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是对皇帝母族、妻族的统称，也是活跃于各朝代的一大政治势力。这些外戚从整体上给我们的观感并不好，轻则侵扰干涉皇权，重则谋朝篡位，但为何到了明朝却不见外戚干政，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个现象的原因需要先清楚一个事实，外戚并不是皇帝和皇权的“敌人”。
汉初在高祖刘邦的主动提携下，以吕氏为代表的外戚迅速走上巅峰。不仅可以把持朝政，甚至能将皇帝摆弄为傀儡。那么经历“诸吕之乱”后，皇帝们是否会认识到外戚的危害并主动远离它呢？
答案是否定的，其后的汉武帝甚至将外戚参政给“制度化”了。他开创了内外朝制度并在内廷设置大司马、大将军等职，此后外戚封爵入内廷掌军权成为汉朝常态。王莽借此篡权夺位后，东汉皇帝们也依然不改初心 ……
不是两汉皇帝们目光短浅、好了伤疤就忘了疼，而是皇帝眼里还有更大的威胁。
皇帝们在集权的过程中有一个难题，自身的能力和精力不足以统御庞大的皇朝。所以皇帝又被迫向被集权的对象“士绅和地方豪族”渡让权力，让他们的代表“官僚”组建朝廷并帮他经营皇朝。
但是皇帝靠什么来控制官僚和朝廷呢？这个答案自然就是和皇帝有着仅次于血缘关系（联姻）的外戚。
两汉的皇帝们大多都有两项相同的行为。一，各种理由打击、清剿各地豪门望族；二，扶持和纵容外戚迫害朝堂官员、强夺朝廷权力。从过程来看，这是暴政。从结果来说，这是皇帝在借外戚制衡朝廷、巩固皇权。
虽然外戚也贪念皇权，但外戚依附皇权而生而兴的属性，既让外戚主动维护皇权，也让皇帝并不难对付它。例如用自己的妻族去对抗母族，或者让他们去对抗先皇的妻族和母族，是两汉皇帝常用且非常有效的手段。
所以皇帝们眼见外戚侵蚀皇权的教训，仍然继续拉拢外戚，只不过两害取其轻罢了。
因此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戚“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权的“刚需”，不然皇帝作为光杆很难制服世家门阀。
隋唐两朝，以河东裴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等等为代表的世家门阀依然在皇朝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比如整个唐季大概有520任宰相（包括武周朝的78位），排名前十六的世家门阀就占了160多个名额。
虽然“刚需”仍然存在，但这两朝皇帝对外戚的依赖度较两汉却下了一个台阶。
首先，朝廷政治架构上了一个台阶。通过三省六部制，皇帝对朝廷权力进行了强制分割。朝堂组织结构的变化，不仅让世家门阀、官员们的内部斗争更加激烈，也让外朝的权力无法集中。对于皇帝而言这不是朝堂混乱，而是一大利好 – “权臣”难以生成了。
其次，皇帝扶植起一个新的合作势力“宦官”。虽然在东汉末年，宦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危害”。但和皇帝扶植危险的外戚一样，两害取其轻罢了。毕竟唐朝皇帝们看到的是被权臣灭门的“前辈”。
宦官虽然会反噬皇权，但它比外戚更依赖皇权，因为一旦离开皇权他们就是被世人鄙视、不耻的阉人，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去维护皇权。对于皇帝来说，这就比外朝的世家门阀要好控制的多了。
最后，科举的兴起促生出全新的政治势力 – 科举流官。科举功名不可直接传承的属性，让它成为皇权的最安全的（不是最佳）合作伙伴。科举势力进入朝堂不仅冲淡世家门阀对朝廷权力的垄断，也降低了各势力对皇权的压力。
上述因素的综合，让唐朝的外戚势力风光一阵后就迅速走向下坡路。皇权开始主动摒弃外戚，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唐肃宗之后唐朝的皇帝们不再册立皇后。
唐末黄巢之乱的屠戮，让世家门阀遭遇了物理层面的毁灭。而宋朝进一步大兴的科举，又让世家门阀无法再恢复往日雄风。皇权在获取安全性地同时，对朝廷的控制力度也进一步加深，或者说皇帝集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种利好，不仅皇帝可以只依靠朝廷就安全地行使皇权，“外戚”也能只依靠朝廷就安全地“操纵”皇权。
相对于汉唐，两宋的外戚干政其实也可以命名为“太后议政”。其一大特点就是太后临朝称制就可直接控制朝堂，而不需要大封亲属并赋权让他们去接管朝廷。这让太后们在享受权力的同时，也没了亲人来抢夺皇权的烦恼。
所以两宋的“外戚干政”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作为家长的太后代替年幼的皇帝守护皇权。无论皇帝成年后她们愿不愿意“归政”，皇权本身并不会被削弱或分散，甚至可以说这种“外戚干政”是有利于皇帝和皇权的。
而明朝又更进一步，连太后临朝称制都没了。很多人将此归功于明太祖的“三令五申”，但这未免高看朱元璋祖制的威力了。
朱元璋也三令五申不许宦官干政，但是明朝重量级的权阉少么？而且朱元璋驾崩后没多久，一个女人不仅干政，还改变明朝的政治架构。这个女子就是明仁宗皇后 – 诚孝昭皇后张氏。
在明仁宗朱高炽还在做太子时，张氏就开始协助自己的丈夫处理朝堂政务。明宣宗登基后，张太后不仅训诫自己的儿子，也多次直接训诫朝堂大臣。宣德十年，宣德驾崩前留下遗命，“大事白皇太后行”，更是明面上承认了张氏主政的权力。
张氏本人不愿意效仿前辈们垂帘听政，同时她也不愿意自己年幼的孙子（明英宗）因能力限制而皇权旁落，所以她就改变了大明的政治架构。
明英宗登基之前，由于朱元璋关闭中书省并取消丞相制度，朝廷各部司由皇帝直接管理和指挥，即皇帝拥有所有政务的最终决策权。张氏将两个原本上不了“台面”的势力内阁和宦官拉了出来，构建了“票拟批红制度”。
所有政务先汇集于内廷司礼监，宦官们依据政务的复杂度对它们分类，简单的直接转对应的部司依制度处理，复杂的递送至内阁由大学士们给出处理建议，即“票拟”。
经内阁票拟的政务再流转回司礼监，司礼监的宦官们如果审核同意则将内阁票拟用红笔誊抄于政务相关奏疏之后（内阁的“票拟”纸条也会被附在奏疏中）并用玺转对应部司执行，即“批红”。
注：司礼监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内阁票拟，均不能修改票拟内容。同意后只能原文誊抄，不同意只能送还内阁让他们重新票拟。
这个制度不仅未削弱皇权，还让皇帝摆脱了个人能力、精力的限制，极大扩展了皇帝行使皇权的能力。或者说有了这套制度，皇帝不需要再找额外的帮手（外戚），向他们分润权力以协助自己统御朝廷和天下。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诚孝昭皇后这个外戚，最终让明朝实现了“无外戚干政”。
编者注：
两汉皇帝之所以代代都要剿豪门，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下面举个例子。
始皇帝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王翦，他的孙子以项羽垫脚石而闻名 -- 在巨鹿惨遭项羽阵斩的王离。秦朝覆灭后王家也算是国破家亡，王离的一个儿子王元跑到齐国，落地生根开创了著名的琅琊王氏。
汉初琅琊王氏分出了一脉迁往关中地区讨生活，这一脉到东汉初年出个王霸（不是云台二十四将里的那个），差点坐上司徒的位置。他后来把家族迁往了太原，慢慢形成了太原王氏。到了东汉末年，太原王氏出个名人 – 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司徒王允。
王允被俘灭族时，他的两个侄子逃出了长安。其中一个叫王凌的因和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贾充、曹操关系不错，又把王家给推了起来。但高平陵事变后，王凌因不满司马氏篡权发动了叛乱，被司马懿灭了三族。
但同时王凌的一个远亲王昶因为早早站队司马懿，太原王氏未被彻底覆灭。王昶深得司马氏信任得到加官进爵，最后官至司空。东晋时王氏一族跟着司马皇族迁往南方，后来家族领军人物王愉（尚书左仆射）得罪了刘裕，王氏又被刘裕屠了一轮，不过王愉的孙子王慧龙侥幸逃脱。
王慧龙逃亡至北魏在崔浩（清河崔氏）的提携下官至龙骧将军，多次领兵与南朝交战获取战功。借着战功和赏赐，王慧龙又返回祖地重建了太原王氏。孝文帝搞汉化改制时，王慧龙的孙子王琼已官至中书令。除他之外王家还有不少人在朝中为官，所以北魏评定姓氏时，太原王氏就被排位“天下四大望族”之一（卢郑崔王）。
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还是高居“七姓十家”之列，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元后都是太原王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