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女郎，刘亦菲演大美女，一切都成立了

“只有刘亦菲来演‘大美女’，我服”。

由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开播，刘亦菲饰演的黄亦玫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弹幕忽然变得密集，间杂诸类感慨。

近年来，国产剧热衷于设置倾国倾城的“大美女”人设，却总是难找到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形象。一些饰演“大美女”的演员，美则美矣，却总感觉差些什么。

美与美有区别，个中要义在于故事性。真正的美是无关他人的，是自足且自洽，自知且自信的，不需要迎合外部世界规定的审美去改造自我，也不会作出扭捏讨好的姿态。

《红高粱》里坐在花轿里冷眼观人世的巩俐，《笑傲江湖》里江面饮酒的林青霞，《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从恶意与偏见面前走过的玛莲娜……美不必然只给她们带来荣光，也可能带来悲惨，但美就是美，不为任何人与外界变故而扭曲。她们尊重自己的美。

其实哪有“美而不自知”的美，想象一个美人既愚钝，又盲善。唯恐自己的美冒犯了他人，唯恐自己呈现出半分骄傲与得意。这一赞颂，是“红颜祸水”论的配套诅咒。

黄亦玫就是这样一朵玫瑰，艳丽、骄傲地开，不怕扎伤他人，但也从不会主动扎伤他人。她会因为美貌而幻想，而得意，但那是一种轻飘的、附属的得意，在她自己的学业与事业野心之外，如同一阵风捎带着掀起的一绺花叶香气，扭头即忘。

刘亦菲演得真像一朵红玫瑰，恣意生长，鲜艳欲滴，为情所困，似乎也只需要为情所困。

在香港言情作家亦舒笔下，主人公们总是不缺美貌和金钱，他们的故事，无不散发着一股精致的小资情调。男男女女谈恋爱，要去浅水湾喝下午茶。留学一定是在英国，女主角邂逅的不是律师就是建筑师。

与同期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不同的是，亦舒有意识地为她笔下的女郎们设置一些“独立精神”。最常见职业女性、天赋型才女，不过，她们的烦恼，也很少围绕世俗的物质和工作。

在这当中，《玫瑰的故事》像是一部提纯版，一个毫不遮掩的美人，热烈大胆的情欲。美貌到底可以给一个女性带来什么？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能回答以上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次，亦舒的改编便有了成立的基础。

亦舒的原著里，女主角大名就叫黄玫瑰，更直接，更浅俗，如玫瑰一般张扬艳丽，毫不遮掩。她的哥哥黄振华开篇明义：“我再也没见过比玫瑰更像一朵玫瑰的女孩子。”

可作为玫瑰故事的叙述者，黄振华也不客气地对这个妹妹作出评价：“我早说过她是个没有灵魂的人，少替她担心，她的心智低，根本不懂得忧伤，她的世界肤浅浮华，就如她的美貌，只有一层皮。”

玫瑰本是温室里的玫瑰。小说里，她出生于香港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请佣人，学艺术，父母与哥哥至少都颇有成就。作为父母的老来得女，玫瑰从小备受恩宠，没吃过什么苦，只需要享受因她神魂颠倒、为她前赴后继的狂蜂浪蝶者的追求。

玫瑰长到十七八岁，家里三天两头有男孩子打来电话，送来礼物。对此，玫瑰已见怪不怪，她习惯了受人追捧，受人殷勤。她像一阵风，毫不在乎自己给他人带去了何等的海啸。

她从不回避男人的追求，但也从不轻易答应他们。在玫瑰的世界里，美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她愿意炫耀它，但并不会顾虑它给他人带去怎样的波动甚至是海啸。那些都不关她的事。

在一个真正的美人这里，“一见钟情”是不成立的。男人对玫瑰见色起意，走火入魔，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玫瑰平等地瞧不起大多数对自己奉献殷勤的男人，同时，她还抱有一丝少女天真和调皮的捣蛋心思。剧中，追求者送到家里的玩具熊，她看一眼便忍俊不禁：“这像大哥”。

剧版的黄亦玫有着相较于原著更优越的初始条件：北京土著，父母都是清华教授，哥哥是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可以学自己喜欢的艺术，还没毕业就有哥哥帮忙找实习……然而，或许为了符合现实观众需要，剧集赋予了黄亦玫原著里并不明显的清醒头脑和女性意识。

哥哥的同事周士辉热烈追求自己，甚至不惜与相恋七年的未婚妻决裂。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令玫瑰所不齿。但她并未道德至上地避嫌，而是冷眼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在她眼里，这些都是一个负人负己的男人的小丑行径。

周士辉同女友关芝芝悔婚后，面对心碎女人的诘问，玫瑰只觉好笑：“他（周士辉）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

玫瑰不是笨蛋美人。她清楚自己的美，也因此更能看清靠近自己的人都是为什么而来。美貌没有冲昏她的头脑，反而赋予她更加清醒、理智的判断力。

同时，她对仍对周士辉怀有期待的关芝芝亦不齿：那样一个男人，轻而易举背叛你，你为何还要对她心存留念？

在玫瑰看来，一个男性值得自己喜欢，只是因为他自身的魅力，而绝不能因为责任感、家庭承诺或事业心这类世俗的东西。

以今天的语境看，这毫无疑问是某种女性主义的独立思想。但放在玫瑰身上，这份洒脱和决绝，并不是社会化训练得之，而是原生的美貌和家庭环境带来的。

美貌不是原罪。美是一种资本，一种特权，诚如柏拉图所说，“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美乃是因为拥有美”。可既是特权，就容易被滥用和误判。古往今来佳人佳话，美貌常常被塑造为双刃剑，既能剖开捷径，也能调向自身。

用《玫瑰的故事》里另一个女性角色苏更生对玫瑰的告诫来说：“漂亮是优势，但像你这么漂亮，有可能会成为优势，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

爱玫瑰是痛苦的。有人爱她的美，可那美终究不能属于自己。有人歆羡她的美，可转头对镜，更相形见绌。更多人，不在乎世界上多一朵或少一朵玫瑰，只乐道于一个少女如何困于自己的美丽，又如何脱身或沉沦。

玫瑰遇到庄国栋，她的美便甘愿只为一人服务。她的生活中什么都不缺，因此，爱情便成为至高追求。当爱情来临，美貌就不再是特权，它被心灵暂时弃掷，让肉身为之燃烧。

无奈庄国栋负她。无论在小说还是剧中，都不能断言庄是“渣男”。因为并非人人都像玫瑰那样，将爱情视为最高追求。普通人矜矜业业如周士辉，虽然其貌不扬，但通过努力跻身精英阶层，他们对爱情的理解，本质上是对自身缺失的幻象。

而更接近真正精英阶层的绅士庄国栋，骨子里必不可避免地包含利己成分。相较于野心和前途，爱情或可舍弃，女性也可以是他达成目的的垫脚石。他未必没有爱，只是也有着玫瑰难以理解的城府和复杂。

在得知庄国栋隐瞒自己出国计划后，玫瑰的歇斯底里，是因为价值观受到了撞击，她的美貌第一次失效了，她留不住自己爱的人。而爱对她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这份天真烂漫，在原著九十年代的香港背景里，有其可贵与迷人之处。正经历商业帝国迅猛发育的香港，回归热、殖民文化交织，人心茫然躁动，此情此景下，一颗纯粹而率真的罗曼蒂克之心，反而愈加珍贵。

《玫瑰的故事》里另一个女性角色苏更生，可以看作玫瑰的镜像，衬托出后者身上这股遒劲的生命力。

万茜饰演的苏更生，一个人淡如菊的职业女性。黄振华初见她，就被她身上的稳定、温和吸引。她像一朵脱尘素淡的白玫瑰，短发，总穿白色，喜怒不形于色，不屑参与世俗纷争，也从不给人带去压力。小说里这么形容：“她待人总是淡淡的，就像她的衣饰”，但是，“她是一个有灵魂的女子”。

可苏更生反而为黄玫瑰身上那种鲜活的、原生态的生命力所吸引。她羡慕这个年轻女孩身上热烈张扬的激情，羡慕她拥有任性和毁掉一切的勇气和权利。

玫瑰是苏更生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内心深处，苏更生其实并不渴望适配的婚姻，而是与玫瑰一样，渴望轰轰烈烈、不顾一切地去爱一次。但由于年龄、出身和阅历等原因，她呈现出稳重内敛的外表。

对于苏更生与黄振华这种“永远心平气和的人”，亦舒其实是持以同情态度的。他们自然地认识，自然地走在一起。黄振华认为这是天赐良缘，苏更生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她是个敏感的女子，她认为婚姻里必须有爱情，否则宁可不要。

她评价自己的未婚夫黄振华，“你是个机会主义者”，苏更生笑着说。可她并不会点名，她不是玫瑰，要洋洋洒洒地高喊爱恨。苏更生只会安静地来，安静地离开。

不过，对于玫瑰那样倚仗美貌的“向死而生”，亦舒其实也并未给予道德和审美层面的十分肯定。她提出了质疑：玫瑰的美，对她自己而言真的是好事吗？

芳华虽好，终究易逝。人人都爱玫瑰，可真正愿意为她停留的寥寥无几。这是美貌的狡诈与残酷所在：它让其主人迷失对真实世界的体察，让人误判自己在世间的真正位置。

就像那么多经典文学里美人的命运，玫瑰要吃苦头，这是注定的。

在人类熟悉的故事里，美貌常常被放在代偿和平衡的天平上。一个人拥有了美，那么他最好失去点别的什么，比如虚荣带来的羞辱，贪婪带来的苦难。

拥有美貌的《包法利夫人》艾玛几度出轨，情人们都因她的美貌留意到她，又最终因为她的肤浅和虚荣而离开她。美未必是她不幸的根源，却让她更容易滑入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爱情与尊严的误区，让她从精神上沉沦，因幻想而湮灭。

而福楼拜的学生、莫泊桑写于十九世纪末的《漂亮朋友》里，主角杜洛瓦是个英俊帅气的年轻军官。他凭借着姣好的容貌发了一笔横财，跻身上流社会，将无数贵族女子吸引到自己身边，但在榨干完她们的价值，他就无情地将她们抛弃。

《包法利夫人》和《漂亮朋友》产生了两种典型的对比：男性利用自己的美，女性却受困于自己的美。前者，是将美作为猎取财富与自由的工具，后者，则是将美作为被爱的入场券。

杜洛瓦利用美貌换取信任、财富和名声，却独独不会用它换取爱。而一旦女性认为自己的容貌优势可以换来缥缈的情感寄托，她迟早会在眼泪中学会，“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追求爱与被爱似乎是女性终生恒久的命题。太多经典故事里，追求爱情往往是她们悲惨命运的开始，当她们用美貌和尊严交换情感依靠，她们所拥有的便都不再是优势，而是成为弱者自怜的伤痕。

抽象意义的“美”，也可以被换算成女性的年轻。女性的青春本身意涵着一种“美”，一种容易被迷醉与利用的资源。

英国电影《成长教育》里，17岁的女高中生因为渴慕成年人的精彩世界，辍学委身于多金的年长者，却不知对方已婚。可怕的不是坠入爱河，而是她对世界的整个理解发生了变化：努力读书、工作，最终也可能只是变成一个终日劳碌的古板老师或家庭主妇，何不利用自己的青春和美色，提前享受那些上等阶层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

德莱塞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嘉莉妹妹》，同样描述一个18岁年轻女子被大城市的乱花迷眼，“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而堕落下去”。作者写道，“使人步入歧途的，常常不是灵魂的罪恶，而是对美的渴望。是善，而不是恶，使那些缺乏理智，只受情感支配的心灵迷失了自己。”

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讲述了三代母女相似的凄凉命运。而她们的共同点，都是寄希望于爱情和男人能将自己从困窘乏味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最后却都在丑陋的现实面前歇斯底里，自暴自弃。

女性命运世袭的设定，倒是有些像《玫瑰的故事》。原著分四部，每一部分别以不同男性角色的视角，讲述18岁、30的玫瑰，以及其女儿的故事。玫瑰到了中年，也意识到自己的美貌不再能持续，可紧接着，亦舒耍了个滑头：没有继续讲玫瑰的老年，而是转去讲她女儿的故事

她将玫瑰的命运扼断在了美貌将息的时候，这是一个言情小说家的回避和讨巧，她不曾去思考女性在美貌与年轻之外，所能依托的更严肃的生存命题。亦舒擅长造梦，却不擅长解梦。

亦舒女郎们不乏爱情的虔诚信徒，可那些为爱倾倒的“纯爱战士”，大多是无须为生活忧虑奔劳的幸运儿。她们的梦，就如玫瑰的美，只像是滚滚红尘中的幻影。

《我的前半生》里，对婚姻失望、被爱情抛弃的家庭主妇，立志自强，最终却还是回到男人的怀抱。落魄如罗子君不能没有爱，美艳如玫瑰，也不能没有爱。

可如果努力“断情绝爱”，女性就能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吗？

《喜宝》里，21岁的少女用青春和美貌从60岁老男人那里交换金钱，却依旧难耐寂寞，渴望真正的爱情。亦舒将她描绘成从小缺爱，于是嗜爱如命。喜宝认为，“爱”“钱”和“健康”，自己能有一样就满足了。她的体验却昭示出，一个女性的安全感，建立在对这三样均等的渴望里。

《玫瑰的故事》最后，一次次错过爱情的玫瑰，与合适的对象结婚，再攻事业。她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吗？也许答案已经不重要，恰如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情可载舟，亦可覆舟，可是请问谁又愿置身一池死水之中，永无波澜？”

在解决波伏娃所说的“滑向极乐之地”与鲁迅所说的“娜拉出走后困境”之前，对爱情祛魅，重新审视爱情的角色，也许是女性的必修课。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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