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构重振市场信用，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信念问题。
央行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有几大看点：一是5月新增社融20692亿元，同比多增5132亿元，略超市场预期，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债券融资进度提速，当月新增12253亿元，同比多增6682亿元，对冲了5月新增贷款偏弱局面，即5月新增贷款9500亿元，同比少增4100亿元。其中，居民贷款新增757亿元，同比少增2915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从4月的负增长转为新增514亿元，同比少增1170亿元，这警示“5·17”楼市新政尚未取得明显效果，还需假以时日。
二是M2、M1同比再次下探。M2同比增长7.0%，较上月下行0.2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存款负增长8000亿元，同比多减6607亿元。企业活期存款下降，导致M1同比下降4.2%，M1持续走弱和M2-M1剪刀差走阔，警示企业正常经营压力存在增大风险，企业自身信用紧缩依然突出，急需打破这种紧缩螺旋。
必须指出，金融总量等同比指标，确实对金融资源支持成效的衡量不够准确和严谨，对其淡化处理有一定必要。这是因为总量等宏观感知与个体的微观感受，并不具有替代性。不过，M1负增长和M2-M1剪刀差走阔等宏观上的统计，具体到个体感受，则更需要重视。
如5月票据融资收窄4809亿元至3572亿元，5月末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同比下降13%，警示实体经济作为整体的新增经营活动现金流呈边际递减态势，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前实体经济能保持稳中有进，金融系统提供的筹资活动现金流效用显著，若没有金融系统支持，很多企业可能面临生存考验。
当前给经济以定海神针的是政府财政对市场信用的重构和重整，这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和担当。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体量已达百万亿级别，很难单纯基于建设型财政政策的单一信用输出进行支撑，而是需要加快推进有限财政资源的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以提高财政资金的市场信用杠杆撬动比率。
事实上，面对创新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建设型积极财政政策的适用空间相比过去可能有所收敛。这是因为政府和国企，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最适用于在确定性场景下进行类债券类投资安排，而目前的经济生态是属于可能性场景，是完全市场主体的“猎鹿范围”。
为此，当务之急是要重构合理化的信用体系，组织协同配合战，而非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突围战。这就要求明晰政府、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各美其美。
当前，要增强广义积极财政政策在重构重振市场信用的积极作用，需协调好市场主体的安全感和空间感的关系。就安全感而言，政府和国企最需布局的是补短板和精兵简政：一方面，要将重点放在构筑和健全防护型保障体系上，强化公共民生投入，为市场主体提供完善的公共社保福利体系，以增强整个社会的试错容错能力，及经济社会的风险可承载能力。这方面之所以将国企与各级政府归为一类，是因为在公共社保福利补短板方面，国企需担负起更大责任。
另一方面，当前要落实政府过紧日子，核心之一就是各级政府应推进精兵简政改革，这既可节约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又可为给市场主体更多空间提供现实保障，因为精兵简政，是对市场主体放权和放活的行动突破口。
就空间感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基于市场化的各项改革，为市场主体松绑，让权利在市场中获得更多自主配置资源的自由，真正有效落实法无禁止即可为。因为市场主体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自由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整个经济社会投资边际收益率，而边际投资收益率是市场信用施展的指向灯，决定着市场消化吸收风险的深度、广度和烈度。因此，市场的空间感决定市场信用杠杆化程度。
暂劳永逸，无为而治。当前中国信用的重构重振，既需构筑防护型保障体系，增厚经济社会风险可承载能力和试错容错能力，也要在为市场主体提供市场空间感方面，用放权和放活构筑起分工清晰、协同配合的多层次市场信用生态体系，提高经济社会体系的风险消化吸收能力。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