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陵志丨泉籍尚书黄汝良苦心纂修《乐律志》

前几天，高考刚落下帷幕。考试期间，泉州交警部门温情执法，为考生出行提供便利，同时严禁各考点周边机动车乱鸣喇叭。其实早在明代，名臣黄汝良也曾在科举考场上整顿纪律，禁止催鼓打扰考生。对于考生的关爱，古今何其一致。另外，这位泉籍官员还是乐律研究的高手，他纂修的《乐律志》对后来各类乐志，实有垂鉴作用。

□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文 泉州晚报资料库/

明时，在泉州府城内立有一座“天卿学士宗伯国师坊”，明人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称太傅为“国师”，而这牌坊上既写“宗伯”又写“国师”，足见此人身份之尊贵了。据史载，该坊是为名臣黄汝良而立的。

黄汝良，字明起，号毅庵（后改号易庵），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泉州晋江安平（今安海）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黄伯善，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以诗赋古文著称，官至浙江衢州同知，有政声，仁泽流芳；父亲黄宪清，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举人，广东廉州同知，以清节爱民见称。黄汝良幼承庭训，有着良好的礼教，加上他天生聪慧好学，成年后渐为博学高才之人。

万历十三年(1585年)，汝良乡试中举；次年，参加会试，当时分校礼闱的就有晋江人庄履丰。汝良不负众望，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后来廷试为二甲第十六名，荣登进士第，不久入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与黄汝良同时登进士第的，还有他的老乡何乔远。

而后的岁月里，黄汝良历仕近半个世纪，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在晚明的官场中，汝良“立朝清节、屏斥中涓”，算是一位能“翻江倒海”之人，他还很长寿，享年93岁。这样一位“能打能扛”的大明要员，他的故事自然也不少。

万历二十年（1592年），黄汝良作为翰林院编修，奉旨前去册封赵王朱常清。结果朱常清欺汝良是个官场里的“生瓜蛋子”，态度十分傲慢，大大咧咧地踞坐着接见汝良，而且要他在殿外宣读圣旨。黄汝良也不惯着这位王爷，指出自己是代天子下诏，“天子无客礼”，今天必须要到殿内才能宣诏。赵王自知理亏，哪敢反驳。结果，汝良到殿内宣诏后，王爷打赏的礼物也不要，拂袖便走，只留下赵王尴尬得用脚趾抠地。

不久，黄汝良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明代，国子监兼有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双重性质。国子监内有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司业可视为“第二把手”。那时的国子监规模宏大，分南、北两监，各设在南京和北京。后来，黄汝良又移任北京国子监司业，算是把南、北两监都摸熟了，名望日重。不过，就在他担任北京国子监司业时，遇到了一件“奇葩事”。有一名监生仗着自己是朝内某权势熏天的内侍宦官的亲戚，在国子监里骄横跋扈、目中无人。黄汝良见苦口婆心的教育对这家伙不起作用，便决定要重重责罚他一下。没想到这名监生居然拿着宫内那位宦官的书信来见黄汝良，意图以势压人。汝良见状，不屑地说道：“国学四方观瞻，且司成无与中涓通书例。”意思就是国子监发生的事大家都看着呢，国子监也没有与皇宫内侍通书信的先例。说完将信抛在一边，照样按例责惩这名监生。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会试，黄汝良以少詹事的身份“知贡举，充任读卷官”。一般来说，明代会试有正、副总裁各一人（后增至一正三副），另有十八名同考官（又称房官、读卷官）。如果哪个房官选出了当科会元，那便是青史留名的事。

北京贡院是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这里监考很严，每位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夹带”。考生都有自己的考棚，考棚十分简陋，里面仅有一张桌子、一盆炭火和一支蜡烛。考生进入考棚后，要从外边把门锁上，这叫“锁院试贡”。外层围墙三重，有外棘墙、内棘墙和砖墙，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锁棘贡试”。待试题发下来，远处响起鼓声，考生开始答卷，因当时考棚没有钟表，就以点香来计时。万历年间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想出要在会试考试时，用击鼓的方式来催促考生。这种做法明显不妥，本来考生精神就高度紧张，冷不丁来一通鼓，胆小的都能被吓出毛病来。黄汝良在此次甲辰科会试时提出严禁催鼓，以免影响考生的文思。这样一来，为考生减轻了外界压力。

也许是因为行善事、交好运，这科会试在黄汝良的房下，真就出了会元杨守勤。不仅如此，杨守勤之前乡试时即为经元（注：科举制度中，乡试第二名至第五名称为“经元”），后来殿试还成了状元。经元虽不是解元，但也是五经魁之一，因此杨守勤同样被世人称为“三元及第”，他的家乡宁波慈城后来便为他盖了一座“三元坊”。消息传开后，不仅杨守勤出了名，连同房师黄汝良也是声誉远播。

由于学问纯笃，黄汝良被擢升为“东宫日讲官”，他每天引经据典，为东宫太子讲说历史。太子“喜动颜色”，极为满意。不久后，汝良升任北京国子监祭酒。

据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8》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黄汝良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会试任副总裁。是科会试，在总裁和同考官中，李廷机、杨道宾、黄汝良、黄国鼎四人均为泉州人，他们志节相同，为国精准选贤。是科所选俊士，后来不少成为名臣卿相，单泉州人就有张瑞图、杨道寅、林欲楫、苏懋祉、杨瞿崃、蔡侃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推选阁臣，李廷机、杨道宾、黄汝良三人同官又同邑，“并负时望”。不过当时阉党为祸日炽，黄汝良与之久蓄睚眦，于是言路有人谤射汝良，使他与阁臣职位失之交臂。目睹朝政日非，汝良即以母年垂暮为由，乞假侍养，没有得到批准。直至母亲去世，才获准回乡治丧守制，后来在家乡一待就是十几年。

天启元年（1621年），黄汝良在群臣交相推荐下，起复为南京礼部侍郎，后又北迁改任吏部侍郎，并被要求修纂《实录》，他竭力推辞不过，只得应允。天启五年（1625年），黄汝良出任南京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他受命编修神宗、光宗《实录》，但魏忠贤等阉党却编造了充满虚假内容的《三朝要典》，并要求汝良据此书来修纂《实录》。黄汝良对此大为愤慨，严加驳斥，表示要“持正据实”。然而阉党势大，汝良只得被迫致仕。

崇祯元年（1628年），思宗即位，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黄汝良上奏朝廷，提出要焚毁《三朝要典》伪书，校正《光宗实录》中不实之词，以重信史。表章上呈，得到赞许，诏封黄汝良为太子太傅，以原职南京礼部尚书起用。崇祯八年（1635年），黄汝良以年迈体衰，乞请休退归里。晚年居家，他仍然念念不忘国事。隆武二年(1646年)，郑成功在安平举义抗清，得到汝良的大力支持，“自倾仓廪以助军需”。是年无疾而终。

黄汝良著有《河干集》《野纪朦搜》《东宫大学讲章》《山居联句》《乐律志》等书。在他的这些著作中，《乐律志》显得尤为特殊。中国几千年来的礼乐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文化传统一贯寻求“天人合一”的大道，而乐律正是其中的重要因子。中国的“十二平均律”是由有“律圣”之称的朱载堉提出的（至晚于明万历九年，即1581年），该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包括钢琴）上，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但明代的律学（音乐学）研究成果并非只源于朱载堉。整个明代的律学研究有多种学说并存，也有多类著述留世，黄汝良的《乐律志》便是其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礼部尚书罗万化上疏请修《正史》得准，朝廷于是召集人才组成编修团队。第二年八月，史馆开馆，黄汝良名列编修，身怀“兴乐振礼”之志的他后被安排分纂《乐律志》。为了纂修该志，汝良“远搜近述，颇费苦心”。没想到的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皇宫失火，史馆遭回禄之灾，编修《正史》一事半途而废。黄汝良已经纂修好的《乐律志》四卷（乐事制作为首卷，乐舞服器为二、三卷，乐论为末卷）因此未能面世。

36年后的崇祯六年(1633年)，黄汝良在重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复将所纂《乐律志》（又称《昭代乐律志》）进呈明思宗，并作《恭进乐律志疏》云：“臣非敢言知乐，不过诠次旧闻，备掌故而已。今衰病乞身，即日去国，瘰旷无补，思效涓埃。谨将所纂《乐律志》缮写进呈，其间音容之节奏，律吕之调谐，沿革之异同，器数之繁缛，无不毕载。倘后来遇制作之期，或可备伶人之考据；当纂修之会，或可资彤史之编摩……”这时的《乐律志》体例有所变动：乐事制作仍为首卷，乐论改置为卷二，乐舞服器顺延为三、四卷。尽管《乐律志》稽考精详，对于乐论的重视也上升到了新的层面。可惜的是，这一年国内出现大规模的干旱、蝗灾，“亡饿盈野”，加上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边疆战事不断，可谓内忧外患。朝廷根本无暇治志。黄汝良的《乐律志》最终只是“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不过，到了清修《明史》时，清廷仍将《乐律志》全文取入，并补录朱载堉乐书内容，充作《明史·乐志》。黄汝良的《乐律志》终于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他在乐律学研究上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清道光《晋江县志》载曰：“汝良历仕几五十年，职列清班，凡关宗社大计，知无不言，忠君爱国之诚，始终不替。”

黄汝良出身于安平金墩黄氏一族。现今晋江安海镇区的南部，还屹立着一座安平金墩黄氏家庙，该家庙是泉南著名的祠堂，离古桥安平桥很近。黄氏家庙始建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后多次扩建。至明万历年间，曾由黄汝良主持大规模扩建，祠外还建了一座“接官亭”。安平金墩黄氏家庙曾在清顺治迁界中被毁，康熙年间复界后又重建。此后祠堂代有修缮。如今的安平金墩黄氏家庙厅堂宽敞明亮，流金溢彩，正中神龛雕镂彩金，供奉安平金墩黄氏列祖列宗牌位，庄严肃穆。厅堂上方四周牌匾高悬，赫然夺目。其中就有为黄汝良而立的“尚书”“四代一品”匾额（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因之而被赠封一品）。

黄汝良居乡多年，关注民生民瘼，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他曾与李一楫、黄克缵、史继偕等人捐俸鸠金，修缮了晋江县学；泉州知府姜志礼在泉州大地震后，修缮洛阳桥，绅士颂述其政，特撰《实政录》，黄汝良为之作序；尊师重教黄汝良亦不落人后，晋江名臣庄履丰去世，其《梅谷集》便由门人黄汝良编纂，汝良还亲为之序；安海白塔在安平桥西桥头，古称瑞光塔、西塔。明万历年间黄汝良重修该塔，并为之易名“文明塔”。

在明代安平，有两座与黄汝良相关的牌坊，一为“宗伯国师天卿学士坊”，与泉州府城内的那座一样，是为展示汝良的尊贵身份；另一座是“名时科第坊”，为黄氏祖孙父子伯侄兄弟（进士黄汝良、黄志清，举人黄伯善、黄国宠、黄锡、黄宪清、黄居中）而立。

黄汝良酷好作诗，曾结集出版《山居联句》。他在南安一片寺留下了《题一片寺》诗：“石屋乾坤永，神工结构真。上方窥万井，下界坐千人。摄屐宁知险，振衣已出尘。蹁跹双鹤迹，仿佛在嶙峋。”形象而又逼真地描绘出了一片寺的奇、险、美。对于他的文采，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也是称赞有加：“明起之学渊源父祖，胸富万卷，志在千里。异时词林诸臣有相倾相挤以求柄用者，明起处之恬如也。”曾为阁臣的史继偕则云：“先生（汝良）之文如其人，如其官。盖清庙明堂冠冕珮玉之体，而沃宸听章国猷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