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家传统老茶馆内，师傅在老式烧水灶旁准备沏茶的水。视觉中国|图
2000年6月27日，那是到美国求学、离别成都6年之后，回来没几天，我便到成都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考察。和尚街是一条非常有地方特点的小街，和大慈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大慈寺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土壤。那条街实际上过去就是和尚们的住处，由于大慈寺的范围越缩越小，所以后来这些房屋成为了居民区。据说过去财产权属于大慈寺，然后居民租借大慈寺的房屋居住，所以称为和尚街。
这里的房子几乎都是一层或两层的瓦房，靠街的称为铺面房，不靠街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院落。虽然那里的房子不算久远，但是街区确实非常古老。房子大概在1949年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翻新，有的门板已经换成了卷帘门，有的已经用了砖墙。但是几乎都还是传统的瓦房，从晚清的关于成都的照片看来，外貌相差不大。那里的小酒铺用大缸子装酒，也是过去的传统。
和尚街本身也成了一个农贸市场。两旁都是自行车和挑子，卖各种水果、蔬菜和农产品。街的两边有小茶铺、小饭馆、杂货店等等。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担子，也在来来往往地卖他们的农产品。这种街道充满了人气和烟火气，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那里坐茶铺的应该都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附近上班的人，很少有外人。
不过和尚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2000年前后，这个地方被夷为平地，只保存了大慈寺，但是庙宇后面的小街小巷，全部推倒重来，即现在成都有名的太古里。大慈寺在庞大的太古里建筑群的旁边，显得茕茕孑立。下面就讲讲，我在和尚街小茶铺“集乐茶馆”的所见所闻。
“集乐茶馆”
中午12点过，在和尚街一个小饭馆吃了碗牛肉面，走出来便看见附近的一家茶馆，叫“集乐茶馆”，决定进去坐一坐。店面简陋，但是名字还是不俗，我猜是取“集体快乐”“集中快乐”或者“集天下快乐”之意吧。茶馆就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屋，有6张小方桌，其中4张在内，2张在街檐下。共约三四十把有扶手的竹椅。开水房设在内室，烧蜂窝煤。屋角放有一架彩电。我到的时候，正在放一部动画片，后来放武打片《笑傲江湖》。墙上挂有一大幅日本风格的画，墙纸已在剥落，墙上还挂有各种许可证，包括《营业许可证》《卫生合格证》《污水排放许可证》等。
刚刚过了午后，茶馆顾客不多。一个小伙子坐在街檐下的桌边喝茶，茶馆里面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顾客。我一跨进茶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师傅，他的个子不高，大概有1米5到1米6的样子，就热情招呼我，问喝什么茶。听口音不是成都人，很能干，我想应该就是掺茶师傅。好久没有光顾茶馆了，对茶馆里有什么茶，一点都不了解，还是按照我在国内时候的概念，说要“三花”，这是过去成都茶馆里最大众化的茶，就是三等茉莉花茶。显然我的知识已经完全过时了，他说茶最低等是一花，就是一等的花茶，一元钱一碗。我要了两元的特花。
我在茶馆里电视前的一个位子坐下，小师傅用一个杯子盛茶端上来。我问“你们不再用盖碗茶？”他答也有，遂换成三件头的盖碗。四川茶馆过去所用茶具为“三件头”，即茶碗、茶盖、茶船，所以去茶馆喝茶，称之为“喝盖碗茶”。茶船即茶托，用它端碗以免烫手。茶盖可以使水保持烫度，还可以用盖来拨动茶水，使茶叶香味四溢，滚烫的水也凉得快一些，以便着急的客人赶快止渴。另外，茶客喝茶时从茶碗和茶盖之间的缝隙，可以把茶叶撇开。我又发现用的是温水瓶掺茶，便问“不用茶壶吗？”答也用，但水瓶方便些。后来我也见他用一小茶壶掺茶。看来这个小师傅是很随意的，客人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
坐定后， 问他“你是老板还是堂倌？”答是帮人干活的，说他“老娘（儿）”是堂倌，我误为他妈，他说是他老婆，不过现正在里屋睡觉，他便帮助招呼客人。问他干什么活，说是做房屋装修，但今上午无活，便帮老婆打理茶馆。下午再去看看有没有活做。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得知他从老板那里承包了这个茶馆，每月交老板几百元，所剩归己，但他没有告诉我一个月能剩多少。据他说，开这样一个茶馆约需资金六七千元。
那一男一女年轻顾客离开后，他说两位就在附近的安利公司上班，经常来此喝茶休息。安利即Amway，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个安利公司就在我父母住家的对面，每天门口都围着一大群人，很热闹的门面。一会儿，来了个四十岁左右、乡下人模样的妇女喝茶，不久又来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坐下喝茶。她们也间或插入我们的谈话。我看见有人提个热水瓶来茶馆买开水，得知卖五毛一瓶。
我见对面街边有些桌子和塑料椅，墙上贴有两张大纸，上面写着两个大“茶”字。问那位小师傅，“那些也是你们的桌椅吗？”他答称是黑店的，无营业执照，但与他们竞争，不交税，不过生意并不好。他说，“我们店已有六七年历史，对门只有个把月，竞争不过我们。”我问既然是无照经营，工商局不管吗？答尚未查过来，而且即使工商局来查，可能也会误认为那些桌椅是这家茶馆的。
李伯清传奇
一个汉子推辆破自行车，停在门口，是个大嗓门，人还没有进来，但是声音已经到了。脸红红的，一看就是刚喝了酒的样子。敞着衣衫，露着胸脯，显然是一个做体力活的。手拿一个用果浆瓶改作的茶杯，里面已有茶。我见他从兜里摸出五毛钱给男堂倌，堂倌给他加满水。从他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来看，估计是这个茶馆的常客。汉子说他刚和几个穷朋友喝完酒。喝了四两“跟斗（儿）”酒，没什么菜，但喝得高兴。所谓“跟斗（儿）”酒，就是廉价酒，容易醉，醉了当然就会摔跟斗。他讲话无一定主题，但滔滔不绝。一会儿说35岁以下年轻人语文差得很，文章都写不清楚；一会儿讲喝酒的“宝塔诗”；一会儿讲李伯清。从他的谈话，感觉还是有点文化的，就是有点不着调，没有一个主题，想到那儿说到那儿，估计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我问他谁是李伯清，他似乎很吃惊，眼睛睁得好大，好像我是天外来客，居然不知道成都这个著名人物。后来我知道了，李伯清是成都有名的说单口笑话的艺人，又称为“假打”或者“散打”，主题经常是讽刺那些装模作样的人。风格类似上海周立波的清口。汉子说李伯清在锦江等茶馆都表演过，可惜现已转移到了重庆，对李到重庆去很遗憾。他可以顺口说出李的许多名言，我记下来了几个：
“有个醉鬼被送到医院去输液，眼睛睁开就问：‘医生，你给我输的是沱牌还是全兴？’”（ “沱牌”和“全兴”都是酒的牌子）。
“球迷分为球痴、球狂、球疯子、球莫名堂。” （所谓“球莫名堂”是四川话中的粗俗语，指不靠谱的人或者事情。）
“这个老几不得了哦，社会上有地位，青年路有摊位，火葬场还有铺位！”(“老几”，就是说是个人物。四川话在贬斥他人的时候，喜欢说“你算老几”“他算老几”；青年路是成都最早发展起来的个体户一条街，有点像武汉的“汉正街”、上海的“襄阳路”。那里出了一些所谓“万元户”，在那个时候便是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天气预报：最高温度穿摇裤，最低温度穿棉裤，不冷不热穿棉毛裤。”(“摇裤”即内裤。记得“文革”期间我在砖瓦厂工作的时候，一位工友的绰号就叫“摇裤（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想到这个绰号就想笑。)
每说完一段，他就哈哈大笑，似乎只要想起这些段子就觉得很可笑，可见李伯清当时在成都一般市民中间的地位和影响。随后我在成都买了李伯清表演的全套的磁带，带回了美国，开车的时候反复听。李伯清的这些段子的确反映了成都市民的很多习惯，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是非常接地气的，我想这是受到市民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他的语言和段子中间看到了自己周围的人，甚至看到了自己。
我问他干什么活挣钱为生，他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又讲到电视上正在播出金庸的《笑傲江湖》。他的喋喋不休，惹得在内室的一个年轻女子（我猜是掺茶师傅的妻子了）不耐烦地嚷嚷：“能不能谈点别的？”这个时候那个汉子才感觉到他的多言，引起了主人的不满。汉子便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他要打瞌睡了，便立即坐到一边开始闭目养神。
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
我见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矮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茶馆里进进出出，同小师傅很熟。得知是在茶馆门口摆修理自行车摊的。我问小师傅，小贩在茶馆门口摆摊是否收钱，答是要收钱的，收多少取决于占多大地盘，一般是一天两元，占位小的也有五毛、一块等。矮个一会儿还从茶馆门后拖出一把大的遮阳伞来，惹得刚从里面走出来睡眼惺忪的女堂倌嚷道：“没客坐在那里时你不拿，有客时你却来拿。”显然是觉得矮个打扰了茶馆客人喝茶。现在已经是午后，这位女堂倌才起床，倒是活得挺洒脱的。女堂倌的身材也不高，一看也是从乡下来的，穿着很随意，一点儿看不出是在经营生意，倒是像住在家里干家务的样子。
小师傅看见老婆从里屋出来了，说肚子饿了，要她去买饺子。片刻功夫，她便买回了绞肉、饺子皮和菜，在靠近里屋的一个茶桌上开始剁菜馅儿，包饺子。看着小两口的默契，感觉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经营生意的同时，也在茶馆里过着日常生活；有客人来的时候给他们掺茶，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在茶馆里就像住在家里一样，连做饭也是在外边的茶桌上进行。
里屋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茶客们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感觉不到他们着急挣钱或者辛苦挣钱的那种节奏，倒是很有享受生活的味道。显然他们对物质条件的要求不高，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做卧室，外面可以接待喝茶的客人，就很满足了。
一个擦皮鞋的人，背着个小箱子，叫着“擦鞋！擦鞋！”路过茶馆，小师傅便叫住他，问多少钱擦一双？答一块钱，小师傅嫌贵。一个茶客评论道，“比扫街的还挣得多，扫街的临时工每月只挣二三百元。”一个卖桃子的农民路过，一个女茶客叫“桃子”，便出去与那农民讲价，但没有买。不久，一位卖米的路过，女堂倌叫住他，问“多少钱一斤？”。卖米的说：“你还不知道我的米么？你买过我的米。”似乎想拉近关系，但女堂倌并不吃这一套，答称“我没买过你的米”。女堂倌问了价后，也未买。
一会儿，进来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打着领带，用手机打电话，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小师傅问我：“你懂他的话吗？”我问“他讲的什么语言？”答“广东话”。我问“他是哪里人？”师傅说“龙泉驿”。他这样一说，我就意识到，实际上过去是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四川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其影响现在仍然可见。经历许多代以后，住在成都东南郊区龙泉驿从广东来的许多移民后代，仍然保持他们语言的某些特征，成都人称他们的语言“土广东”。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到龙泉驿农村去帮助农民劳动，挖地收割，在那里经常听见他们讲所谓的土广东话。关于这些人，我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中也提到过。
关于茶馆的经营，小师傅告诉我，每日晨6:30开门，半夜12点才关门。每早都有十几个固定茶客，他们退休前在同一单位工作，每天轮流付账，茶馆仅收一人八毛。另有一拨茶客，每周二、四来吃早茶。他们原来都做皮毛生意的。提到吃早茶，倒是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1966年从布后街2号搬到了东风路大慈寺的街对门，住在大院公寓楼的四层，从楼上可以看得到围墙外面的一个四合院。我记得每天早上那个男主人总是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听到他开门、咳嗽清喉咙的声音，就知道他出去喝早茶了。后来“文革”开始，茶馆都关了，但是他的习惯已经养成，照样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就坐在家门口喝茶。
住在四楼上，可以经常观察楼下院子里居民的生活，对他们的日常了解得非常清楚。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时候吃饭，家里是不是和谐，男主人几点钟上下班，家里的小孩上下学，来了客人，等等。其实，居民院里边的人也在观察我们楼上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楼上的说话声音大了，楼下院子里的小孩还故意模仿我们的说话。显然，住在高楼的，和住在小巷居民的城市平民，当时可以说是分隔的两个世界。但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进行某种程度的相互观察和互动。
王笛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