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188个字，是清朝中晚期学者莫友芝及其弟莫祥芝在黄山市黟县发现的，时间是清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当时，莫友芝供职于曾国藩幕府。当他鉴定此残帙确系唐朝写本之后，得到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写本原帙及莫友芝考证之文《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一并在安庆刊印。莫友芝去世后，其后人因生活所迫，将唐写本《说文解字》六纸残帙辗转变卖，于1926年被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携至日本，成为其如今“杏雨书屋”的镇馆之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帙字数虽然只占全书不到2%，但其文献学、文字学价值之大，是常人难以料见的。
曾国藩题写
邂逅幕主
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陈玉成留下大将叶芸来留守安庆，自己东下金陵（南京），准备与李秀成联手拿下清军江南大营。江南大营是曾国藩本部。可他前脚刚走，曾国藩便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兵分四路，由西向东，将安庆城包围，开始了湘军“围点打援”的一贯战略。当时，曾国藩手下聚集着一批幕僚，人尽其才，各尽其用，其中来自贵州独山的莫友芝比较另类：他既不是武将，也不是文臣，而是“客卿”。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晚清学者，尤精于文字训诂。道光十一年（1831），莫友芝中举，此后多次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莫友芝已经是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了。等候发榜期间，他在琉璃厂书肆寻觅古籍，遇见此次会试同考官曾国藩，算是奇缘。谈及学问渊源，曾国藩惊其为“黔中宿学”，并在虎坊桥宴请莫友芝，体现出一位二品大员（当时曾国藩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升为礼部侍郎）见识人才的胸怀，两人从此订交。
随着安庆被围，曾国藩将江南大营从皖南祁门转移到距离安庆更近的东流（今东至县）。与太平军决战之期迫近，他更需要各方面人才。这时候，莫友芝从胡林翼那儿来到东流。面试之后，曾国藩准备留莫友芝做文案，可莫友芝婉言拒绝，说：“我莫某平日迂疏，不能效万一之用。如蒙不弃，作为客卿，早晚听用，以免饥寒，于愿已足。”所谓“客卿”，是作为人才的“阅览”一类以备用的，多为才高学博、著述斐然者。
莫友芝发现、审鉴的唐写本《说文解字》（部分）
惊喜发现
同治元年（1862）初夏，莫友芝的九弟莫祥芝自皖南祁门来到东流，并告知哥哥：与祁门比邻的黟县县令张仁法藏有唐朝写本《说文解字》残帙。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编著的一部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音义和文字发展的历史贡献极大。《说文解字》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从宋朝开始才有活字印刷，因此，许慎的《说文解字》面世后，传世全靠手抄。到了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很自负，他在传抄《说文解字》时，大量修改他认为许慎解说不准确的地方。南唐徐锴觉得李阳冰很多地方改得不对，于是编了一套《说文解字系传》，对李阳冰版本进行修正。在学术界，这被认为是《说文解字》唐以后的第一个版本。徐锴的哥哥徐铉，宋兵南下后应诏入宋，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奉旨校订《说文解字》，这是唐以后《说文解字》的第二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是后世最流行的《说文解字》版本。弟弟的版本被后世称为“小徐本”；哥哥的版本为“大徐本”，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中华书局版本，其实就是“大徐本”。
综上可知，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大徐本”，与许慎最初的版本肯定是有区别的，分卷、注音、注释，都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秦始皇强力推行的小篆字体，除去碑刻、铭刻中见到的一些之外，就是见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所见《说文解字》最早的版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小徐本。这期间1200多年，小篆字体有没有变化？有什么变化？都是谜。要解开这些谜，必须有新的证据。这不，莫友芝得到了这1200多年当中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帙，虽然只有188个字，可这188个小篆长得啥样？与大小徐本一样吗？与许慎本一样吗？除了对这188个字的字义注解需要考证，其文字字形也是文字学界关注的大事！
莫友芝弟弟莫祥芝（1827-1890），字善徵，号九茎，湘军围困安庆时，莫祥芝为专门负责处理火急文书的县官。莫祥芝将发现唐朝写本《说文解字》残帙的消息告诉哥哥后，莫友芝嘱咐他回去临摹一遍，再带来审鉴。
当时张仁法刚出任黟县县令，莫祥芝回到黟县，向张县令说明来意，张县令即拿出残帙，让莫祥芝临摹。残帙总共六纸，是《说文》中的“木部”部分。莫祥芝从第一个字“柤”（音zha）开始，一笔一划，大小长短，方圆粗细，一丝不苟地描摹起来。张县令见状，觉得这样干活，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加上他素来对莫氏家学渊源的景仰，干脆就将这部残帙慷慨赠给了莫氏兄弟。可惜这位注重文化的县令，到黟县不到一年，便“贫瘁卒官”。
精细考证
当莫友芝将发现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帙的消息告诉曾国藩时，曾国藩表示：如果确系唐写本，他就拨银子刊印，以广传播。于是，莫友芝开始了这一写本残帙的鉴定工作。
莫友芝意识到这部《说文》残帙，前人是从古字书法角度收藏的，但写本的更大价值，在于其为唐人手迹，内容又涉及中国古代第一部按部首编撰的字典，即便是断章残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考订价值。
莫友芝先从写本篆法方面考察，觉得写本上的小篆字体不似后世《说文解字》本，而是很像《美原神泉诗碑》。《美原神泉诗碑》是初唐垂拱四年（688）之物，上刻小篆起笔重，收笔轻，露锋收笔，藏头而不护尾，所以线条头粗尾细，有别于后世“玉箸篆”的首尾一致，粗细均匀。一般认为，玉箸篆是唐人李阳冰开创的（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378页）。李阳冰，生卒年不详，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时人。
事实上，唐写本《说文》残帙篆法与《美原神泉诗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写本篆法不仅不护尾，而且落笔（起笔）不藏头，写本每个字头之下的解说，字体小楷，莫友芝判定其“似唐写佛经小铭志”。唐写佛经一直是皇家重视的事情，因为有朝廷的提倡，所以写经端庄严肃，字迹工整。唐朝人对写经的纸张也十分讲究，所谓“硬黄纸”。随着宋人对佛教写经的冷淡，写经用纸远不如唐人讲究。莫友芝见了写本之后，说写本用纸“坚洁”，超过宋藏经纸。
莫友芝对写本残帙中避讳字的考证，也体现出他出色的文献训诂功底。他发现写本中的“檃”字，解说“栝也。从木，隐省声”。这个“栝”，右边的“舌”字最后一笔“__”缺，莫友芝认定这是避讳唐德宗李适的“适”。“村”，解说“竟也。从木，恒声”。这个“恒”，右边的“亘”下一横也没有，莫友芝认为，这是避讳唐穆宗李恒的“恒”。李适在位时间是公元779-805年；唐穆宗李恒在位时间是公元820-824年。
而写本中的“枊”“卬”都是完整的笔画，这又让人想起唐文宗李昂，此人826年至840年在位，而对于活着的皇帝，中国古代是不避讳的。莫友芝由此推断：这部写本当写于唐穆宗之后。这些都说明李阳冰的玉箸篆出现在莫友芝发现的唐写本《说文》之前。
莫友芝还对写本上部分可见的藏书印章作了初步考证。写本残帙共6纸，卷末附米友仁跋，合缝处有“绍兴”小玺印。跋后有“宝庆初俞松题记”。绍兴是宋高宗逃至浙江绍兴时的年号，具体年代是1131-1162年。莫友芝推断这件写本在南宋初应在皇家内府，后归嘉禾私藏。上钤印“俞松心画”、“寿翁”两枚。刘弥邵，字寿翁，嘉禾人。此后，经过元、明两朝至莫友芝得见写本，六百多年的辗转，怎么从刘弥邵处流落到清朝黟县县令张仁法之手，这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可见，莫友芝的考证是非常精当的。对此，曾国藩慷慨支持刊印。这样，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帙及莫友芝的考证著作《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就诞生在安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