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浪下的小学》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译
新经典 | 文汇出版社出版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尽管拥有周密的避难措施，大川小学的师生却几乎全部遇难。
记者帕里花费六年时间追踪调查，真相却让人感到困惑。孩子们在5分钟内就有序疏散到了操场，却在接下来的51分钟里默默等待着海啸的来临，最终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直直地朝巨浪走去。
大人说，待在学校是最安全的。校长说，一切都按照应急计划进行。老师说，我们在等待上级指示。老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海边。74个孩子死了，没有人是恶人，也没有人最终为此事负责。
没有人做错什么，也没有人做任何多余的事情，每个人的恪尽职守竟是悲剧的源头。孩子们就这样死了，谁应该为系统的失败负责？那些不甘心的人们在泥水中共同挖掘出这场悲剧的真相：对集体绝对服从的社会就是一场自然灾害。
图源：富士电视台
在日本，没有理由不为地震做好准备，所以在我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我们也已经根据建议，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办公室里没有放置较重的相框，书架和文件柜也都固定在了墙上。因此，除了一些掉到地上的书以及物件整体上的移位，办公室内一切井然有序，连最重的物品电视机都寸步未移。我的日本同事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已在播放相同的画面：一张日本地图，其太平洋海岸标示着不同颜色的色块，红色表示极有可能发生海啸，震中地区用一个十字标示了出来，位于地图的右上角——本州岛的东北部。过去几天，这片被称为Tohoku的区域群震频发。
我一直在拨打F的电话，但一次也没拨通。问题不在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是因为日本东部的每个人都在使用手机。我用座机拨通了保姆的电话，她在帮我们照顾19个月大的女儿。她们俩仍躲在餐厅的桌子下，惊魂未定，但好在没有受伤。当我最终拨通F的电话时，得知她也在办公室，正在清理相框掉落在地上的玻璃碎片。我们的通话时断时续，因为就在主震过后几分钟，我们各自所在市区又开始经历余震。
因为电梯暂停使用，我走下9层楼梯去查看附近商店和办公区的情况。表面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破坏。一家老式理发店门前的条纹彩柱略有倾斜，一扇橱窗的平板玻璃上有裂缝，一面石膏墙穿了个孔。街道上挤满了从办公室疏散出来的上班族，很多人头上戴着日本公司为应对灾难准备的白色塑料安全帽。在拥挤的城市建筑物上空，远远地可以看到东面有一道黑烟，那是一家炼油厂起火了。后来，一些报道让人觉得地震仿佛让东京经历了一场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大家都体验了一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震撼。但这些报道都在夸大其词。日本的现代工程学和严格的建筑法规，经过几个世纪的地震破坏后已发展成熟，在这次灾难中也经受住了考验。一阵短暂的警报过后，是长达数小时的通信中断、各种不便和百无聊赖。但是大家普遍的表现是无奈接受现实，而非惊慌失措。
一家老式瓷器商店的主人连一个盘子都没有损失，这家店里一个花瓶可都要卖5000英镑。我们跟几位身着和服的年长女士聊了几句，地震发生时，她们正在附近的歌舞伎剧场观看一场演出。“他们刚开始表演最后一幕，观众都尖叫起来，”其中一人说，“但演员继续表演，没有丝毫犹豫。我以为震动很快会平息下来，可它一直持续不断，所有人都起身向大门涌去。”著名歌舞伎演员尾上菊五郎和中村吉右卫门等头牌明星则在观众逃离时深深鞠躬，为中断表演致歉。
……
回到办公室，我们再次打开电视。日本财力雄厚的广播公司都已调动飞机、直升机和各种人力展开报道。国外电视台也在滚动播报地震灾情，有线新闻制作人都被这种可怕事件激发出了干劲，而且几乎毫不掩饰对新闻的渴望。我开始为我们报纸的网站整理报道，试图从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互联网、传真和电话的图片、声音和文字中理出头绪。但事实仍然模糊不清，令人沮丧。地震来了，又走了，人类的反应显然十分到位：首相办公室组织成立了灾难应急小组，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都已关闭。目前为止造成了哪些实际损失呢？有几起火灾报道，包括炼油厂那一起。可是就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地震学家甚至无法就震级达成一致，震中所在地东北沿岸更是悄无声息。
伤亡人数极难确定。晚上6:30，电视新闻报道称有23人死亡。但到了晚上9点，这一数字上升到61人，午夜过后，各大通讯社报道仍称死亡人数为64人。显然，随着通信逐渐恢复，具体数字还将继续上升。这种情况通常会催生一种非理性的悲观情绪，人们会倾向于相信最糟糕的可能性，而最终结果很可能没有那么坏。
……
截至目前，东京尚无人员死亡的相关报道。我预测东京可能会有二十几人不幸遇难，而日本东北地区可能有数百人遇难，但不会更多。不会出现大规模伤亡。
现在已经有几段航拍视频记录下海啸来临的那一刻，但反复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从仙台市南部的名取市上空拍摄的。摄影师从陆地而不是海面开始取景，一开始展现了暗沉冬日下的稻田景象，接着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正向大地袭来，那看起来就像有生命的东西，像一只长着棕色鼻子的饿兽在大地上狂奔。它的头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浮沫，地面上所有汽车都在它的背上浮动。它移动的时候似乎还冒着烟，躯体不像水或泥，更像一种固态蒸汽。接着，可以在画面中看到一艘大船在陆地航行，距离大海有数百码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面上那些铺着蓝色瓦片的房子表面上看虽然还很完整，屋顶却跳动着橙色的火焰，一幢幢房子都在洪水泛滥的陆地上转圈。这个怪物把道路变成河流，又将其吞没，然后又去更多的田地和道路肆虐，朝着村庄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呼啸而去。一个司机在它前面加速，拼命逃跑，直至汽车和车上的人被海浪吞没。这是已知在日本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也是地震学历史上严重程度排到第四的一次强震。它的猛烈冲击使地轴偏移6.5英寸，也让日本向美洲大陆移动了13英尺。而在随之而来的海啸中，有1.8万人失去生命。海啸最高时达到120英尺，导致近50万人流离失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个核反应堆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整片区域，这是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高达210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造成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
这也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危机。它终结了一任首相的政治生涯，也促成了另一任首相的登场。海啸造成的破坏扰乱了世界上一些巨头企业的生产。核灾难则导致供电中断数周，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也因为如此，日本剩余的全部50个核反应堆都被关闭。同时，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反核游行，福岛核泄漏事件还让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政府纷纷放弃兴建核电站。
核电站附近的土地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将受到污染。被海啸摧毁的村镇可能再也不能恢复原貌。在远离灾难现场的人群中，痛苦和焦虑仍以无法想象的方式悄然扩散。有农民因为突然无法出售自家的农产品而自杀。无辜的电力公司工人发现自己成了责备和歧视的对象。恐惧生根发芽，对于看不见的毒物的恐惧在空中飘荡，在水中流淌，甚至有传言说母乳也有毒。外派来日本工作的人更是极度恐慌，他们的家庭、公司和大使馆甚至撤离到距离东京14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10楼的办公室里，无法得知外界传来的种种消息是否属实。但第二天早上，事实已显而易见，那时我正开车从东京前往沿岸受灾地区。我将在日本东北地区停留几周，沿着这片被洪水淹没的狭长地带展开探寻，有些地方纵深达3英里。我探访了一家医院，那里的病房晚上都用蜡烛照明。就在距离医院100码的地方，熊熊燃烧的工业油罐火光冲天，给这片区域增添了一种末世气氛。我看到有的镇子先被洪水吞没，后又遭火焚；汽车被巨浪掀起，然后重重跌落到高层建筑物的屋顶；钢铁远洋船舶竟停泊在城市街道上。
我小心翼翼地进入核电站附近幽灵般的禁区，那里的奶牛活活渴死在地里，成群的宠物狗住在废弃的村庄里，正逐渐变成野狗。我穿着防护服，戴着面具和手套，孤身走进受损的电站。我采访幸存者、被疏散人员、政治家和专家，每天报道日本当局迟缓且收效甚微的救援行动。我为报纸撰写大量文章，发了数百条声嘶力竭的推文，接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所有这些经历仿佛一场混乱不堪的梦。
那些在战区和灾区工作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习得一种从事件中抽离出来的本领。这是一种职业需要：如果轻易就被这种死亡和痛苦的景象压垮，那没有哪个医生、救援人员或记者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获得这种本领的诀窍在于收起同情心，不要把每个人的悲剧当成自己的悲剧，而我已经掌握这一窍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但关键是我自己不能被吓倒。
“一切都在转瞬间……一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情突如其来，而我们能做的仍然只是想象，”菲利普·古雷维奇写道，“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想象真实的特殊必要性。”构成灾难的事件是如此多样，其影响力也如此巨大，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在进行公正的报道。它就像是一个形状怪异的巨大包袱，没有任何边角或可抓握之处：无论我尝试多少种不同的方法，都不可能把它从地上提起来。随后的几周里，我心中涌动着惊愕、怜悯和悲伤的情绪。但在麻木的抽离过程后，我就完全忽略了这种不安。
日本福岛废弃学校（图源：视觉中国）
很久以后，在海啸发生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才听说海岸边一个小社区里发生的意外悲剧。那个社区叫大川，位于日本一个被遗忘的地方，那里群山环绕，稻田遍地，靠近一条大河的河口。我来到这个面目模糊的地方，停留了几周。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遇到了很多幸存者，听说了很多有关海啸的故事，但只有大川让我回去了一遍又一遍。正是在那里，在那所学校中，我才真正学会了如何去想象。
（本文节选自《序言：固态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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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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