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2018年，从大西洋沿岸到密歇根湖边，一个中国学者跨越1200多公里，走进了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
宋念申当时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任教，已出版过两本书：英文著作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剑桥大学出版社）、中文著作《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他正着手第三本书，从沈阳西塔社区的案例研究东北亚历史。为了亲眼目睹一份珍贵的史料——朝鲜地理学家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暑假，他来到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
很快，宋念申如愿看到了这套古地图原件，同时还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关于中国、中朝边境的史料。“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收藏，我都没有见过。”宋念申觉得那些古地图美丽而独特，令他着迷。在馆员帮助下，拍摄了很多照片。
这些照片中关于亚洲的部分，就成为他写《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一书最初的素材。2024年5月，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贝出版。6月3日，宋念申接受了潮新闻记者采访，此时他已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和历史系。
当年宋念申拍那些古地图照片，纯粹因为喜欢，“觉得挺开眼”，“非常古老的地图，馆员就拿到你面前，你可以用手翻，感觉非常好。”一年多后，宋念申决定用开设一门关于古地图的课。
【1】
在美国上东亚历史课，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不会中文、日文、朝鲜文。“做历史强调用一手文献，不能依赖已有的研究。那怎么给这帮美国学生一手资料呢？现学语言肯定来不及，我就想启发他们，一手资料有更宽泛的定义。”除了文字，史料还有很多形式，比如地图。
不懂中文，但可以看懂地图啊。宋念申想起手里这批地图资料，是不是可以围绕“古地图中的东亚”，给他们讲讲如何通过地图来了解东亚史和东西方交流？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
“主要是想让他们学会‘以图读史’的方式。最后写论文，不需要非得写东亚地图，你们可以写美国地图、写任何地图，就把地图当做史料，把这个方法利用起来。”到了期末，有学生拿了一张弗吉尼亚州早期地图，展示了英国殖民者在河流两岸拓殖的经历，这就是殖民史的一种反映。
宋念申一边教课，一边有意识地收集古地图。“我自己研究地图的感受是，网上数字化的图像再高清，也比不上用手去感受实物：它的大小、材质、印刷方式、格式、色彩。欧洲许多古地图是铜版印刷，手工填色，每一张都不一样。所以地图的物质性特别强。”2021年，宋念申回国任教，他从美国带了一批古地图回来，在清华大学继续开设“古地图中的东亚”课，学生可以见识实物。
当时因为疫情，无法外出做田野，他索性把上这门课的思考写出来，写了两年。那次访问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成为他写作《制造亚洲》的一个起点。治学如人生，有时候也充满偶然性。对于宋念申来说，讲课的过程就是向读者叙述的过程，既理清思路，也把他从狭小而专门的领域中拽出来。专业学者面向大众写书，如何平衡专业性和通俗传播，往往是一个挑战。宋念申觉得，教学恰恰是“对写作的特别好的训练”。因此这本书也是“教学相长”的产物。
【2】
《制造亚洲》首先从哥伦布的故事讲起。很多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被视作西方走向现代性的起点。
哥伦布
回到历史语境中，宋念申在本书开头就提醒读者，哥伦布航海的目标，是前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那个马可·波罗描绘的遍地黄金的国度。一路向西，抵达美洲，哥伦布以为自己到达了中国。
正是在“寻路亚洲”的驱动下，欧洲人以多种路径“发现”了未知的世界：比如绕过非洲和印度洋，比如向西穿过大西洋环绕地球，甚至也试图穿过北冰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欧洲人才了解了非洲，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澳大利亚、南极洲。因此，“到东方去”是欧洲现代性的原生动力。
欧洲人不断想象亚洲、发现亚洲，也在不断规划亚洲。书中提到欧洲人如何绘制了第一幅中国地图，如何为了获取香料、物产和贸易市场，构想出多种多样的“印度”，明清时代传教士如何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往返、甚至参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从100多张古地图出发，宋念申用全球史视角，勾勒了东西方寻觅、相遇、互动、同时也充满征服与抵抗的400年史，重新审视了这场“制造亚洲”的博弈，反思了殖民主义的“现代化叙事”。
图源：新华社
本书最后审稿时，2024年春，中东战火燃起；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众多美国学生抗议美国援助以色列。冥冥中，当下的时事照应了这本书的写作，宋念申感慨良多：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第一个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美国机构。对于人类如何共处，亚洲本身已经提供了一种思路。
以下是潮新闻记者对宋念申的采访。
潮新闻·钱江晚报：如何理解“制造亚洲”这个标题？
宋念申：亚洲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是不断被发明、被构想出来，再不断修改、重新构筑，是一个特别动态的东西。
关于书的标题，我最先想到的是英文名Mapping Asia。英语中map作为动词，意思是绘制地图，但它更还有探索规划、构想、探索的意思。（这层意思）在英语里很好理解，但怎么用中文表述，这事儿我就挠头了。
我设计过几个标题，比如“图制”，但始终觉得不合适。因为map不光是一个绘图的问题，而且“图制”这个词在汉语中有点陌生，编辑也觉得不够响亮。我们商量半天，最后编辑说，要么就干脆叫《制造亚洲》，把“图”放在副标题里“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我想，可能这是最接近mapping意思的，就同意了。这个题目可能也有一种陌生感，也许会让人停顿一下，去想象一种制造的过程。
潮新闻·钱江晚报：大航海“寻路亚洲”过程中，亚洲人怎么去回应和参与“制造亚洲”？
宋念申：书里有一章讲到利玛窦，讲到“亚洲”这个词怎么出现的。这是欧洲词汇“亚细亚”，与汉语词汇“州（洲）”的结合。只有在利玛窦之后的汉语语境里，“亚”和“洲”两个字才越来越紧密地组合一起。把各个大陆板块用一个特定名词来命名，中文（洲）可能是第一个，这个发明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坤舆万国全图》，明代利玛窦、李之藻合作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
为什么会有“洲”的概念呢？其实利玛窦借用了“九州”的“州”（州、洲古代意思一样，都是指的水中陆地）。在《坤舆万国全图序》里，他说：“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我们今天读这段，很简单就读过去了，但我们需要注意，当时什么情景让他选择了用“州”这个字？
这个“州”来自《尚书·禹贡》，大禹把国家分成了“九州”。利玛窦很巧妙地借用了九州的“州”，来翻译欧洲知识背景中的“人居世界”（orbis terrarum，指人类生存的大地）的几个组成部分，这才形成“亚洲”这个词。这个例子就说明“亚洲”是不同文化共同参与制造的。
如果欧洲人没有“寻路亚洲”的需求，就不会有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像利玛窦、卫匡国这样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东亚，当然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与新教相抗衡。但他们会采取非常巧妙的文化融合的策略，力图嫁接两种存在根本差异的文化概念，让沟通和交流更顺畅。
《康熙王朝》剧照，康熙在看《皇舆全图》。
到了现代国家兴起，需要有一种新的观看国家的方式。康熙的《皇舆全览图》，就在这种需求下成为一个全球工程：不仅法国传教士到清朝帮助康熙完成测绘，其中还有跨欧亚的复杂互动，涉及到法国、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知识交流。当时欧亚大陆三个大帝国同时崛起。法王路易十四，俄罗斯彼得大帝、中国康熙，他们同时产生了一种重新测量大地、重新想象国家形态的需求。
唐维尔制作的法国版《皇舆全览图》。
以前，人们对国家形态没有特别精准的想象，也不需要一条明晰的边界。到17-18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让边界和领土变得日益重要了。这种新的国家观，不是从西方发源、逐渐传播到东方的，而是在特定的地缘政治需求下在东方和西方同时萌发的，且互相提供了知识资源。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重新构想亚洲走向现代的历程：这个过程是单边的吗？是否只是欧洲人发明，亚洲人被动接受的？我觉得不是。可以说，现代是所有人都参与的进程，我想强调这种共同性。
潮新闻·钱江晚报：亚洲这一地区它本身有什么特殊性？
宋念申：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没办法以单一性质概括。简单来说，如果问“什么是亚洲”，我们是说不出来的。比如是不是黑头发、黄皮肤就是亚洲？是不是用筷子就代表了亚洲？都不是。亚洲的多元性，构成了我们思考普遍性的一种挑战。
就像孙歌老师在《寻找亚洲》里说的，可能这就是亚洲的特性，亚洲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无法用一个简单性质或概念去概括。这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现代、人类全球性的共同价值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途径。
在过去人们认为的普遍价值因为被滥用而日益被怀疑和反思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尊重亚洲所代表的多样性。我觉得多样性就是一种值得特别珍惜的普遍性，以此作为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其实对现代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社会学思想，对那种全球单一性质的定义就构成了特别大的挑战。不能被简单定义的才是更具可能性的，是值得我们作为方法、构想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走向的一种方式。
亚洲其实是一种方法，它可以用来思考新的普遍性在哪儿。
潮新闻·钱江晚报：书中考察地图中的全球史，对东西文明交融有什么独特发现？
宋念申：我觉得都不能说“东西”文明的交融，我们特别习惯二元的思维，其实没有这个二元。因为一旦进入全球史语境，它一定是多重的。
我们常说西方怎么样，西方人自己也说我们西方怎么样。为什么只有西方人叫西方？其他地区比如东方，哪些人算东方人？哪儿又算南方或北方？
人类发现全球、或说欧洲人地理概念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由于要去寻找亚洲，然后不经意地发现了非洲是可以绕行的，然后又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发现”了澳大利亚，最后是南极洲。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驱动力下，像拼图一样逐步把世界的图景拼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知识的积累，一定要把知识积累的动因和过程，放到知识积累的理解里面去。
《寰宇大观》（16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奥特柳斯编绘，欧洲第一部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地图集）中的《东印度地图》。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其他方向都成为和所谓西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才成就了一个清晰的“西方”。我们在说东西南北的时候，只有西方这个概念是相对清晰的。谁是西方国家？我们能数得出来，其他的南北东全都不清晰——就是这些不清晰塑造了一个清晰的西方。这个过程，恰恰就是一个殖民现代性推进的过程。
这跟当下我们的讨论也是有一点关系的，这些经常使用的概念，最早是地理概念，然后逐渐变成了文化、文明的概念。但由地理概念转化成文明概念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殖民掠夺、帝国扩张，才是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认识全球发展的历史，是有价值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和亚洲之间彼此的想象是怎样的？哪些因素塑造了这些想象？
宋念申：欧亚大陆东西很长，两端都面向大海洋，古代人的想象力也就受制于这个地理条件。你看中国地图，到了日本之外，没有办法继续往东去描绘，因为到不了。大西洋那边也是。所以相互在探寻对方：东亚的地图往西延展，欧洲是往东延展。
《华夷图》
但两者有本质性差别，是什么呢？中国基本的地理想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天圆地方，从中间到边缘的等级分布。中国古人构想远方，是在“华夷”框架下：自己是华，在中间，至于外夷，只用文字记录下来，不用明确知道它的确切形状。所以你看《华夷图》（宋代石刻地图），很典型，中间是一张中原地图，北边有长城，东北有朝鲜半岛。大量的海外国家，只用文字列在边上，并不画出图形。
欧洲不一样，古希腊人构想地球是圆的，可居住的部分分成三块：欧、亚、非。地中海、尼罗河、顿河分割了三大板块。这种想象后来又融合了基督教传统——大洪水之后，上帝把诺亚的三个儿子分到三个地方，各自对应一个部分，伊甸园在中间。欧洲混合了宗教和数学的三大陆想象，一旦碰到一个新的大陆，（对他们的）冲击会很大。
欧洲古代的T-O图
到中世纪晚期，由于马可·波罗等传来中国的信息，欧洲人对亚洲的想象中又有了经济冲动。为了绕过奥斯曼土耳其的阻隔，他们前赴后继地要从海上去寻亚洲。相对来讲，中国人很难有类似的冲动，明末，利玛窦就告诉中国士人有美洲大陆的存在。但中国士人恐怕只是把它当作一块更边缘的地方，与我们的政治治理没什么直接关系，也就不会产生拓殖的意图。
所以我一直强调，有人喜欢说是中国人先抵达了美洲，其实哪怕真是如此，那也不是世界史意义的“发现”，因为这种抵达没有产生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震荡，没有产生哥伦布带来的那种影响。东方与西方，所有人都在构想世界，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
潮新闻·钱江晚报：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哥伦布为代表的这批航海家？
宋念申：哥伦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几个月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以色列的事情成为新闻热点。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第一个用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机构。它本身就充满了很多反讽意味。
首先哥伦布压根就没踏足过美国。其次，他是代表西班牙王室去拓殖，又是最早贩卖奴隶的人——后来更多的殖民者去非洲贩卖奴隶，运到美洲的种植园中。再次，哥伦布是天主教徒，当时的天主教廷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而最早在美国建立殖民地的一批人，恰恰是一帮反抗宗教迫害的人。所以用哥伦布来代表美国是一个别扭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学者说的。
出于非常偶然的历史机遇，哥伦布成了美国的偶像，每年有哥伦布节，成为一个法定的假日。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对哥伦布的评价都不同。我在书中也提到了，2020年哥伦布突然成为激发社会对立的政治符号——在“黑命攸关”（black matters）抗议运动兴起时，美国很多城市有拆除雕像的行为，其中就包括哥伦布的雕像。
这种行为可能有点激进，但从另一侧面，你会知道很多美国人认为现代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起源，就是由“发现”美洲带来的，所以哥伦布又变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政治符号。
美国巴尔的摩市的抗议者推倒哥伦布雕像。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国家也有过一段对哥伦布的讨论，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位历史学者争论哥伦布到底算是资产阶级的先驱、还是殖民主义的海盗，这也体现当时时代的思潮。所以历史评价很难做到客观，因为评价都是指向当下的。像所有的历史符号一样，哥伦布是被我们人为建构起来的。把它拆解掉，才知道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非常复杂，很多矛盾都被后世的叙述遮蔽、掩盖掉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西方对中国、对东亚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变清晰的？
宋念申：变清晰了吗？我觉得到今天都不清晰。也许并不存在从模糊到清晰这个过程。我们老觉得知识的积累会增进理解，但很多时候信息积累越多，误解就越多。在意识形态高涨的时代，所有的知识都会被用来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人类到底能不能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现在觉得很难。理解不是加深沟通就行了。我在书里面着重提出一个概念，投影（projection）。这个词既指地图绘制中的投影法，也指对于对象的投射。在别人眼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认识对象，不管他说中国好还是坏，有时跟中国本身无关，而是观察者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中国身上，以得出想要的答案。
伏尔泰
18世纪之前，耶稣会士介绍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人文情况回欧洲，当时的一批人文主义者，像伏尔泰，就把中国当成改良法国社会和欧洲社会的良药，加入很多他自己的理解进去。到了孟德斯鸠，完全转了一个角度，中国变成一个专制的形象。哪个对、哪个不对呢？我觉得都不对。这其实跟中国没有关系，是欧洲人描述自身的某种镜像。
就像我们要把一个三维的球面铺在二维的纸上，无论如何都要变形。相对距离、形状、面积，你只能强调其中一方面的准确，没有办法让所有要素都准确。
理解他者，最好是深入到里面去，像他一样去思考去感受，也许这样可以减少投射所产生的误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人文主义者。但这时候和你最初的目的——以一种异质文化眼光去理解对方——又不一样了，你成为他生活环境的一份子、彼此融合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书中提到，欧洲人到很晚的时候，还是认为中国之外还有一个鞑靼？
宋念申：所以中国和China这俩词不完全对应。蒙古西征以后，欧洲对于东方的构想中，一直存在中原和草原族群的分野。China在欧洲语境中仅仅指说汉语的人，他们在中原、长城以内标上China，长城以外的标为Tartary（鞑靼）。直到明清易代，China加上Tartary，这整个的叫Chinese Empire。欧洲的地图上一直如此。
Empire（帝国）一词在欧洲语境中追溯的是罗马帝国。因为empire是指多元性的国家，强调有不同的族裔。我们中国人构想国家从来不以族群为单位，而是以文化为单位，“华夷”就是这个概念。但欧洲就是以语言、血缘、人种来划分。
史学界有对“新清史”的批评（新清史强调“满洲”与“中国”对立），其实新清史的思路不是现在才有的，欧洲传统的认知方式一直是这样，这是一个认知差别。在我们这，中国这个国家，不管是元还是清，都是多语种的。
《制造亚洲》北京分享会。
潮新闻·钱江晚报：地图下的亚洲史梳理，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文明互鉴有什么思考？
宋念申：就是我说的关于多样性的思考。文明互鉴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是不是文化多元主义？欧美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形式上是尊重不同文化，但在实践上变成了身份政治——首先要确定你是什么类别，比如是印第安人、黑人、亚裔、还是白人？先把这个身份固定下来，然后再讲“多元”。那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像马赛克似的、各自拼起来，理想状态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样一种拼贴的方式，其实非常不自然。因为人永远是在不断交往、融合过程中。比如我们汉族，汉族是什么，是历史上不同族群的融合的产物，没有纯粹、单一的那个“汉族”。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因此我们当下同样要尊重多元，最后的指向是尊重一种变化流动的多元性，而不是把“多元”固定成一个完全不变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亚洲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想象亚洲空间的意义。
亚洲的多元性、杂糅性始终非常强烈，亚洲内部的人种，文化、制度、语言上都特别不一样。但恰恰是这种相互尊重基础下的多元性，既尊重多样性、又指向交流、交融，你借鉴我，我借鉴你；我的话里夹杂你的口音，你的话里夹杂我的方言；我的文化里有你的文化，你的文化里有我的文化。而不是我用强势的文化去征服你，把你的生活习惯全部改变。就像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泡油条，这个应该是人间的常态，而不是咖啡只能配蛋糕，油条只能配豆浆。
所以在今天提倡重新想象亚洲，也是要反思：人类真正的普遍性在什么地方？我们既要强调多元，同时这个多元又不是固定不变。这可能是构想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更好的方式。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