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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这样一段话在网上流传，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5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但美国认为中国不能把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推给其他国家
这段话最后一句说：
5年之内，也许中国就会遇到大麻烦。
我特意查了一下，克鲁格曼的确说了这些话。但最后一句话并不是现在说的，是他在2015年第二次访问中国，在上海交通大学时说的。转发者夹带了自己的私货。
事后来看，克鲁格曼这个预测是非常准确的。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经济学家及其神级预测
2011年对经济学教授的调查显示，克鲁格曼是60岁以下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遥遥领先第二名格里高利·曼昆。今年克鲁格曼71岁，是乌克兰裔犹太人，2008年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的开创性贡献，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让我来排心目中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只能排在第二名。我最佩服的还是几乎凭一己之力重塑经济学的安德烈·施莱夫，他也是全球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遥遥领先第二名达龙·阿西莫格鲁。在这个排行榜上，克鲁格曼和曼昆分别排在第38位和第63位。
我第一次听说克鲁格曼，是他在1994年发表文章批评世界银行的观点，指出东亚经济没有奇迹，真正靠的是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不是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发展模式不能持续。
我清晰记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集体写文章反驳他，但3年后剧情彻底反转，因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弊端变得一目了然。
经济学家都知道预测有多难，但是有机构发现，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6位权威专家做出的预测里面，只有9个人准确率超过50%，第二名11个对了9个，第一名克鲁格曼17个对了15个，遥遥领先。
2022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将在2023年陷入衰退，只有两位著名学者例外，其中一位就是克鲁格曼（另外一位是耶伦，她的理论研究不支持这个判断，但财长身份应该帮了大忙）。
克鲁格曼并非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但他对中国的这些看法早就成形了（很大程度上受到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麦克·佩蒂斯的影响）。
2009年他获得诺奖后首次来中国访问，就指出中国内需不足，单靠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将来一定会和其他国家产生大冲突。他还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太像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了，将来会出大问题。
对邀请者来说，克鲁格曼的观点是明显的失礼（之前来访的诺奖得主基本都夸奖中国），于是引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反驳，但他的预言再次被验证。现在，克鲁格曼2009年中国行以及相关辩论的网页都还完整保存。
前不久有人说中文互联网加速崩溃（其实国外也类似，程度稍轻），不知道这些专家是不是也希望这个网页消失。
克鲁格曼后来发现中国发展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的做法和美国金融危机前高度相似，他在2011年和2015年再次提醒中国经济蕴藏危机。
2023年，中国经济令人担忧的迹象增多。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议中国尽快改变“重生产轻消费”的做法。开篇引用的观点，其实是他长期一以贯之的看法。
如何理解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关系？
其实在中国，和克鲁格曼观点一致的经济学家非常多，我就认为他对中国经济的把脉，非常准确。
但中国更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一直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投资和生产要比消费重要，更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在经济学里也是根深蒂固的，最初来自于古典学派的“萨伊定律”，也就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背后的逻辑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供给，被卖掉后，获得收入的人会转而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形成需求。
后来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型就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来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投资产生GDP和收入，有了收入才能够消费。消费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资本被消耗，只有把他们节约出来用于再投资再生产，才能产生更高的GDP和收入，和更多的消费。
在国内，接受这种观念的经济学家非常多，这套理论对长期数据的解释也非常好，罗伯特索洛就凭借这个增长模型在1987年获得了诺奖。
但是别忘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最重要的前提假设是经济和市场能够完美运行，没有任何信息差和任何交易摩擦，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被顺利卖掉，转化成为收入。
显然很多时候经济并不满足这些条件，市场并不完美。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大量的产品根本卖不出去，工人也就没办法获得收入去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有收入支撑的需求不足），就成了头号难题。
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他反对“萨伊定律”，认为“需求会创造自己的供给”，这就是“凯恩斯定律”。
必须指出的是，萨伊和凯恩斯都没有直接给出如此简洁的定律，这些都是后人的归纳总结。现在，经济学从古典学派发展成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也发展成了新凯恩斯学派。所谓的“新”主要体现在数学建模，微观机制和数据检验上。
新凯恩斯学派最重要的观点是，经济在长期的发展由供给能力，也就是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禀赋，以及代表科技创新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决定。
在长期，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速的确比消费拉动更高。但是在短期内，因为经济制度和市场的各种不完美，经济增长由需求能力来决定。经济波动主要受到需求而不是投资的影响。
两个学派打架，但观点可以融合。简单总结就是，长期里经济和市场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生产和供给更重要，短期内，经济和市场不能完全调整，消费和需求更重要。
请时刻牢记凯恩斯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克鲁格曼就是新凯恩斯学派最有名的代表，一贯主张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政府应该举债消费，或者给家庭发钱鼓励消费，这样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的负债是家庭的资产（这也是现代货币理论MMT最核心的理论基础）。
因此，此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赤字，缩减赤字只会让经济掉进螺旋向下的陷阱，无法自拔。只有等到经济正常化后才应该缩减赤字，提前缩减会功败垂成。
而新古典学派假设居民拥有理性预期，极端聪明，政府现在举债，将来会征税偿还。因此，居民现在就不会增加开支，所以财政刺激无效，经济增长要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克鲁格曼和新古典学派的人（例如卢卡斯，法玛，科克伦等）争吵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人评价克鲁格曼既是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又是最遭人忌恨的人。
坦率讲，虽然我毕业于新古典学派，但我更认同新凯恩斯学派。实际上，现在这两个学派基本朝着融合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没有太多必要区分了。
别看克鲁格曼批评中国，他其实也长期批评日本，欧洲，美国，是有名的“国际乌鸦嘴”。他批评这些国家都不愿意或者过早结束财政刺激，导致经济长期衰退或者增长缓慢。
拜登搞财政刺激，债务不断上升，很多经济学家反对，克鲁格曼鼓掌叫好，这也是他准确预测了美国经济强劲，不容易衰退的关键。
不过现在克鲁格曼也有些担心美国飙升的预算赤字，控制赤字的两条途径是，要么削减社会项目支出，要么提高税收。由于国会分裂，这两种情况都不太容易做到。
对于想更深入地了解克鲁格曼对经济萧条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读者，我强烈推荐他的两本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金融危机》，《现在终结萧条》。
了解这些之后，就会理解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反对克鲁格曼的观点，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恕我直言，这些主张投资决定经济增长，反对消费拉动经济的学者，可能对宏观研究的发展跟踪不足。这些争论融合后的观点，在经济学教材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例如曼昆第十版《宏观经济学》）。
传统的投资决定增长和消费的观点，实际上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些增长模型描述的“先生产再消费”只是对制造业的描述，并不符合服务业的模式。服务业的最大特征是有消费才有生产，消费和生产必须匹配到一起才能够同时进行，同时创造GDP。现代经济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可以说没有消费，经济增长就会被严重拖累。
有研究还发现，消费冲击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Bai, Ríos-Rull, and Storesletten，2024）。中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长期消费不振，是难以实现目标的。
中国经济改革，究竟难在哪里？
2019 年4 月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
最近三年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下行面临的主要困难有着清晰的认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也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但就政策落地来看，国家过去更习惯于从供给端而非需求端来解决问题，为了应对2012年开始的经济持续下行，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具体的体现。
中国经济资源错配，结构矛盾突出，“有效供给”不足（也就是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有非常多合理的成分。但本质上，其核心思想基础依然来自于“萨伊定律”，供给决定需求，重生产轻消费。
一个案例是2022年国务院在考虑增值税留抵退税时，曾经考虑过应该退给企业，还是退给个人的选择题。最终决定退给企业，可见“生产比消费更重要”的观念根深蒂固。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各国经验都显示，疫情期间向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金钱补贴对于消费反弹，经济恢复至关重要，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国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由始至今不愿意“照抄作业”。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确与重投资重生产有关，但论述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早已经汗牛充栋。在尚未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各地保护主义依然盛行的背景下，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高度依赖外循环的弊端很难完全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更常见的结果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又创造出新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供给端问题尚在解决中，需求端的问题已经变得更严重了。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以“资产负债表衰退”来解释日本经济低迷，核心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中国获得追捧，与克鲁格曼的观点高度一致，恰恰反映出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造成的发展障碍，早就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顺便说一句，我即将发表《如何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衰退”论？》一文，肯定辜氏洞见，补其失察之处，期待中国经济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虽然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比重的衡量有不同的标准，但2000年至今，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大部分时间下降，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研究发现，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的确比投资拉动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低，这种模式也会带来不平衡发展的弊端，例如房价泡沫和债务过度增长，中国都已经经历，但却是全球大部分国家的主流发展模式（Kharroubi and Kohlscheen，2017）。
换一个角度来说，大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重消费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像中国那样在意GDP增长。在他们看来，为了经济高增长，多储蓄少消费，或者牺牲自己这代的生活质量，只是为了让孩子将来过得更好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与全球其他国家变得更加相似，整体来说利大于弊。一方面，消费者“以钱投票”的发展模式可以抑制无效供给，鼓励创新，让企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经济增速放慢但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好。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投资和生产拉动型模式进行辩护，但客观的事实是，部分行业过度生产，产能过剩，依赖出口的模式的确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中国冲击”，面对蓝领工人失业潮和民粹主义崛起，政治家以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即使经济账不划算，也是政治正确之举。
我在开篇引用的克鲁格曼的观点，原文标题就是《做好准备，第二次“中国冲击”来了》。作为国际贸易专家，克鲁格曼当然支持全球化，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无法合理分配，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也是客观现实。因此，他反复撰文表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他向中国提出的建议，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实现更加健康和平衡的发展，这样全世界各国可以更好地和谐共处。
2015年，克鲁格曼在上海交通大学说，5年后，中国可能遇到大麻烦。但在这句话之前，他还说了一句，15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应该会看到中国很成功。可见他并不是要“黑”中国，他希望中国顺利转型。
解决“克鲁格曼之问”，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最后，让我来简要回答“克鲁格曼之问”，中国还没有从“重生产轻消费”转向“重消费轻生产”的发展模式，既不是因为地缘政治，也不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
真正的原因，与美国无法解决全球化下的分配难题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把GDP更多地分配给居民，他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消费。在美国，收入分配是一个体制性难题，在中国同样如此。
当美国蓝领工人抱怨进口的中国商品让他们失去工作，我父母这些企业退休工人也在抱怨他们的养老金与退休公务员的差距越拉越大。我父母这一代人对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充满感激之情，从不允许儿女批评政府，但唯有养老金这件事情，让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都大打折扣。
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很多年了，牵一发而动全身，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不改也不行，再深的水也要趟。即使没有克鲁格曼的“忠言逆耳”，中国许多专家也在秉笔直书为国建言。
我相信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擘画改革大动作，中国经济终将告别“漫长的季节”，迎来“繁花”绽放的新时代。
（作者是香港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及首席投资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