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1日，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科恩在打字机上敲下《中世纪的王权与抵抗权》一书的时间落款时，他一定想象不到这本书的主旨内容，会在数日之内就将为欧洲新的现实碾碎，王权/君主制从此在欧洲彻底没落，“抵抗权”也将被时代赋予全新的意义。席卷欧洲的大战打落了四顶最大的王冠（德、俄、奥、土），标志着中世纪漫长投影在20世纪的最终消亡。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1914年8月4日英国议会对德宣战之后“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们再次被点亮”的哀叹一语成谶，维也纳会议之后的百年和平毁于一旦，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丧失了世界霸主地位，直至今天仍未恢复。英国纪念一战的阵势一直要大于纪念二战，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二战不过是一战的延续，而正是一战摧毁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
超级黑天鹅事件：聚讼不休的一战起源论
站在1914年春天的时间节点上，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欧洲即将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酷烈战争。1914年1月，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到德国大使馆用餐，这是1870年以来的第一次，外界认为这是法德关系缓和的重要信号，两大阵营的势均力敌反而会形成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而在头一年的1913年5月，英王乔治五世还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柏林，参加他们共同的表侄女德国公主的婚礼，英德俄三国君主也是三个表兄弟“无拘无束地讨论政治”。用英国驻德大使戈申爵士的话说是“德国人极为慷慨好客，婚礼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914年伊始，欧洲各大国的相互关系正在缓和，至少要比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要和平得多，两次巴尔干战争也刚刚结束。以后世史家老生常谈的“英德矛盾”而言，此时的英德关系也在逐渐转暖。比起英德之间的矛盾，英国国内的爱尔兰问题在那个夏天才是英伦三岛更为关注的萧墙之忧。
1913年夏天，英国刚刚出卖传统盟友葡萄牙，将其非洲殖民地转让给了德国；1914年夏天。英德也就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达成了协议：英国不再反对修建这条铁路，德国人也同意尊重英国对巴格达以南地区的控制（包括沿海地带）；1914年6月，牛津大学还向德国驻英大使授予了荣誉学位。
换句话说，1914年8月爆发的这场战争，在当时是一场小概率事件。“萨拉热窝的火星点燃了遍布欧洲的火药桶”固是事实，但这些火药桶在1914年之时反而一度显得安全。丘吉尔在回忆录里承认大战前的最后几个月“异常平静”，爱德华·格雷则表示“1914年初的几个月里，国际的天空似乎比以往更为明净了”。1914年6月30日，一支来访的英国舰队刚刚离开德国基尔港，德国人发出“旅途愉快”的信号，英国人则回以“昔曾为友，永远为友”的祝愿。
一战是一场“超级黑天鹅事件”，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是一场“超黑色飓风”。这是同时代不少人的共识，而非后世想象的那样“不可避免”。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满怀深情地回望战前的欧洲，细腻的文字令无数读者读后为之扼腕：欧洲是多么轻易而又突然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五周时间里，就从太平的黄金盛世坠入了黑暗的战争深渊。也正是这次超级黑天鹅事件造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极端的年代”，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一战爆发的责任究竟要怪到谁的头上？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是热门程度堪比一战本身的话题。长期以来，新闻界甚至学界都在如同“倒放电影”一样研究这段历史，希望能从支离繁复的历史脉络中找到决定性的因素。“德国罪责论”“俄国罪责论”“英德矛盾”乃至“塞尔维亚罪责论”都曾流行一时，“微观史学”甚至挖出了“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的中年危机引爆一战”这样的有趣理论。
抛开形形色色的“决定论”（determinism），当代历史学家至少对一战爆发原因达成了一项较为普遍的“多元论”共识：这是一次由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战争，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那些决策组成了一道因果之链，历史的诸多偶然性在螺旋升级之后酿成巨祸。比起“倒放的电影”，通往1914年的道路更像是一局电脑游戏的读档存档，稍微变换其间的一件事态，结局都会呈现出平行延伸的多种可能性。
同样地，比起单纯将战争爆发归因/归责于某国/某人的理论，学界也找到了跨越国界的更多成因，比如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等。但有一项因素在学界始终占据很高的出镜率：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事实证明，正是民族主义的野火燎原，成为大战爆发的一大催化剂。
历史深处的回响：民族主义的生长
传统观点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进程，从此民族国家便逐渐取代帝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主体。但事实上这个进程并非一蹴而就，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真正兴起是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而19世纪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民族国家，反而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竭力打压的德意志民族。
法国大革命前后兴起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欧洲乃至全球的民族主义写下了蓝本。法国人确立了三色旗与《马赛曲》的国家象征，将法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法国的文化艺术与历史传统也与民族主义相得益彰。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民众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重新定义了法国的国家身份和文化特征。并非法国本土出生的拿破仑·波拿巴，也以其文治武功巩固强化了这种民族认同。
拿破仑战争对欧陆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功莫大焉。在拿破仑兵锋所及之处，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等国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拿破仑建立的“意大利王国”让“国家统一”逐渐成为意大利精英层的主流思潮；法国的入侵刺激了德意志人形成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诞生了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样的标志性文本；而对被瓜分灭国的波兰人而言，拿破仑麾下的波兰军团就是重归故里的解放者。
维也纳体系的“反动”暂时画下了这股民族主义狂潮的休止符，但拿破仑留下的种子在19世纪仍然诞育了丰硕的果实：德国与意大利最终统一成为民族国家，巴尔干小国的新兴民族国家先后独立，民族主义思想也从一国散播到多国，冲击原先的多民族帝国。19世纪的欧洲，也是“民族主义的世纪”。
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问题其实就连权威的政治学著作与百科全书也无法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精确的答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民族主义”词条如是说，“一个民族……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情感与一种有组织的主张，而不是能被严格地概括的本质属性”。也正因为如此，“nationalism”也曾被译为“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显见其本身就存在着种种歧义。
民族主义属于一种“共同体建构”，“本质属性”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族类或族裔（ethniciy）定义，根据相对客观的血统与族裔属性构建认同，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也为这种“血缘论”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心理倾向等文化价值观认同（identity）建构，波黑的穆族/塞族之分，印巴分治时以伊斯兰教信仰建构的巴基斯坦国，都属于“文化价值观压倒族裔血统”的案例。近年来“基因检测公司测出现代土耳其人多为希腊裔血统，反遭土耳其人抵制”的新闻，也证明了“文化价值观”的威力不在血统之下。
而在这两大属性之外，近现代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两大建构方式。一是“国族”（nation），这是以“一块土地上的相同文化价值观人群建立了一个国家”而定义，其中典型的就是美国。尽管族裔各异，但“美利坚合众国”还是以其“美国梦”“机会之地”“自由之地，勇士之乡”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建构了集体认同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二是“国体/政体”（state），也即在同一个政府架构统治之下的民众，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这样的民族主义更接近于“国家主义”（statism），也是历史与现实中“多民族国家”常见的民族建构方式。作为对照，史上的奥匈帝国是“两个nation组成一个state”，而美国却是“多个state组成一个nation”，显示了这两种建构方式的不同之处。
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认为，民族是“想象”“建构”的产物，是对“我是谁”“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谁不是我们”这些“我者与他者”问题的回答。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快速完成民族建构有助于国家的近现代化，强劲的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也完全可以在经济、商业与体育等领域促进国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以贸易与合作改善各方的境遇。
如同顾拜旦在《体育颂》里深情讴歌的那样，“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也证明，各国都可以从自由贸易与相互依存中受益，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各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合作。
但在民族主义初兴之时，它更多地在政治、军事领域发挥作用。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又与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将人类社会划成三六九等，推崇”演化””进步”，赞美“强者对弱者的征服”，认为人类之间的残酷争斗不可避免。其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巨大，也慢慢地成为各国的上层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这终将意味着战争。
19世纪末的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也以此逻辑说服德皇与英国进行了海军军备竞赛。奥匈参谋总长康拉德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在书里这么说：“一个放下武器的族群就会将命运交由别人。”德国记者库尔特·里兹勒在战前的言论就更为露骨了：“各个族群之间永久而绝对的敌意关系是内在基础的公理。”
技术进步也为民族主义散播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凭借新兴的技术手段，民族主义在学校教育、大众媒体上一路铺开，并在新闻界、教育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进而影响政界与军界。认同自己是某国人而非某地区某乡村人，这在19世纪上半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还相对时新，但民族国家的认同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大兴，玛丽安娜（法国）、约翰牛（英国）这样的国家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遍地烽火的民族主义
公共舆论的渲染让民族主义节节上扬，由一国到多国，从民间到官方。“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个中代表，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都在19世纪突飞猛进。从理论而言，《德意志高于一切》《什么是德意志祖国》的歌曲高唱入云，特赖奇克等历史学家的学术构建也风靡德语地区；而就实践而言，1870年代的德国统一堪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阶段性胜利，德意志帝国成为跃跃欲试的世界霸权玩家，德皇与大臣们开始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与英法这些先发列强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
著有五卷本巨著《十九世纪的德国》的特赖奇克，是19世纪末影响了德国一代人的历史学家。他在柏林大学的课堂上公然表示，“史上的所有国家都自觉有动力在他们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将自己的主权标记盖在野蛮人的国家上面”，现在的德国已经足够强大；高出生率就是德国活力的展现，然而，德国与英国等帝国相比，占领的殖民地面积却是少得可怜，“因此，德国面临的严肃问题就是展现自身的殖民动力”。
特赖奇克在德国政界军界都赢得了许多拥趸，他的民族主义学说也迅速成为德国自上而下贯彻的国家意志。用一位德国官员的话说就是，“即便我们国内那些酒馆政治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萨摩亚是条鱼还是只鸟，他们也都会越来越大声地说，不管萨摩亚是个什么，那都是德国的东西，也必须永远属于德国”（萨摩亚是英德两国在争夺的一块殖民地）。
1890年普鲁士教育部颁布法令，要求学校的历史课要展示普鲁士国及其君主的伟大：“国民学校（小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小孩指出他们所受的种种恩典，这些恩典正是靠着国家统一、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得到了，也正是光荣的霍亨索伦家族历代君主的牺牲奉献和艰苦努力复兴了德国。”
德皇威廉二世对此完全同意。他在一次校长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培养民族主义的德国青年，而不是希腊青年或是罗马青年。”
相较于宿敌德国，法国民族主义的热烈同样不遑多让。自普法战争失利以降，民族主义的情绪就居高不下。1897年，参加法国高中入学考试的学生里有80%都认为，历史的功用主要是服务爱国主义。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丢失让两代法国人为之捶胸顿足，也是最好的民族主义教育题材之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最后一课》正是那个年代法国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的产物。
并非只有德法这对宿敌这么干，全欧各国的教育也都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各国纷纷不遗余力地展现国家的深厚传统，国家的悠久绵延，还有国家的光辉成就。英国人在1905年庆祝特拉法加海战100周年，俄国人则在1912年庆祝他们100年前在波罗地诺对拿破仑取得的伟大胜利。1913年，德国人的庆祝活动更为宏大，他们动用275000名体操运动员，庆祝演绎了1813年莱比锡战役的胜利。
民族主义既然已在公众舆论层面大行于世，也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国际关系。1912年，英德两国曾认真考虑终结海军军备竞赛，但是彼此之间累积的怀疑情绪与公众舆论的敌对都让这次努力化为泡影；德俄两个保守君主国本来有着良好的传统友谊，两国之间真正的利益冲突也不见得多于英俄之间与德法之间，但巴尔干民族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还是让俄奥关系与德俄关系恶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自19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渐渐退出欧洲，新的民族国家——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都成为俄国的潜在朋友。其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与黑山还是先天的斯拉夫族群，还与俄国共有东正教的宗教信仰。巴尔干民族主义与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则在欧洲埋下了更深的隐忧，也造就了最为现实的难题（1911与1913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并最终引爆了大战。
1909年上任的俄国驻塞大使尼古拉斯·哈特维希是个热忱的俄国民族主义者兼泛斯拉夫主义者。从1909年抵达贝尔格莱德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为“大塞尔维亚”的狂热支持者，很快也成了当地炙手可热的人物。从塞尔维亚国王到庶民，所有人都来请教他；他的书房每天从早晨开始就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塞尔维亚名流。甚至于在1911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夜，就在俄国外交部发来照会警告塞尔维亚不得轻举妄动之后，负责宣读照会的哈特维希竟然紧接着就与塞国领导人“谈正事”了。
哈特维希对塞国人传达的信息是，塞尔维亚领导层根本无需正视俄国的警告，行事也没必要过分谨慎。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对哈特维希很担忧”，但也无力撤换此人，因为“哈特维希夫妇在俄国宫廷与泛斯拉夫主义圈子里有良好的人脉”。英国驻保加利亚外交官在1911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夜就写道，“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都不相信，俄国会不做任何抵抗就抛弃自己数百年来的巴尔干政策，巴尔干诸国已经被俄国绑到了一起”，这段话不啻为对三年之后大战的预告。
这位哈特维希大使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1914年7月10日，哈特维希与奥匈驻塞大使餐叙讨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结果吃完饭就猝死了。这件离奇死亡事件加剧了俄奥关系的恶化，随之而来的种种阴谋论与敌对情绪，让最终的外交努力变得更为困难。
欧洲好不容易从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恢复到和平状态，就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一起掉落深渊。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无论是德国人全球争抢“阳光下的地盘”的殖民地争霸与海军军备竞赛，还是俄国人出于“泛斯拉夫主义兄弟情”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即便从技术角度来看对德俄两国也都是赔本买卖。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刷之下，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
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同样新兴的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的狂潮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全欧社会主义者还曾以大型的游行示威呼吁和平；但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之际，各国社会党就迅速抛弃了之前“团结一致促成和平”的立场，在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投票支持战争，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第二国际破产”，一起标志性事件为之做了注脚：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正是在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遇刺，凶手是狂热的法兰西民族主义者。这起死亡事件让法国内阁“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加速了法国下达总动员令。
最后一代贵族政治家落幕，新兴民族主义者上位
1914年欧洲各国的决策者也就只是寥寥数人，正是这批人的关键抉择带来了战争。这些决策者都是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战争？战争真的是他们的本意吗，或者说是在多方裹挟下的不得已之举？
诚如后世的笑谈那样，“一战前的欧洲各国君主都是亲戚，为什么他们还能打起来”。这种疑问虽然显得“幼稚”，但也切合欧洲的过往历史。长期以来，君主制在欧洲是绝对的主流政体，各国王室与贵族彼此联姻，“外国人来出任本国君主”很常见，民族国家仍非主流国体。说得粗糙一点，一战可以说是一群德意志贵族（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奥匈哈布斯堡王朝，英国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几个巴尔干小国也有若干德意志君主）与法兰西共和国彼此之间合纵连横的大乱斗。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短暂战争”也是欧洲战争的主流，王室贵族之间可以谈出和平。维也纳体系的成立与长期存在的“欧洲协调机制”（Concert of Europe）就是明证。但在19世纪末，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掌握了话语权，也逐渐渗透进入了军事与政治领导阶层。
欧洲各国在这一时期逐渐完成了“新老交替”：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政治家逐渐落幕，让位给了新一代的民族主义者。这批民族主义者要么本身就出身非贵族家庭，要么就也是不得不顺应民族主义潮流的贵族。以德国为例，军政要员越来越多地由出身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出任，比如海军部与总参谋部里的少壮派军官。他们逐渐取代了老容克贵族，并赢得了殖民联盟与泛德联盟这些民间民族主义团体的共鸣，上下互动地影响乃至主导德国的外交与国防政策。
贵族政治家与各国君主可以单独决定外交政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旧有的“秘密外交”“贵族外交”没能阻止大战爆发，1914年的历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几段历史细节在今天读来仍然耐人寻味：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英国王室向奥匈皇室发去真诚的唁电；沙皇在下达战争总动员令之后仍然反悔并希望和平，身边的军官考虑到俄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逆转，要求副官“砸碎沙皇的电话机”；哪怕是德皇威廉二世，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时刻仍然优柔寡断地“希望维持和平”。
战争爆发之际，各国贵族外交官的表现也很有代表性。德国向法国宣战之后，驻法大使与法国总理礼貌告别，空气中满是悲伤与遗憾；美国驻英大使在致总统威尔逊的信中说，“德国驻英大使是反战派，他完全失败了，这次会面是我一生中最可悲的经历”。
而最讽刺的历史事实是，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的斐迪南大公并不热衷战争，反倒是一个温和派，1913年巴尔干战争时还向他的外交大臣表示，“不需要放弃任何事情，我们都应为维护和平不惜一切代价！”这无疑是1914年夏天的一个悲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刺杀弗朗茨·斐迪南时，除掉了奥匈帝国里最可能阻止其开战的一个人。这个事实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在一个民族主义日益顽固的时代，即使没有战争，奥匈帝国这个二元制的多民族帝国也前路坎坷，很难保证不会突然土崩瓦解。
萨拉热窝事件堪称一次绝好的隐喻：老派贵族领袖被塞族民族主义青年一枪毙命，新兴的民族主义者抢班夺权，完成了对老派贵族领袖的新老交替。俾斯麦首相、索尔兹伯里爵士、维特伯爵与斐迪南大公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民族主义者掌权的时代已经到来，或是即将到来。
战争爆发之后，民族主义继续如魔影一般盘旋在欧洲上空。众所推崇的“圣诞节休战”只举办了1914年的一次，各国士兵在“为了法兰西”“为了德意志”的呼号下继续彼此杀戮；英国王室顺应民意，将他们的姓氏从德国老家的“萨克森-科达-哥堡”变成了“温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战后轰然解体，各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了一个破碎的中东欧，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国际问题，间接引发了二战，威尔逊主义倡导的“民族自决”在旧大陆带来的麻烦要多于表面上的好处；而至于战后德国迸发出的更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就是人所共知的历史悲剧了。
英德混血、传奇的世界主义者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在战后回望历史时深情地表示，“那些非常尊贵、老派、普世的事物，那个仍是农业当道的封建欧洲，那个由绝代佳人、优雅国王与联姻王族组成的世界，那个18世纪的欧洲与神圣同盟……这一切都如美人迟暮一样衰弱朽坏，终于消亡不再。”这段精彩旁白呼应了间战期（1919-1939）欧洲“西方的没落”的情绪，也为新时代的到来写下注脚：欧洲不再是老派的欧洲，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新兴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主宰了欧洲。而即便是凯斯勒本人，在战争爆发之后也迅速变成了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亲手参与了这个历史进程。
王兢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