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中，88.2%的案件都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人民视觉供图）
四川绵阳一家快餐店内，工作人员放在收银台的手机被盗。
事情发生在2019年11月10日。报警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一个登记身份为付某的“00后”，他在盗窃手机后，进入附近一家网吧。
半年后，付某被抓，他向公安机关表示认罪认罚。2020年6月15日，案件移送至绵阳市涪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进展到这里，看上去似乎是件简单的盗窃案。不过，检察官发现了异常，付某的供述与被害人表述不一致。之后，付某坦言，案发时自己不在当地，之所以“供述”盗窃经过，是因为不清楚被定罪的后果，因为侦查人员告诉他，“事情不严重，赔钱就可以回家，否则将被关押”。
2024年6月13日，最高检将此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并指出：办理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加强对侦查活动合法性和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监督，防止出现违背意愿的认罪认罚。
不起诉决定
2020年6月22日，涪城区检察院第一次讯问付某时，与在侦查阶段一样，他认罪认罚，还在第二天主动赔偿了被害人损失。
反常的是，讯问后，付某多次给承办检察官打电话，了解定罪处罚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表现不同于一般的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
承办检察官发现，在案证据存在疑点。比如，监控视频中犯罪嫌疑人头戴帽子、面部特征不清晰，体型与付某存在差异；付某关于在案发快餐店购买的食物种类、所盗手机摆放位置以及是否处于充电状态等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不一致。
第一次讯问后，过了两天，检察官再次讯问付某。这次，检察官向付某解释了盗窃罪的刑罚责任、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这回，付某的说法发生了反转。他说，自己没有偷手机，案发时不在案发城市，且曾丢失过身份证。
至于为何在侦查阶段作有罪供述，他表示，自己的有罪供述不真实，认罪认罚非自愿。侦查人员告诉他，不认罪将被关押，以及“事情不严重、赔钱就可以回家”。于是，他按照侦查人员出示的监控视频，供述了“盗窃”“销赃”过程。
针对付某的无罪辩解，公安机关按照检察机关要求补充证据材料。付某的手机定位、骑行记录、亲属及同事证言，证实案发时付某在眉山市，不在绵阳市；付某出行记录证实，案发前后付某无乘坐动车、火车、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记录；户证办理系统的信息显示，付某曾在2016年10月、2018年6月两次因身份证丢失补换身份证。
据此，涪城区检察院查明，案发时段内，付某不在案发城市，盗窃行为非其所为，公安机关仅以网吧登录身份信息认定付某为犯罪嫌疑人错误。
2020年7月29日，检察机关对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要求公安机关对此案继续侦查。针对侦查人员的怠于侦查行为，涪城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收到监督纠正意见后，公安机关对案件中的侦查活动违法问题启动倒查问责，依纪依规对涉案侦查人员作出处理。
提高效率之外，如何保障自愿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6年开始在京津沪等18个城市试点，2018年被写进刑事诉讼法。
这项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侦查阶段，表现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认可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审判阶段，则是当庭确认自愿签署具结书，愿意接受刑罚处罚。
2019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指出，对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要尽量从简从快从宽办理。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
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中，有88.2%的案件都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9年，这个数据是44%。5年间，这项制度的适用率上升了44.2个百分点。
最高法副院长杨万明在2024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项制度通过推动简案快办、繁案精办，把司法资源和更多精力投入到不认罪不认罚的复杂案件上，有效缓解了许多地方“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提高了审判质效。
不过，办案效率提升了，如何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南方周末记者曾旁听一起涉黑犯罪案件的庭审，一年过六旬的被告人表示“认罪认罚”，承认自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然而，当同案辩护人向他发问时，他称自己只是在一家公司大楼打更，每月拿2000元，直言“我什么时候参加（组织），我也不知道”。
同案另一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则当庭表示，自己不知道啥叫黑社会，认罪只因想要“从轻判决”。闻此，公诉人当即宣布对其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在前述“绵阳盗窃案”中，涪城区检察院在总结办案经验基础上，制定了《认罪认罚案件证据细节审查制度》，细化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加强和规范侦查活动监督，建立认罪认罚案件防错纠错机制。
辩护人和值班律师参与亦是确保自愿性的重要保障。2018年刑诉法修改，在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明确了值班律师制度。值班律师被派驻司法机关，为没有辩护人的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2024年4月，由最高法原副院长南英、张述元，湖南省高院原院长田立文等8人组成的最高法咨询委员会第八调研组在《中国应用法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报告。
调研发现，有些地区由于值班律师人数、力量、专业性不够，仅以“见证人”身份参与签订具结书，未起到实质帮助作用。另一方面，审前达成的量刑建议协商，律师难以有效履行职责、发挥辩护作用。在实地调研中，有律师反映，该地区存在检察机关仅当场告知量刑建议结果，导致律师难以有效参与协商的情况。
这份调研报告指出，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就其防错功能而言，重在防止错误定罪，要切实防止把本应“疑罪从无”的案件变成“疑罪从轻”。在审判阶段，仍应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等进行确认，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否存在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编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