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响过，进来一位满头银丝清癯矍铄的先生，他摘下眼镜，目光所及教室四周，然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居，从吾。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先生的无锡口音比较重，音量不高：哪位同学知道这意思？“从吾”我晓得，跟着我，听从我，类似“follow me”，“居”在这里表示什么呢？大家面面相觑，先生说话了，这句文言文的意思就是，都坐好了，听我讲。所有人都被镇住了，当然也坐端正了。此时此刻，这句话足以让学生对先生肃然起敬。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一直是我最强悍的学生时代记忆。这位早在学生们传闻中的沈端先先生（但愿我没记错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听说毕业于当年的国立中央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评定的为数不多的中学高级教师，果然。后来听某位校领导说，当年沈先生已五十多岁，恢复高考制度后学校请他重新出山的。
1979年是恢复高考第三年，我们中学这一届五百多个学生，经过学校摸底考二轮筛选，分出一个五十几人的提高班，恰好百分之十，后来一个不落考上本科。全班同学都像枪上膛一样，题海战术是少不了的。每天除了备考复习内容，还要做一沓恢复高考以来的各种试卷。这天是沈先生讲的第一课，那时距离高考仅三个月不到，先生是来帮我们临阵磨枪的。他讲的内容涵盖了语文（包括文言文）、历史、地理三科，这三科互有联系，先生讲来既各自独立，又触类旁通，收放自如。几节课下来，应考复习的线索条理清晰了很多。先生一口悦耳的无锡普通话，板书漂亮，我曾自学书法，看先生在黑板上写字，如同欣赏书法。绷紧中的缓冲，十分难得。
不久我与先生熟识了。大约考试前两周，他让我们几个文科考生把做的试卷拿给他看，等于给我们开小灶。先生一头银丝，镜片后目光如炬，不时抬头向答卷人提问。这一个多小时有点煎熬，像是等待某个结论，甚至判决。先生的目光终于离开了卷子，笃定地说，你们几个都考得上。先生的金口不是随便开的。等于给我们吃了定心丸，绝不是敷衍。
7月上旬连续三天，我们坐在仅有一台吱吱呀呀的吊扇附带一个装着冰块的大桶的教室里，开始了改变人生的高考。一个多月的等待之后，我们几个同学拿着各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聊表心意的小礼物一起去向先生报喜。先生家在淡水路一条弄堂里，老式底楼带天井的房子。先生穿白色圆领衫，摇着一把纳着蓝边的芭蕉扇，见到我们满脸笑意。先生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给我报喜，看看，都让我说中了吧。我说，真是神了。当时先生这样一说，我们心就定了，考场上发挥就好。先生说，其实这也是心理修养。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信，自信是最强大的修养。我们听说过先生曾在那个十年里受过冲击，正是他的学养和信念使他重执教鞭后风采依然不输当年。先生又说，再过一个月，你们就要走进大学的门了，读书会更吃力。你们要开始新的修炼了。不知不觉我们又聊起了“居，从吾”，先生说，大学里，既要听先生的，也要有更多的独立思考，这才是读大学。
那个年代，我们都虔诚而真切地践行着这句话。（孙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