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魔女嘉莉》（史蒂芬·金）、《魔女宅急便》《哈利波特》等流行文化作品传扬四海，女巫正逐渐褪去其污名化的外衣，成为一种标榜反抗和自由的文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纽约等几个城市就诞生了“女巫集会”（covens）。她们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女巫一直是敢于做勇敢、积极、聪明、不循规蹈矩、好奇、独立、性自由、革命的女人……女巫在每个女人身上生活、欢笑。她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自由的那部分……只要你是桀骜不驯、愤怒、快乐、不朽的女性，那么你就是女巫。
但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女巫一般与阴谋、恐惧、血腥、迫害、火刑柱等联系起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枷锁下，对女性的一种污蔑、侮辱、剥削和压榨。托马斯·曼认为：文化，即与各种令人恐怖的事情相关——命令、魔法、鸡奸、人祭、邪教狂欢、宗教裁判，以及女巫审判等等，但这些则为文明所排斥。文明是理性、启蒙，是节制、礼仪，是怀疑，是对感性的解构。从托马斯·曼这样的文化巨匠的观察角度，女巫审判都是与文明相悖的存在，然而对女性的恐惧却使这种现象在15-18世纪的长达300年中反复上演，数十万女性在猎巫行动中惨死。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而猎巫背后的动机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而当今在标榜现代文明核心的欧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的欠发达地区，对女性的戕害仍未停止，猎巫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一如阿瑟·米勒在他的剧本《萨勒姆的女巫》中所言：性、罪恶和魔鬼早就勾结在一起，所以它们继续存在于萨勒姆，而且也继续存在于今天。意大利学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活动家，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荣休教授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她的著作中从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角度为我们阐释猎巫这一政治迫害和文化现象的深刻意涵。我们的世界因为经济发展变得更好了么？费代里奇转述一位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的女性的话，做出了回答：“你们的进步史在我们看来是剥削史”。
一些被忽视的事
费代里奇的《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研究主题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妇女。从妇女、身体和原始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揭开那些被忽视的伤痕。开创性地将欧洲猎巫运动与猎巫全球化相结合，重新审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土地私有化和社会关系的商品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特别是妇女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受到的残酷和剥削，这恰恰是马克思忽视的部分。这本书的精彩还在于，在重商主义、天才的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启蒙运动荟萃的大背景下，科学家、哲学家、法官、统治者共谋完成了对女巫戕害杀戮并升格为政治运动，一切的厌女、猎巫都是为了促成资本的积累和殖民扩张的需要。费代里奇同时从历史、哲学、文化史乃至艺术和科学的演变上剖析了妇女对身体控制权利的丧失和由此受到的无妄的迫害，是理解女性、理解女性主义的一部力作。
《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费代里奇敏锐地指出，在中世纪妇女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伴随无产阶级诞生的过程中，妇女也是自主和领导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斗争中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公地的社会功能对妇女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较少，社会权力较小，其生存、自主性和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公地。前资本主义欧洲市场对妇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地是妇女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她们召开会议、交换消息、听取意见的地方，也是妇女可以对社会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而非依赖于男人观点的地方。在反抗斗争方面，妇女斗争的印记俯首即是，例如：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大约10%的圈地暴动中都有妇女参加，有些则是全部由女性发起的抗议。
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前的关键阶段，涉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以及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向资本的转化。这一过程以农民土地剥夺为基础，促使直接生产者转变为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资本。原始积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在她的入选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社会学书籍，被誉为《第二性》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中也强调：“家庭主妇和她的劳动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基础。”“女性是资本最廉价的劳动力，她们被当作殖民地和自然界一样对待。”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是指物质资料的重复与扩大生产，核心在于资本家利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更多利润。这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得以持续和强化。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资本家追求无限利润，导致生产扩大和工人剥削加剧。
费代里奇对此反思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提到的作为母权制世界衰落原因的历史性失败。因为猎巫行动摧毁了整个女性实践、集体关系和知识体系的世界。这些是前资本主义欧洲妇女权力的基础，也是她们在反封建斗争中进行抵抗的条件。这次失败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性模式，即理想的妇女和妻子——被动、顺从、节俭、少言寡语、永远忙于工作、贞洁。
费代里奇比玛丽亚·米斯更进一步，她认为：从马克思忽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t orthodoxy）将妇女遭受“压迫”和从属于男子解释为封建关系的残余。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unpaid labor）一直是剥削雇佣工人即“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的基础，也是其生产力的秘诀。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不是由于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是无关的，也不是由于亘古不变的文化制度。相反，它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不承认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是资本积累的源泉。相反，这种制度将其神秘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资源或个人服务，同时从这个过程中的无酬劳动中获利。
猎巫事件与新世界的殖民化和人口灭绝、英国的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开始、针对流浪者和乞丐的“血腥法律”的颁布同时发生，并且在封建主义结束和资本主义“腾飞”之间的那段时期达到了高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承认再生产领域是价值创造和剥削的源泉。
通过惩罚女巫，统治者惩罚了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社会的不服从、对魔法信仰的传播，这些信仰被认为有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偏离了性规范，遂代之以国家统治之下的性行为和生育。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注意忽视掉的真相，费代里奇补齐了马克思主义中对原始积累认识缺失的重要一环。
被污蔑的凯列班和西考拉克斯
在被誉为电影天才的英国大导演德里克·贾曼改编自莎翁名剧《暴风雨》的电影中，凯列班被描绘为一个贪婪、刚愎自用又两面三刀的奴隶，主人公普洛斯彼罗在训斥有不臣之心的精灵爱丽儿时，画面通过闪回的形式带出了那个通常隐于幕后的女巫形象，凯列班的母亲西考拉克斯，肥胖、肉欲、污秽、暴虐又充满邪恶。贾曼电影化的视角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即在父权制的凝视下，凯列班和西考拉克斯仍然是作为邪恶而不是殖民时代受害者和被污蔑者的形象出现。
德里克·贾曼执导电影《暴风雨》海报
西考拉克斯的巫术和普洛斯彼罗的法术都是同质的暴力手段，后者在给自己法术正名的同时对前者进行了污蔑与诽谤。西考拉克斯在整个剧中的缺失及普洛斯彼罗对其形象的再现，更能洞悉普洛斯彼罗的殖民心态，揭示其在殖民时代所代表的性别殖民话语，透视其殖民者的霸权本质。
普洛斯彼罗凭借自己的话语霸权完全掌控了西考拉克斯的形象塑造。而对于普洛斯彼罗来说，把西考拉克斯的形象边缘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法术同女巫的巫术区分开来，以证明自己的法术是为善的而后者的巫术是邪恶的。在《暴风雨》原著中强化了这一点：
普洛斯彼罗：你说谎，你这坏蛋！那个恶女巫西考拉克斯——她因为年老和心肠恶毒，全身佝偻得都像一个环了——你已经把她忘了吗？
爱丽儿：不曾，主人。
普洛斯彼罗：你一定已经忘了。她是在什么地方出世的？对我说来。
爱丽儿：在阿尔及尔，主人。
普洛斯彼罗：噢！是在阿尔及尔吗?我必须每个月向你复述一次你的来历，因为你一下子便要忘记。这个万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因为作恶多端，她的妖法没人听见了不害怕，所以被逐出阿尔及尔；他们因为她曾经行过某件好事，因此不曾杀死她。是不是？
爱丽儿：是的，主人。
普洛斯彼罗：这个眼圈发青的妖妇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正怀着孕;水手们把她丢弃在这座岛上。你，我的奴隶，据你自己说那时是她的仆人，因为你是个太柔善的精灵，不能奉行她的粗暴的、邪恶的命令，因此违拗了她的意志，她在一阵暴怒中借着她的强有力的妖役的帮助，把你幽禁在一株开裂的松树中。在那松树的裂缝里你挨过了十二年痛苦的岁月;后来她死了：你便一直留在那儿，像水车轮拍水那样急速地、不断地发出你的呻吟来。那时这岛上除了她所生产下来的那个儿子，一个浑身斑痣的妖妇贱种之外，就没有一个人类。
爱丽儿：不错，那是她的儿子凯列班。
普洛斯彼罗：那个凯列班是一个蠢物，现在被我收留着作苦役。你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那时我发现你处在怎样的苦难中，你的呻吟使得豺狼长嗥，哀鸣刺透了怒熊的心胸。那是一种沦于永劫的苦恼，就是西考拉克斯也没有法子把你解脱;后来我到了这岛上，听见了你的呼号，才用我的法术使那株松树张开裂口，把你放了出来。
普洛斯彼罗以话语霸权的形式对爱丽儿完成了掌控和驯化，爱丽儿只能唯唯诺诺地回答“是的”、“不会”，西考拉克斯被固化成“心肠恶毒”、“作恶多端”的契合民间传中女巫的形象，这一刻对她的污名化也就宣告完成。
费代里奇认为：凯列班不仅代表着反殖民主义的反叛者，他的斗争在当代加勒比文学中仍有回响，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他象征了以无产阶级的身体作为抵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场域和工具。
在《暴风雨》中女巫的西考拉克斯形象原本被限制于一个遥远的背景中，而本书将其置于舞台的中央。她体现了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异端分子，治疗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造反的奥比巫女。
对女性的恐惧仍在继续
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是对《凯列班与女巫》一个很好的补充，梳理了19世纪至今，聚焦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和我们时代的猎巫运动，从国际化与历史的视角关注全球化、资本累积过程中针对妇女的暴力如何加剧，并且反思在技术加持的情况下女性所处的困境。
《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
费代里奇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和资本再积累的过程中针对妇女的暴力，尤其是针对非洲裔和美洲原住民妇女的暴力升级那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政治再殖民的过程，旨在让资本对世界的自然财富和劳动力拥有不可争议的控制权，而爱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打击妇女，因为妇女们直接负责着社群的再生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妇女的暴力在那些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诸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更为激烈，这些地区如今被商业投资所关注，同时，这些地区的反殖民斗争也是最强烈的。残害妇女对于“新圈地”来说是实用的，这为多年来一直在破坏整个地区的土地掠夺、私有化和战争铺平了道路。
针对医疗进步带来的新形态的对女性剥削，费代里奇指出：对女性的攻击总的来说源于资本需要毁灭其不能控制的东西，需要将自身再生产所最需要的东西贬值。这就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即使是在超级自动化（superautomation）的年代，没有我们的妊娠，就没有任何工作或者生产可能存在。试管婴儿并不存在——我们要拒绝这个话语构型它是对女性体外妊娠的男性探索，这也是资本尚未攻克的新领域之一。
更为残酷的是，贩卖器官和身体部位用于移植或用于某些仪式以获得财富的现象在非洲蔓延，在非洲，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了一种恐惧，恐惧有邪恶的力量正在消耗人们的生命能量和人性。，巫术指控，就如非洲殖民时期的吸血鬼故事一样，可以被看作对生命被商品化的回应，资本主义不仅试图重新激活奴隶劳动，还试图将人的身体本身变成资本积累的手段。
资本主义对女性恐惧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就是只要威胁到资本建立的统治秩序和对利益崛起的通路，女性就会被作为威胁社会秩序和破坏经济利益的替罪羔羊。
争夺身体控制权的硝烟从未散尽
在法国女性主义动画系列片《自由的她们 Libres!》中，探讨了这样的话题：所有女性卫生巾/棉条类用品的广告中，月经都用蓝色的液体来代替。好莱坞超级巨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表示：我从不和25岁以上的女人发生关系。《五十度灰》这样的流行情色小说中，作者有一种固化的父权制观念在驱动自己的创作准则，即女人就是应该被惩罚，因为女人是下贱的，这种充满强烈厌女情绪的动机。消费主义和父权制塑造了苗条的审美观，女性永远处于自我怀疑当中，质疑自己不够美，不够好，在极致的减肥中，卵巢不再生产卵子。
正如费代里奇所言：我们拒绝被划分美丑，拒绝遵循强加给我们的美的最新模板，遵循这些模板往往要求我们以健康为代价痛苦节食。不仅如此，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正如随着黑人权力（BlackPower）的兴起一样，美也被重新界定了。我们彼此欣赏对方的美丽，因为我们是违抗者，因为在将自己从厌女社会的律令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新的存在方式，新的大笑、拥抱、梳发、跷腿的方式，新的相处和做爱的方式。
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科学，全方位对身体政治和身体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对医美、代孕等对女性身体控制和剥削的现象、对当下人工智能甚至是展望未来的太空探索这样的路径上资本主义对女性的规训与迫害都有极佳的见解。以其丰富的妇女运动斗争经验，结合理论实际，堪称实践出真知的典范。
《超越身体边界》
而女性面对现代对身体控制权争夺的斗争中，更为突出的是，职场性侵、性骚扰、堕胎自由等更为敏感的话题。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女性主义运动不能为保证任何妇女不会因其生活物质条件而被剥夺生孩子的权利而斗争，女性主义者把堕胎说成“选择”，这在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之间造成了分歧。我们看到类似的动态，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许多妇女没能认识到性暴力其实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滥用了权力。说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所被迫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设定了妇女就得遭受性虐待。显然，如果妇女能挣得更高的工资，如果女服务员不依赖小费就能付房租，如果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不能决定向他们求职的年轻女性的未来，如果我们能离开虐待性的关系或令我们遭遇性骚扰的工作——那我们才能看到变化。
作为西方女性第三次浪潮旗手的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代表作《性别麻烦》中指出，对波伏娃也好，对维蒂格也好，把女人等同于“性/性别”是把女人这个范畴与她们身体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绝给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理当是男性所享有的一样。因此，要打破性/性别范畴就得摧毁一个属性——性/性别；通过某种厌女症作风的提喻法,性/性别这个属性僭越了人——自决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的位置。换句话说，只有男人是“人”，而除了女性没有其他性（gender)……
《性别麻烦》
巴特勒同时强调，性别身份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表演来构建的。个体通过模仿和遵循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角色来表演自己的性别身份。这种表演性意味着性别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情境和互动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第一，表演让我们能以去自然化的方式（denaturalize）看待“女性特质”。它扩大了我们对性别身份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性的认知，但它却不允许我们承认，若想在社会或性别中引发变革，我们不仅需要改变我们个体和集体对性别的看法，还需要改变性别关系赖以维系的制度——适当其冲的便是性别分工和社会通过贬低再生产工作建立起来的等级制。第二，表演使社会行动的内容变得扁平，它设想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同意或不同意，因此低估了在许多同意行为中酝酿的反叛——我们对制度阳奉阴违，暗地里搞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而在特定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议题。
社会身份不只是具有领导权的制度用以囚禁女性及其身体的牢笼。社会身份并非女性不能撕毁、颠倒、丢弃的外衣。要是认为社会身份是被单方面构建的，忽视女性改变社会身份的能力。那么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斗争就将一直进行下去。
不同观点，值得商榷的费代里奇
当然费代里奇也并非十全十美，她的著作和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中已经拥有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力，但一些史实和材料运用的问题，仍然值得商榷。例如作为《凯列班与女巫》最引人注目的说法：在多个欧洲国家，数十万妇女被审判、折磨、活活烧死或绞死。她们被指控将身体和灵魂出卖给魔鬼，并通过魔法手段谋杀了几十个孩子，吸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肉制作药水，造成邻居死亡，破坏牛和庄稼，引发风暴，并做了许多其他可憎之事。
牛津万圣学院资深学者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在他的《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就提出更为严谨的数据：在女性主义兴起和人们以巫术为潮流的背景下，一种颇有蛊惑力的传说流行开来，认为在欧洲曾经有900万妇女被作为女巫烧死——不是种族屠杀，而是“性别屠杀”。这是将实际人数翻了200倍的过高估计，因为现在最令人信服的估计表明，在1450年到1750年之间，可能发生过10万次审判，大概执行过4万到5万次死刑，其中20%到25%的被处死者是男性。
《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布里吉斯将对巫师问题的探讨置于更全面的时代背景中，广泛地从那些巫术审判的证词、文献中的解释中寻找答案，他将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深刻理解带入到对近代早期西欧和新英格兰的所有巫术案例的社会语境的综合分析和全面考察上，使问题的解释更具说服力。
在国际共产主义期刊1919的网站上有一篇铭文《凯列班与女巫：批判性分析》（Caliban and the Witch：A critical analysis）严肃书评文章，对费代里奇书中关于历史和事实的滥用，处理图片材料和信息来源等的手法，进行了富有创建性和引人深思的批判。这些都更好地让我们用更为理性的、批判性的和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费代里奇和她的理论。
费代里奇曾感慨道：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心理医生，这就是在“母亲节”被歌颂的“英雄”妻子的本质。我们疾呼：停止庆祝对我们的剥削，以及那所谓的英雄主义。被漠视的伤痕深深刺痛着全球各地，特别是无产阶级女性。然而，阳光总会刺破浓厚的黑暗。202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日，在法国巴黎旺多姆广场上，庄严的司法部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高呼：这是“法兰西的骄傲”！将堕胎自由写在了法律之上。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用宪法保障妇女终止妊娠权利的国家。性别平等的路仍然漫长，对女性的恐惧和迫害仍然每天在上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追求性别平等的斗争当中，我们的世界总会一天天踏上进步的征程，我们应该愈加坚定地等待碾碎女性枷锁之日的到来，新的世界已经伫立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