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观望，搞不懂为何美国人还自以为是世界老大。”美国《纽约时报》6月13日刊发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撰写的评论文章。韦特海姆在文中形容，美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自身声望，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像一个世界领袖，更像是一个拉帮结派的帮派头目，沦落到一边倒地支持自己偏爱的一方，去对抗日益团结起来的对手，而且糟糕的是，其他国家们并没有纷纷站到美国一边。
他认为，为了重新获得全球领导力，美国更应当向世界展示解决问题和实现和平的意愿，而非执着于打击敌人或支持盟友。
6月13日，意大利G7峰会首场会议。媒体指出，在美国的撺掇下，“中国成了首要议题”（视觉中国）
在这篇题为“美国已不是世界老大”的文章中，韦特海姆开门见山地提到，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四年后，拜登本应帮助美国恢复全球的领导地位。如果从华盛顿的诸多传统标准来看，“拜登做到了”。“然而，全球领导力不仅仅在于支持朋友和击退敌人。真正的领导者不仅能保持领先地位，还能解决问题、激发信心。”韦特海姆说，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连装都不想装，但正是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员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今天美国的国力处境才会格外令人震惊。
在冷战结束的数十年来，美国从未如今天这般不像一个世界领袖，而更像是一个派系头目——沦落到捍卫自己偏爱的一方，对抗日益团结起来的对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观望，搞不懂为何美国人还自以为是世界老大。
韦特海姆回顾，当俄乌冲突爆发后，一种熟悉的兴奋感传遍了华盛顿，好像经历了数十年来引发质疑的战争行为后，美国将再次成为全球好人，团结世界抵制克里姆林宫对法律和秩序的公然冒犯。
文章称，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白宫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使乌克兰得以防御，组织了盟友的援助，并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说俄罗斯这场冲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么这场冲突也给美国造成了战略挫折。
在韦特海姆看来，美国的举动不仅让对手团结起来，也没能完全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
文章声称，美国现在必须与“愤愤不平、不可预测”的核对手俄罗斯进行抗衡，更糟糕的是，中国、伊朗和朝鲜已经开始联手共同抵制美国的全球霸权。
对于美方屡屡恶意炒作所谓“中方援俄”话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14日表示，美方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指责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正常贸易，完全是在制造话题，转移矛盾，推卸责任。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中方进行攻击抹黑，停止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和无理打压。中方也敦促美方能够真正为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作出积极努力。
当地时间5月10日，乌克兰哈尔科夫遭到俄军导弹攻击（视觉中国）
事实证明，这种“反美同盟”已经强大到足以减缓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效果，而且也正在增加美国维持军事主导地位的成本。俄罗斯直接与六个美国有条约保卫义务的国家接壤。文章称，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在准备应对所谓“中国大陆攻台”。虽然还不至于说美国已经处于劣势，但的确是捉襟见肘了。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没有纷纷涌向美国一边。大多数国家可谓各打五十大板：对俄罗斯的行动和西方的反应都提出了批评。拜登也没发挥出任何积极的作用，他将这场冲突称作“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几乎看不到他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
拜登似乎是在要求其他国家加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斗争。除了美国的盟友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孤立中国大陆将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自2022年以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有所改善。
文章认为，对拜登政府而言，本轮巴以冲突来得非常不是时候。拜登对这场灾难的回应是全力投入，他选择立即承诺支持以色列无情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向以色列提出获得美国援助的条件——找到一个保护平民的战略。拜登选择跟随而不是引领，他只能在自我强加的旁观者位置上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不满。在一场决定性的冲突中，美国居然做到了既软弱又专横。美国在声誉和安全方面付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显现。
5月9日，上万人在瑞典马尔默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巴勒斯坦（澎湃影像）
不久前，美国还曾试图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斡旋，提出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条件。美国利用外交手段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用奥巴马的话鼓励沙特人与伊朗对手“比邻而居”。现在，拜登政府显然只想巩固一个反伊朗集团。作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回报，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条约承诺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沙特王国。如果这项协议得以实现，给中东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使美国进一步卷入地区暴力的可能性却大增。
“一部分问题在于，拜登总统倾向于过度认同美国的合作伙伴。”韦特海姆说，在是否寻求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拜登听从了乌克兰的意见，并避免与乌克兰不可妥协的战争目标相抵触。他在公开怀疑以色列的战争计划的同时，又加快对以色列的援助。拜登还四次放话称要“保卫台湾”，超过了美国官方为提供武器支持但不一定为其而战的政策。拜登的前任们并非总是如此一边倒，在美国是否会为台湾而战问题上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
拜登的直觉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的错误。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将全球领导地位与军事优势混为一谈。美国当时确实牢牢掌握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它可以放心地扩大军事影响力，而不会遭到主要国家的致命反击。“世界不再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克林顿在1997年宣称，那一年他在大张旗鼓地支持北约东扩。“相反，现在我们正在与曾经的对手国家建立联系。”
但建立关系从未消除对彼此的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继续高度重视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历届政府扩大了美国的联盟，频繁发动战争，旨在传播所谓“自由民主”，希望潜在的竞争对手能够接受他们在美国秩序中的命运。如今，这种天真的期待已经不复存在，但主导地位的条件反射依然存在。美国继续扩张到更远的地方，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反过来又引诱华盛顿加倍努力，而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后退。这是一场失败的游戏，美国人将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花更多的钱来继续玩下去。
文章称，为了重新获得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向一个疑虑重重的世界表明，它希望实现和平，建立复原力，而不仅仅是让敌人失血或支持盟友。当然，这一切都不会容易。但比较一下其他的选项。只领导世界的一个派系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焦虑的跟随者。这让美国人在中东、欧洲和亚洲永远处于战争的边缘，担心任何一个地方的失利都将在所有地方引发连锁反应。
“然而，把如此多的全球安全押在一个国家过度承诺的意愿上，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真正的领导者知道何时为他人腾出空间。”韦特海姆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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