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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互联网上，一提到历史上元朝，往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是“我大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横扫欧洲，饮马多瑙河巴拉巴拉”，把蒙元帝国当做提升自信的工具，另一种是皇汉，他们奉明朝为正朔，把蒙元贬低的一无是处。

◇ 相关截图

其实，自近代以来，关于元朝的史书记述也大多停留在残暴和压迫，这其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所谓“四等人制”。具体来说，人按照民族分四等，蒙古人最优等，享尽一切荣华富贵，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民族，算是第二等，可以在社会上有各种特权。第三等的汉人指的是原来金国所在地域的人，在社会算是下层不具备向上流动性，而最惨的是南人，那就是过去南宋疆域里的汉人，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欺辱压迫。

◇ 图为“四等人制”

如此的四等人制度在中学教科书里是一定要讲的内容。可是如果翻阅史书，最早提到这“四等人制度”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学者屠寄所著《蒙兀儿史记》，距离元朝灭亡已经超过五百年了。那么在元朝当时，这四等人制度是否有明确规定，又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这在学术界是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今天就简单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屠寄著《蒙兀儿史记》书影

元朝的时候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还没有形成，而在蒙元朝廷的各种文件典章制度里，也不见把人按照民族划分等级区别对待的记载。而在这四等人中，色目人的问题尤其复杂。谁是色目人，在当时就已经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元典章》中记载，有官员经过讨论后认为“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色目人”，这是把蒙古人也给算进色目人的范畴了。至于色目人有多少种，有的资料认为是三十多种，有的认为是七十多种。如此范畴都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谈不上出台明文政策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蒙元时期的最高地方长官名叫“达鲁花赤”，通常认为这样的长官只能由蒙古人担任，但历史资料表明，由于蒙古人数量少，色目人和汉人也都担任过达鲁花赤的职位。

◇ 汉人出任达鲁花赤的也有，但这些人都是有战功或是和蒙元贵族关系极其密切的汉人图表为《元代汉人出任达鲁花赤的问题》原文刊于：《北大史学》第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蔡春娟

然而，就算没有基于民族的歧视，也不代表歧视不存在。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是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而这样的等级制虽然可以被冠以各种名目，譬如礼法或者内外有别，歧视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其中官吏对民众的歧视是理直气壮的。

在蒙元之前，科举制给读书人打造的一个幻梦就是自己可以一沼翻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蒙元的统治并不完全依赖科举制爬上来的读书人，在当时做官一个非常重要的凭借叫做“根脚”，这“根脚”大致可以理解为背景或者靠山。“根脚人”可以被理解为二代，或者上头有推荐保举的人。元末明初权衡在《庚申外史》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当时科举取士不是没有，但是科举出来的最多只能做到中层官吏。

◇ 图为伊尔汗国壁画作品，其中的骑象者是旭烈兀，周围则为蒙古贵族和侍从

◇ 图为元代福建泉州出土的“出使波斯国”石刻拓片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这也是在没有现代政治的情况下解决统治广大地域时信任问题的最便捷途径。既然整个蒙元帝国的顶层都是蒙古人，那么他们的“根脚人”自然会偏向于跟他们语言风俗类似之人，久而久之，这群根脚人和朝廷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借用如今周公子的一句话，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

到了这一步，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蒙元时代的等级制并非基于民族，还是基于对统治者的远近亲疏，以及传统社会中官吏对民众理所当然的歧视。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靠近蒙古统治者的自己人多是本族，就会给人以“蒙元帝国以民族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的印象。

◇ 图为《元世祖出猎图》局部作为大汗禁卫军的怯薛歹都是由大汗极为信任的贵族、大将等功勋子弟构成，这些人在帝国内部享有VVIP的特权根本不足为奇

事实上，蒙元远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汉人普遍抱怨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指代的是政治决策权，而不是特权等级制。后世通常拿来论证元朝四等人制度存在的一个证据是元典章里头的一段记载，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猛一看这的确是蒙古人对汉人赤裸裸的歧视，但这里的蒙古人，指代的是蒙元皇帝禁卫军怯薛歹。

到了元朝中后期，怯薛歹是根脚人当中的根脚人，他们别说殴打汉人了，殴打一个毫无背景的蒙古人也是有特权的。而蒙元一代，虽然说这“根脚人”大体上是蒙古人居多，但汉人也可以获得这样的地位，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为蒙元灭南宋立下功劳的张弘范家族。到了蒙元后期，汉人在根脚中占的比例不少，甚至元朝灭亡时，汉族根脚人自杀殉国的绝不在少数，还有大量的汉人在明朝建立之后以“遗民”自居，怀念故元躲着不肯出仕。

◇ 图为元末第一才子杨维桢画像

而朱元璋对蒙古人不像今天的皇汉意淫中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对蒙元，尤其是北元抵抗比较激烈的贵族大杀特杀，但对投效大明的蒙古人采取招抚优待政策，所以，明朝军队里一直有大量蒙古骑兵，比如说靖难之役时，保护朱棣的核心力量就是这些人。如此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有为数不少的汉人在蒙元时期获得了根脚的身份，蒙元的歧视并非严格按照民族来划分，而直到明朝建立，汉人和蒙古人也绝非“汉贼不两立”，而由于大明朝廷需要依赖蒙古人的战斗力，所以到了明朝，这些蒙古军人也在处处比大明百姓高一头。

◇ 图为影视剧中朱棣形象

事实上，从元朝灭亡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历史资料都没有提到过所谓“元朝四等人制度”。等到清朝的魏源写《元史新编》时注意到了蒙元的民族内外亲疏有别特性，他在书中提到了北人南人，又增加了色目人一项，在他看来这三类人的地位不同，而1916年日本的历史学家在魏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这三类人地位不同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 图为屠寄故居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到了屠寄写《蒙兀儿史记》时，就在日本历史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元朝社会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且存在基于民族的系统性歧视。这个说法没有任何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佐证，后来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金庸先生访问北京大学，他的武侠小说有那么几部是以元初元末的历史为原型的，既然如此，他就问北大学者这元朝的四等人制有没有当时的历史资料可以直接印证，结果查了半天发现并没有，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乌龙。

◇ 图为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

尽管如此，元朝四等人制被提出来的时间是20世纪初，当时整个世界民族主义都是最强烈的思潮，而中国由于外国的侵略也有着深深的民族忧患危机，如此的“元朝四等人制度”完美地契合了民族主义的思潮，于是得以迅速传播，甚至还进了历史教科书，比如钱穆在写《国史大纲》之时，就把这元朝四等人制度放在了非常显著的位置。

后来这四等人制度也就进入了中学教科书，成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对元朝的最大印象之一。而在学术界，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可以被讨论，四等人制度到底存在不存在，也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现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就是描述元朝社会，用内外圈制度，比起这四等人制度可能要更合适一些。

讲到这里，这‘四等人制度“的话题就可以告一段落，用鲁迅的一句话做个结尾，那就是“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本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说的人多了，那便是真有了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尽管真实的元朝并不存在基于民族划分的四等人制度，但那赤裸裸的歧视和特权阶级为非作歹，却是真实存在的。压迫本来就是悲惨不合理值得反思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压迫，才值得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古代传统王朝当中，元朝当然并不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了。

臭名昭著的元朝“四等人制”，真的存在吗？ | 循迹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