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有一种说法：你头发的多少就代表了你在行业里边的资深程度。”北京人张先森（化名）对记者说，“它们之间呈反比关系。”
40+的张先森是一名大厂程序员，从事前端开发。他常年平均下班时间为0点左右，回家、洗漱、有时再加夜宵，一通操作后上床已近2点。3年前，当他来到专业机构检测时，发现自己的脱发程度已接近4级（最高7级），“我的前额呈m型脱发，加上头顶的脱发，就是m加o了。”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脱发白发理疗产业洞察报告》，年龄36-45岁的中年人，从事IT互联网、商业贸易的人群脱发/白发比例最高，其问题主要源自熬夜、精神压力大和作息不规律。
在张先森所在的公司里，脱发问题是上至领导层下至刚毕业的00后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张先森说，同事中的植发率达到了20%到30%。而一些刚开始有脱发迹象的95后和00后，则热衷于去专业机构进行头皮护理和药物治疗等干预性治疗。“但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只知道头皮出油厉害，有黄色的小结晶。以为多洗头就行了，因此吃了很大的亏。”
对于植发这件事，张先森原本是抵触的。“一是怕失败；二是怕疼。而且给人一种做医美的感觉，你也知道我们程序员基本不太爱和医美沾边。”后来，他身边有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兄弟先去植了。“没办法啊，这就是个看脸的年代！”兄弟跟他感叹，“这下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哥们也能抬头挺胸了！”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人过四十的张先森瞬间点头如捣蒜。
“作为‘码农’，照理说天天跟电脑打交道，社交不多，也没必要去植发。但是当你到了一定职位，像我在公司属于中高层了，那参加重要会议的场合就多了，公开发言的机会也多了。这时候你就不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这个公司甚至这个行业了。”
他解释，“而且你接触的人层次也不一样了，那些本来就身处高层的人还一个个都头发茂密，生命力无比旺盛。你站在他们边上，确实会有对比。”
这个看脸的年代，终于把码农们也“逼”到开始靠医美整活了。“你一旦有头发了，确实就自信了。”他相信，如果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好了，也许就可以带来更多职业上的机会。
一百个脱发的人就有一百个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2022年，全球首档男性脱发纪录片《秃然发生》播出。自身饱受脱发困扰的媒体人何润锋在花3个月里探访了和自己一样的脱发群体后感慨，“有人因为脱发找不到对象；有人因为脱发被领导嫌弃；有人因为脱发迁怒父母；有人因为脱发想要自杀……”
在关乎男人们头发的真相里，有我们未曾了解得惊恐、愤怒、恐怖、残酷，也有苦中作乐、重拾自信的艰难，还有绝望、无助的哭喊。
张先森向我们描述了自己在植发前最尴尬的时刻：电梯时刻。
“乘电梯的时候不敢站在前面，因为感觉到后面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的后脑勺。”每到这样的时刻，他就觉得脑袋一阵凉意。“本来就没剩多少头发了，被这样一盯感觉更冷了。”他说，很快自己乘电梯就有了心理阴影。如果电梯里人多，情愿再等一台，“反正要尽量站到后面去。”
当他终于下定决心植发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发展到将近4级脱发其实已经有点晚了，但还有的救，再晚一点，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尽管知道医生指的是自己头皮毛囊的状态，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种对于自身命运的宣判。
由于植发手术都需要提取头皮本身健康的毛囊植入脱发的部位，因此存在一定的失败概率。术前需要十分专业的科学手段甄别毛囊是否健康、且不会在短时间内坏死，还对医生的手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何润锋在拍摄纪录片期间遇到过培训三天就上岗的植发医生，可见这一行的鱼龙混杂。
据了解，国内植发行业是从1997年起步的，这年成立了国内第一所专业毛发移植中心(原北京铁路总医院毛发移植整形中心）。而中国第一个直营植发连锁品牌大麦微针植发，创立于2006年。到了2018年，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内的植发机构数量已经超过1000家。
大麦微针植发执行董事兼副首席执行官崔韶芳向我们介绍，公司从成立后到疫情前，销售额平稳地保持在每年30%到50%的增长。此后虽然遭遇了三年疫情，但他们统计相关数据后发现：2021年5月，来植发的客户竟然达到了开业十多年间的一个峰值。
在崔韶芳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经历疫情后消费观发生了改变。此外，也反映出男性容貌焦虑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而如果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和直播产生的兴起是符合的。直播产业是一门在疫情时代基于人们出门不便而迅速火爆的产业，这项产业捧红了无数普通人，并且激发千万普通人满怀热诚地投入进来。
在直播的世界里，规则简单粗暴。高颜值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礼物与打赏，而后期带货则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因此，个人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光顾植发机构的一个群体，就包括那些出现了脱发问题的网红博主和想成为网红博主的人。“对他们而言，植发是一个刚性需求。”崔韶芳指出，“现在都说‘颜值经济’，具体什么意思？就是将颜值转化成经济上的收益。”
当然，在所有接受植发的人群中，网红毕竟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当下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即使不是活在镜头中的公众人物，即使平凡如你我，也不得不时刻接受一种来自他者的凝视和评判，而直播只是将这种凝视变得具象化了。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被看的第二性，男性则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成为观看和凝视的第一性。英国学者约翰·伯格写于1972年的《观看的方式》一书就提到，人们观看方式中“理想”的观赏者通常是男人。
但在2024年的今天，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以及权利差异不断缩小。当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感受到自己正在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英国《卫报》曾经披露过一份数据，调查显示现实中男性对于身材的焦虑其实更甚于女性。超过80%的男性担心自己的身材走样，而有这种担心的女性为75%。曾经被视为专属于女性的“容貌焦虑”，如今已经蔓延于男性群体。
在统计了近半年的到诊人数后大麦方面发现，半年内25岁~30岁的植发客户有3000多例，30岁~35岁在4000多例，35岁~40岁则为2900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第一批00后走进了这里，决定通过植发拯救自己的人生。
“哈喽，00后第二次植发的第3天。我这次属于补种，补第一次种时有缺陷的、稀疏的部位……相比第一次，没有那么疼痛了，肿也消得快，第二天已经消了60%。”00后博主“大橙子”在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植发体验，到第40天的时候，他宣布自己的头发进入了脱落期，“期待3到4个月后，就能进入生长期。”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这类视频并不少见。00后们纷纷晒出了自己日益稀疏的后脑勺和后退的发际线，大家彼此鼓励打气一起接受植发。他们自我调侃：“00后整顿职场？不，他们整顿的是自己的发际线！”
“目前来看，25岁到40岁之间的年龄段接受植发的人是最多的。”崔韶芳说，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成家和立业。我们业内有一种说法：头发就是男人的第二张名片。”
头发和名片，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两样事物，双双指向了同一个源头：自信。就像《秃然发生》里某一集，29岁青年张建宏一直幻想，等自己重新长出了头发，就能俘获心仪对象的心。但让他饱受打击的是，自己在植发成功后还是遭遇了感情的挫折。
这也引发了作为观众的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男性的自信究竟来源于哪里？应该来源于哪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倪春雅告诉我们，以她接触的男性植发群体和接受皮肤护理类项目群体而言，其实到了某个年龄以后做这些改善的意愿反而不迫切了。
“不是说年龄越大越要做，男人到了一定年纪，他们从自己的事业上更能获得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更容易让他们产生自信。”
在华山医院皮肤科，接受轻医美项目的男女比例为1比9。倪春雅表示，虽然男性求美者的比例比女性低不少，但他们往往更舍得花钱。“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男性，他们一旦决定做，就做得更彻底。他们什么项目都做，比如打肉毒素除皱针，定期做光子嫩肤保养，包括超声炮、热玛吉这些。只要市面上有的，全部都会尝试。而且相对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的皮肤更耐操，因此做这些项目的频率会比女性更高。”
相关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医美类APP的男性用户数量占比从17.4%上升到35.7%。而在消费能力上，男性医美消费者的平均客单价为7025元，是女性的2.75倍，这也印证了倪春雅的观察。
此外她还发现，近年来男性求美者出现了和女性求美者相同的年轻化趋势。“20岁刚出头的男孩子，就来咨询，想打肉毒素除皱针。还会嫌自己法令纹深，脸部轮廓下垂，想做热玛吉。”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人会被劝退，“我们会比较客观地根据他的状态来判断，而不会乱推荐。20多岁的年轻人，我觉得不用做这种提升项目的，什么超声炮、热玛吉，根本没必要的。”
在她看来，年轻男性过早出现的容貌焦虑和自己刚踏入社会，还没有找到立足之本有关。因此，他们急需通过外在的优势获得自信。根据《基层女性》一书中的解释，
“容貌焦虑本质上是对生存资源、生存能力的焦虑，是对自身价值不确定的焦虑。”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女性，也同样适用于男性。
但有时候，这种急切体验的背后也藏着一种无奈。“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美肤领域的博主，那么他肯定希望可以把所有项目都体验一遍，这样自己的结论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倪春雅分析，“而且他在镜头里也需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视频博主的形象管理很重要，那么粉丝和流量自然就来了。”
对于男性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医美”？来自上海九院整复外科的主治医师高博闻输出了自己的一套“直男”观点。“对于男生而言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学识，气质对男生更优于本身的长相；同样重要的是身体健康，男生应该多去健身房，运动和抗衰是息息相关的；第三点就是衣着，应该对衣着搭配和颜色稍微懂经一些，凸显男人的气质；”
“最后才是医美，其实真正需要做医美的男性比例并不高，除非真的有缺陷，而这部分人其实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