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普拉塔普·巴努·梅塔 (PRATAP BHANU MEHTA) 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劳伦斯·洛克菲勒杰出教学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Phil, 主业是中国历史研究。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发呆或胡思乱想。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已经连续赢得了三届任期，成为继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以来，唯一完成这一壮举的印度领导人。然而，6月10日他宣誓就职时，莫迪迎来的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恰恰相反，伴随着他权威的严重受损，莫迪是在一个比往昔都更弱势的状态下，进入了他执政的第十一个年头。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在4月至6月举行的选举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相反，印人党仅仅只赢得了由543 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下院里的240 个席位。与他前两届任期不同的是，莫迪现在更需要盟友来保住自己的政权。在这些盟友当中，两个地区性政党尤为重要，它们分别是比哈尔邦的贾纳塔达尔党（联合）(Janta Dal (United))和安得拉邦的特卢固德萨姆党(Telugu Desam Party)。
对于莫迪来说更糟糕的是，他在选举中受到了两次对他个人的重创。首先，他的党派失去了印度最大邦北方邦的多数席位，而这一地区曾被认为是莫迪麾下固若金汤的堡垒，保卫着莫迪的金字招牌：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就在本年度的一月，莫迪开光了该地一座献给印度教神灵罗摩的寺庙。这一开光仪式标志着数十年来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煽动的“功德圆满”，也委婉地试图昭示着总理本人的凯旋荣光。另一个重创则是，那些莫迪花了最多时间进行竞选活动的选区里，印度人民党的发挥并不出色。看起来，近年来最为恶毒阴损的印人党竞选活动实际上倒了选民们的胃口。这些竞选活动里充斥着直接的对于穆斯林少数社群的仇恨言论。
尽管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苦苦挣扎，印度的民主却在逆境中取得了胜利。这次大选是在印度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威权主义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进行的。政府经常将矛头对准政治反对派，并引导了一系列民主体制的退化，这些退化涉及到了包括司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和媒体在内的诸多方面。这使得今年的投票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最不公平、最片面的之一。观察家们预计莫迪将取得全面胜利，这种全面胜利几乎会让印度变成一个只有一个领导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个党派的国家。
但这种大胜并没有发生。最主要的反对党，国大党，赢得了99席位。它的领导人拉胡尔·甘迪（Rahul Gandhi）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挫折之后，在这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令人生畏，一举重振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更重要的是，印人党在投票箱中的惨败拯救了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政治格局因这一惨败重新充满竞争。而竞争的恢复将使独立机构和民间社会更加大胆，并迫使明确支持莫迪议程的印度商界人士对冲他们的政治赌注。另外，充满竞争的新格局还将赋予反对党议会力量和道德权威，以此对政府施加制衡。在印度成为民主倒退的代名词之际，这次选举将开始修复莫迪执政期间对印度全球声誉造成的损害。
不用再独孤求败了
近 25 年来，无论是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一个邦的民选领导人），还是作为印度总理，莫迪都享有几乎不受挑战的权威。然而，他所面临的局势让他必须与盟友，以及印人党中那些变得更有胆量质疑他的人进行谈判。这对于一位将政治个人化到极致的领导人来说可能会很棘手。莫迪很少与同事分享功劳。他将大多数政府计划都包装成他个人许下的政治承诺，而不是政府的。比如， COVID-19 疫苗接种卡和大米包装袋上都印有他的脸。即使是例行的全球会议，如印度将于 2023 年主办的 20 国集团峰会，也会被说成是他特立独行领导力的胜利。他的这种极端自大可能会妨碍联合政府的运作。不过，莫迪有能力进行巧妙的交易和操纵。毕竟，他精明地在大选前与两个重要的联盟伙伴结成了联盟。
但他的联盟伙伴能信任他吗？即使他的个性不会成为障碍，盟友的怀疑态度也可能成为障碍。这里至少有两个潜在的绊脚石。首先，随着印度人民党权力的巩固，它通常会不择手段地获得对其联盟伙伴的优势。结盟使印度人民党能够扩大其在盟友所在邦的吸引力和可接受性；最终，该党开始侵蚀这些盟友的基础。印度人民党过去曾以这种方式利用其权力瓦解小党，通过权力的诱惑力吸引议员，并将他们纳入印度人民党。莫迪的主要盟友--特卢固德萨姆党领导人N.钱德拉巴布·奈杜（N. Chandrababu Naidu）和贾那塔达尔党（联合）领导人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不会不知道这些危险。如果他们让印度人民党过于成功，他们自己的发展也将面临风险。
莫迪在投票箱前的惨败再次让印度政坛充满竞争。
第二个潜在障碍是意识形态。从他的主要联盟伙伴的记录中看不出他们坚守反威权主义的原则立场。他们既不会因为对公民自由和制度公正性的承诺，也不会因为不满印度人民党对少数群体和反对党领导人的不公对待而放弃自己在政府中的位置。但他们仍然可能会与印人党就社会议程发生冲突。对于库马尔来说，在种姓问题上，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已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分层制度在印度仍顽固地存在着。库马尔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种姓普查，以便根据不同种姓的发展和人口特征更好地分配政府福利。印度人民党并不反对在政治上利用种姓。但迄今为止，人口普查的要求对于该党的意识形态议程来说却是罪大恶极的。
印度人民党试图通过巩固印度教徒，隐去种姓差别，凝聚出一个人数众多的选民集团。种姓之间为获得政府福利而产生的新冲突将破坏印人党实现印度教团结的努力。种姓越是成为分配政治的基础，就越不利于印度教的巩固。反对党支持种姓普查，库马尔在比哈尔邦的主要对手也支持种姓普查，他们深信利用种姓问题进行动员在民众中具有正当性，并带有社会正义的色彩。原则上，印度人民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巩固其在社会正义议题上的发言资格。但妥协会削弱莫迪在党内的权威，并且削弱人民党对独特意识形态的诉求。对于库马尔领导的贾纳塔达尔党（联合）来说，如果该党在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要面对比哈尔邦的选民将并非易事。种姓问题将在未来几年考验这一联盟的持久性。
莫迪同特卢固德萨姆党的矛盾则不那么明显。奈杜以技术为灵感的高度现代主义发展观与莫迪不谋而合。只要奈杜能为自己的邦争取到足够的资源，他应该会乐于合作。但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仍是潜在的紧张根源。奈杜并不是印度民族主义的原则性反对者--毕竟他与印度人民党结盟的时候可是睁着眼睛的。但他所在的安得拉邦的政治需要可能会让他更难忍受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更明显的过激行为。2004 年，奈杜在选举中失利，部分原因是他在撇清自己与 2002 年古吉拉特邦血腥骚乱的关系方面不够强硬。据最保守的估计，那场暴力事件造成约 1000 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而且是在时任该州州长的莫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莫迪和他的政党曾经经历过风暴。尽管眼下如风变幻的主流叙事可能对印度人民党不利，但该党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从2019 年的上次选举到今年的选举，该党的得票率几乎保持不变。该党在印度北部选举中的失利因在东部奥里萨邦的大获全胜而有所缓和。该党在印度南部的得票率也有所上升，尽管这一成功没有转化成多少议会中的席位。(不过，该党在南部的喀拉拉邦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席位。该邦是印度宗教最多样化的邦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合人民党的简单多数主义议程）。印人党可以将选举结果解释为仅仅是战术上的挫败，而不是对其核心印度教民族主义纲领的否定，而这一纲领隐晦地要求在政治和文化上将印度的 2 亿穆斯林边缘化。例如，莫迪的新内阁中没有一个穆斯林成员。但是，对印度人民党来说，既要满足党内基础的核心诉求，又要公开缓和党的立场以迎合盟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克服。
乐观的人会指出，1998 年至 2004 年期间担任印度总理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的执政证明，印度人民党总理可以成功地温和化党的意识形态，以建立和维持联盟。但人们往往忘记了，那次试验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被广泛认为是相对温和派的瓦杰帕伊，也未能在2002 年古吉拉特邦骚乱事件中斥责莫迪。在他执政的过程中，他放宽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枷锁。他使政治暴力、煽动仇恨或者实施私刑可以不受惩罚的观念变得合法化。印度人民党一直在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有罪不罚文化继续存在。
大选挫败了莫迪，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没有倒下。它在民间社会的基础依然牢固。它使对穆斯林的偏见成为新常态，尤其是在印度城市地区。印度人民党的性质以及印度人民党所扶持的那些坚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家使得这些激进主义倾向不太可能消退。简要来说，这次选举表明，在印度政治中，针对少数群体并将其作为替罪羊的做法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奏效。但莫迪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通过新的问题或具体的冲突来激活潜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最明显的就是进一步要求查封和拆除在马图拉（Mathura）和瓦拉纳西（Varanasi）等印度教圣城里寺庙周围的清真寺。很难保证印度人民党不会试图利用一系列后续风波来攫取利益，这些风波可能来自于对更多寺庙的控制、当地爆发的印度教-穆斯林社区暴力事件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毕竟，巩固印度教选票是印度人民党的首要任务。
但随着对议会的控制力减弱，印度人民党也需要迁就其盟友。印人党是否能同时兼顾这两项要务，取决于该党能否找到必须要找的最佳平衡点。政治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精妙的平衡
尽管这次选举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震撼性，但它可能不会给印度的政策带来太大变化。原则上，选举结果将鼓励领导人们更认真地考虑印度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在他的竞选活动中，莫迪大肆宣扬印度的高增长率、他的福利计划（包括免费食品、天然气连接、厕所、用水和现金转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张以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但选民们对此并不买单。他们理所当然地对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其他趋势感到不安，包括高失业率、工资停滞、消费的整体萎靡不振和不平等的加剧。
如果这次选举发出了一个最主要的信息，那就是印度需要更为平衡的发展。莫迪不能指望仅凭福利计划就缝合出一个政治联盟。这个教训也不仅仅是针对总理一个人的。在过去数十年中，其他党派执政的各邦政府，比如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和奥里萨邦，曾经因为扩张福利项目和直接的转移支付而表现极佳，然而这些地方执政党却在本次大选中惨败。实际上，反对党国大党也早已经昭示了这一趋势。在2023年，尽管国大党主导了大规模的福利计划，国大党仍然在当年拉贾斯坦邦选举中失利。这基本证明了福利是不能永远安抚选民的。平衡经济所需要的远不止是福利转移支付。
执政联盟实际上可能也意识到了，他们唯一合理的选项就是加码关键变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包括了改良教育系统来提供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研发、让税收变得更清晰透明、减少那些将特殊生意交给特定商业体的裙带主义做法、让贸易政策变得更加明确、减少对于执法权的滥用和更加彻底的分权措施。执政联盟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很深的意识形态分歧。可是，实现这些任务却需要改变执政作风：政府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更多对于细节的关注，更多对于共识的寻找，和更多对政治参与的鼓励。这些政治习惯对于莫迪来说却近乎诅咒。因此这种执政风格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外交政策上，印度的基本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保持不变。对于印度民主的指责近来一直在增强，因此印度应该以更大的权威参与国际事务。但是一个更加有活力的国内反对派也意味着，无论在贸易方面还是安全事务方面，莫迪促成协议的能力可能会被削弱。他所达成的协议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国内审视，远超莫迪和他的国际伙伴所曾习惯的状态。
并非巨人
只要莫迪的批评者还被莫迪所受的削弱所鼓舞着，莫迪的第三个任期就将会是一个喧嚣的时期。印度的民间社会里弥漫着一股舒缓的情绪，寄望于政府允许更多的空间。然而，这一愿望能否成真很快就会面临检验。印度的经济有足够的动能来维持吸引外国投资和贸易伙伴的高增长率。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从而产生了数量显著的不满者，这一点在农民和失业的受过教育的人群之中尤为明显。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反对党，还有一群难以讨价还价的执政伙伴，这些阻力会阻止莫迪那看似势不可挡的、将权力集中于他自身和总理职务的进程。但是这也会使得政府机构更容易陷入到争吵之中。执政联盟会继续尝试利用这些争吵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不论这些争吵是来自对职位的渴望还是来自于报复式的司法调查。相应地，反对派们也将会利用更多的街头抗争来回敬政府。在经过了短暂的政治平静期之后，围绕着宗教和种姓产生的断层很有可能变的更深。政党制度的本质和政治领袖自身的利益让这一切几乎难以避免。
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被从深渊里救了出来。但是有很多事情会继续取决于莫迪所做的选择。在这次选举当中，莫迪如同众多威权领袖一样，成为了他自己形象的牺牲品。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选民曾热切欢迎他权力的扩张。然而，对于很多选民来说，如今对莫迪的个人崇拜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忍受范围，变成了一种近乎癫狂的傲慢自大。莫迪错判了这些。选民们并非一定讨厌莫迪修建的罗摩神庙，也并非一定讨厌莫迪的福利计划。然而，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他们目前困境切实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对于过去成就的无止境夸耀。尽管媒体很大程度上与莫迪站在一起，但莫迪仍然要面临近来对他变得越发怀疑的选民们。如果莫迪想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他的自大必须要为谦逊，透明和更少的管制让路。这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认为自己是个巨人的领袖来说，很可能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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