同一部作品,演了那么多遍,怎么才能保持热情和敏感?
奥拉夫松:因为我弹的是世界上最棒的一部钢琴作品,是我非常热爱的一部作品。我从14岁起,就渴望录制《哥德堡变奏曲》的唱片。演了那么多遍,我对这部作品的感情越来越浓。它的每一个变奏都是从前一个变奏中发展出来的,就像秋天紧随夏天,冬天消失在春天里一样。
这也是一部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和可能性的作品,即便我演了88遍,96遍,每次我都会选择不同的速度,尝试不同的处理,没有两次的演奏是完全一样的。
记者:许多钢琴家都演过《哥德堡变奏曲》,你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
奥拉夫松:格伦·古尔德有他的风格,安德拉斯·席夫有他的风格,郎朗也有他的风格。《哥德堡变奏曲》的深度和广度赋予了表演者表达的自由,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张开放的画布,你必须画出你的画。
找到自己的声音只有一条路,就是挥洒全部的汗水,听从自己的内心,愈发深入地挖掘音乐和自我。巴赫的音乐是一面镜子,它反射出这个世界的模样,也反射出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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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的头埋得很低,像要把自己融化进钢琴里  蔡磊磊 摄
记者:对许多人来说,冰岛就像世界的尽头,那里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影响你的个性和音乐风格吗?
奥拉夫松:对于很多人来说,冰岛是世界的尽头,对我来说,它也是世界的开端。冰岛有着非常奇异的地貌,简直像月球。我在冰岛见过许多中国旅行者,他们去看火山,看冰川,看峡湾。
冰岛自然环境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也影响着我,比如,昨天那场火山爆发很壮美,但周边村镇的人们不得不被提前疏散,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这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演奏音乐的。
此外,冰岛人烟稀少,一共只有35万人,跟中国天差地别。古典音乐在冰岛的根基并不深,我是冰岛第一位有国际声誉的古典音乐家。如果你在巴黎或者莫斯科就不一样了,那里有根深蒂固的俄派、法派,但冰岛没有“冰派”。这有时候也是好事,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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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松
记者:你的父母在年轻时花光所有积蓄买三角钢琴,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他们对你的成长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奥拉夫松:我爷爷1980年突然逝世,留了点积蓄给我爸。我父母那时在柏林学习音乐,他们租了一间小小的房间,家徒四壁。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先买大房子,再买大钢琴。但我爸妈不是,他们深知什么对他们最重要,不是汽车或者房子,而是音乐。这深深地影响了我。
他们回到冰岛后才生下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一套小小的地下室公寓里。直到七岁之前,我都和我的两个姐妹挤在一间屋子里。那台三角钢琴,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家具。
记者:在冰岛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何时萌生成为钢琴家的愿望?
奥拉夫松:我两三岁已经开始摸着弹钢琴了,到了5岁开始正式学习。我从来没有立志成为钢琴家,从来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一个钢琴家,这听上去有点可笑,但也很美妙。
用音乐我们可以把冰岛人和中国人连接起来,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把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把朝鲜人和韩国人连接起来,音乐有着不可言喻的力量。我一直觉得音乐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如果有比音乐更有意思,更美妙的事,那我说不定就不从事音乐了,但我还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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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 蔡磊磊 摄
记者:小时候会为练琴苦恼吗?
奥拉夫松: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冰岛,犯罪率几乎为零。夏天,孩子们在户外踢足球,踢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家。从小和我一起踢球的几个朋友,后来成了冰岛国家队球员。我也很喜欢踢球,我的腿很长,哈哈。但到了十四、十五岁的时候,我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怕手指受伤,我就不再踢球了。
除了踢球,我也喜欢玩电子游戏。我爸妈几乎不管我,不逼我练琴,这是我的幸运。我练琴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自己想要练琴。我妈有时还会对我说:“别光练琴,出去和朋友们玩一会儿。”她希望我学会社交,和其他孩子们打成一片。她说得很对,弹钢琴需要的不仅仅是飞快的手指,还要有沟通的技巧和发光的内心。
记者:你现在有两个孩子,你会逼他们练琴吗?
奥拉夫松:哈哈,人和人真的不一样,他们现在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五岁的儿子不喜欢练琴,我常常跟他说:快去练琴!我希望他长大了,有一天会感激我的“逼迫”。
记者:两个孩子的出生如何改变了你?
奥拉夫松:孩子的出生让我不再那么自我,他们变成最重要的人。有了孩子之后,我才真正学会了去欣赏女性的美和力量。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的岳母、我的外婆,这些不同代际的女性,她们创造了世界,让世界不断运转。
我现在住在冰岛,我们有一座美丽的房子,目前正在扩建,因为我有五架钢琴,最老的一架诞生于1785年,莫扎特的时代。
记者:所以你的家就像一座钢琴博物馆。
奥拉夫松:对,我的假期不是去全世界旅行,我的假期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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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松在上海交响音乐厅  董天晔 摄
记者:少年时代,你离开冰岛,去纽约茱莉亚学院求学,在那里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奥拉夫松:我在那里遇见了很棒的老师,但最棒的老师在校园之外。我喜欢去卡内基音乐厅,去大都会歌剧院听音乐会,去见那些我钟爱的伟大音乐家:玛塔·阿格里奇、基顿·克莱默、内田光子等等。以前只在唱片里听到的名字,终于有机会听到现场,见到真人。能够跳入纽约这样什么都有的大池塘,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因为听现场和听唱片截然不同。
记者:年轻人在成长之初可能会模仿大师,但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必须从模仿中跳出来,你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过困难吗?
奥拉夫松:二十年前,我会模仿我崇拜的那些伟大音乐家的演奏。渐渐地,我从模仿中走出来,不再做一个学生,而是学会成为我自己的老师。大概三十岁时,我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巴赫。
记者:找到自己的声音,不仅仅决定于如何演奏,也决定于演奏什么作品。你为DG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选择了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为什么?
奥拉夫松:菲利普是一位了不起的作曲家。有一次他听了我很早录制的唱片,便邀请我和他一起演奏,因为他也弹钢琴,有时会请年轻钢琴家和他同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会用和他不一样的风格演奏他的音乐。他很开放,鼓励我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的音乐。
为了感谢他的厚爱,我便把为DG灌录的第一张唱片献给他,作为他的八十岁生日礼物。我觉得他的音乐经常被误解,希望用严肃的方式处理他的音乐,突出印象派的音色、节奏和结构。在处理简约派音乐一遍遍重复的段落时,让每次重复都带有新意,让同样的材料焕发出不同的光彩。这种理念也同样适用于我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你与菲利普·格拉斯交往的故事吗?
奥拉夫松:他无疑是一位工作狂。我曾经跟他一起巡演,演出结束,濒临午夜的时候,他点了香槟庆祝,令我惊讶的是,他还为自己点了一杯黑咖啡。我问他,这么晚了为何还要喝咖啡?他说:“奥拉夫松,我今天还没作曲,我每天都要作曲五个小时,回酒店后我得写点音乐,我在纽约当出租车司机时就保持着这个习惯。”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钢琴家滑川真希在早上6点离开时敲他的门告别,那会儿他刚完成自己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如此多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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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松唱片《来自远方》
记者:你也是工作狂吗?你一天练琴多长时间?
奥拉夫松:我确实每天花很多时间弹琴,但我并没觉得弹琴是一种工作。今天我从阿布扎比飞到上海,就练了两小时琴。平时我每天至少要花四小时到六小时练琴。每次练琴前,我都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清空一下大脑,让自己保持专注,保持清醒。
记者:你喜欢和观众交流,听说你有时候甚至让观众来决定演什么曲子,是真的吗?
奥拉夫松:对,有时候返场的时候我会问他们,要听肖邦还是巴赫?想要听快一点的还是慢一点的?我喜欢跟观众交流,虽然观众席里可能坐着两三千人,但我会把他们当作一个人,就像现在我和你交流一样。我们会把他们想象成我的朋友,我在跟我的朋友说话。我会把乐评人也当成朋友,即使他们有时候不把我当朋友。
记者:听说你喜欢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为什么?
奥拉夫松:对,我喜欢的不是她的歌曲,我可能不会去听她的演唱会,但我喜欢这些歌曲的制作方式,一种复杂的声音的平衡,这其中有一种严肃性。
记者:今年你40岁了,你身上发生什么变化了吗?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奥拉夫松:这里长出了一丝白发,那里也长出了一丝白发,额头上还多了一些皱纹。去年我开始健身,因为身体已经不再是从前了,我必须为接下来的40年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但我的心态,感觉还停留在25岁,我很高兴在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比如用一年的时间演奏这套不可思议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个6月,这趟巴赫之旅将在德国汉堡画上句号。
今年秋天,我要和柏林爱乐乐团一起,在BBC逍遥音乐节演出,还将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赴欧洲巡演,和伦敦爱乐乐团在德国演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