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纪录片，在当代是一件合时宜的事吗？
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处艺术区，朱凌卿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合时宜了”。因为忙于剪辑，他的头发略显蓬乱，在环境稍显松散的剪辑室内，一根接着一根抽烟。2024年5月，纪录片《解释鸿沟》终于上线。过去三年，他们跟拍哲学家陈嘉映的日常生活，记录下这位学者和学生、朋友的深谈与论争。
拍摄《解释鸿沟》的念头起初由监制李伦拍板。这位有过二十多年电视新闻经验的制片人，在央视《社会记录》《看见》等节目中累积了看待世界的视角。
李伦感知到，在当下，很多人被目标不明确、路径不清晰所困扰，过去习惯的很多东西都失效、模糊了。在这样的时刻，人尤其需要静下来思考。在这之中，陈嘉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陈老师是一个道不远人的学者，我们自己就会对他的学问，对他的思想很好奇。”李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人们想要思考时，会有很多的思维路径，而哲学是其中之一。
李伦和朱凌卿是《十三邀》多季的出品人和制作人。在《十三邀》第一季，许知远曾经和陈嘉映展开一场对谈，陈嘉映这个名字后来频频在后台被观众提及。制片人朱凌卿形容陈嘉映的表达“严密而缠绕”，有思维的密度但不陈词滥调，在当下的言论市场下十分可贵。
2021年，他们联系陈嘉映，提出要为他拍摄纪录片，一开始遭到拒绝。陈嘉映的大部分生活由研讨会、爬山、读书和坐在书房里深谈构成。他说，智性的深度对话，老一代人也许有需求，但在当下的媒体环境，“落不下来”，无论多么复杂的讨论，都会被互联网上的“yes或no”淹没。李伦和朱凌卿只能尽力劝说，“想把一个哲学家的精神样貌留下来”。
李伦（左一）和朱凌卿（左二）最初提出为陈嘉映（右）拍摄纪录片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片方供图）
纪录片里，大多数镜头集中在交流的环境里，陈嘉映和一帮人聊着哲学相关的话题。
每集由不同的分集导演负责，有的负责心智哲学，有的负责政治哲学。李伦很长时间一进机房，感觉周边安静，分集导演戴着耳机，沉浸地通看素材。
“思想性聊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多的类型。每个类型的节目，它的内部价值稍加改造都可以被新时代的观众所认出，但是你就要做得相对极致一点。”制作时，朱凌卿特意给了陈嘉映不少大特写，把他从与众人交流的环境里“扽”出来，拉近观众和谈话场间的距离，“（让你）想上去插两句话”。
“人们都生疏了那种精神生活，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谈哲学，但是总得有一点不趴在地上的东西，一点稍微高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如果有一些的话，也许就对现实有点帮助。”李伦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最终，陈嘉映答应了拍摄要求，朱凌卿猜测，“可能拒绝对他来讲也是挺大的压力。”陈嘉映让他们先拍着。“拍着拍着，投入挺大的心力。可能拍的过程中，陈老师也觉得，这些人并不是那么急切地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要一个答案。”
精神不在我脑子里，精神在我心里
陈嘉映发表看法，很少使用学术“黑话”，尽量平实地阐释深奥的哲学问题，不会刻意制造专业壁垒。他称自己和学界几无联系，身边智识交流最密切的就是一帮老学生。他们隔三差五开研讨会，交换思维。陈嘉映觉得一个人思考总是很困难，他需要思考的环境。
研讨会频繁举办了多年，由头不定。“陈老师过生日，或者谁的论文出了，或者谁的书翻译完了，或者谁踢球腿折了，慰问一下。”导演李慧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做这个纪录片，他手机的推送里八成是哲学相关的公号。
朱凌卿拍摄的第一场研讨会在昌平举办，讨论的主题是“机制解释”，这是一种偏向用物理和生物等科学机制来解释万事万物的手段。
研讨会上你来我往，话语间密集缠绕着哲学概念和解释，一会儿休谟，一会儿康德，有时还夹杂着英文和德文。他们从下午两点一直拍到晚上七点多。拍完后，朱凌卿懵了，和导演、摄像面面相觑，“这帮人说什么呢，一句都听不懂”。
陈嘉映的大部分生活由研讨会、爬山、读书或者坐在书房里深谈构成。（片方供图）
五个多小时里，朱凌卿只清楚记得陈嘉映所举的一个关于“疼痛”的例子，那也是他唯一听懂的例子：
科学家对疼痛提出的一个机制解释是“C纤维神经放电”。科学家们观测到，一旦人体产生C纤维神经放电，则意味着人感觉到了疼痛。陈嘉映认为，疼痛就是C纤维神经放电，从机制解释讲，没有问题；但你说C纤维神经放电，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疼痛是一种什么感觉。
接着，陈嘉映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疼痛扩充到悲痛，悲痛也可以说脑神经元素，但是如果表述为，“这个人看起来很悲痛，是因为他刚刚得知自己丧子”，你好像就完全知道他是怎么悲痛了。朱凌卿隐约觉得很有意思，这问题还能这么想。
李慧超是90后，最初在参与《十三邀》的制作，后来被找来拍《解释鸿沟》，“一知半解地就着了这个道了”。以往拍纪录片，要前期做调研、试拍，《解释鸿沟》不一样，李慧超估计，片子三分之一的素材都只是在尝试，“没有落定”。拍着拍着，李慧超被这群人的状态打动了：年届七十的陈嘉映，和不少快五十岁的学生，还像年轻人一样讨论问题。
因为大部分对话如实呈现，《解释鸿沟》中，常常充斥分歧。李慧超观察到，尽管参与研讨会的都是陈嘉映的学生、朋友，甚至学生的学生，但大家说话从来不留情面，常常“拿‘刀’互戳，面红耳赤太常见了”。
在一场饭局上，陈嘉映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峰陷入争论，叶峰是物理主义者，认为生命现象都可以还原为广泛的物理化学现象，对它们的理解要讲证据，不能只凭感觉。比如，打开一个脑，可以看到一千亿个神经元，看到它们是如何连接的。陈嘉映则觉得，在人没有看到脑神经元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红颜色。叶峰反驳，要说到红颜色，那你没仔细看，其实你看到的是光波……
物理主义是如今国际哲学界主流的哲学基础理论之一。在一篇论文中，叶峰阐述物理主义者的一种道德和价值观，他写道：“假设你相信有灵魂，但同时又承认，如今天的认知科学家所说的，人的思维、情感反应、记忆等都是由极其复杂的脑神经元网络完成的，那个灵魂什么也不干，那么你还会认为那个灵魂有价值吗？”
在一次饭局上，陈嘉映和哲学教授叶峰（左）就物理主义世界观展开了争论。（片方供图）
陈嘉映和学生陆丁对于“钵中之脑”的争论也反映出类似的分歧。这是哲学家普特南提出的思想实验：如果人的大脑被从身体中取出，放进一个充满了培养液的钵中维持生理活性，而大脑的神经末梢与一台计算机相连，接受从计算机传来的神经电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大脑能否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虚拟现实中？
陈嘉映觉得，“钵中之脑”没有意识活动。陆丁却相信，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有对应的物理事件，这也是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钵中之脑”试图传达的观点是：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有一个身体。
“你要没有身体，你就不可能怀疑，因为它不能感觉、不能思想。”陈嘉映认为，人所产生“我”的意识不等于大脑，研究大脑的科学家认为“我即我脑”，“人们非常认真地用大脑来代替自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李慧超跟拍陈嘉映去怀柔郊区见一个朋友，提了两瓶酒。朋友说，你还带酒来了呢，没带点精神上的东西？陈回答，精神的东西都长我身上了。朋友接话，精神的东西都在脑子里对吧？陈嘉映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回了一句，精神不在我脑子里，精神在我心里。
李慧超后来不断回顾“钵中之脑”的素材，才意识到这两种表述间的微妙区别，“他一直坚持，心灵就是一切，意识并不是大脑产生的。”
“他们用不断的交流冲击，改变自己的想法。某一句话，也许都听过，但在当下对他产生了新的想法。交流不需要有一个结果，纯粹是为了交流这件事情本身，这是珍贵的。”朱凌卿觉得这样的聚会纯粹而浪漫。
“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
李伦曾好奇地问过陈嘉映，50岁时是什么状态，陈嘻嘻哈哈地说“很倒霉啊”。“本来在北大好好教，被挤到华师大，在华师大好好教着，被挤到首师大。”好友童世骏对他说，嘉映啊，你这学术轨迹看着不怎么好啊。
某些层面上，陈嘉映和机制化的学术生产似乎保持着一些距离，他的思考很多是从生活和亲身感受中来的。他毫无犹豫地承认，自己信奉古典主义，相信歌德式的人文主义，相信十八九世纪对真理的追求。但在一次研讨会上，他的学生周濂直白地提到老师某些层面上的“不合时宜”。他觉得，这种追溯到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与当下的趋势背道而驰。
“我觉得当代的、主流的哲学家，罗尔斯也好，德沃金也好，他们都是在中人的层面上，在做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周濂说，所谓的“中人”，是指在一个理想的中人社会（或者说“平庸社会”）里，大家都守着规矩生活，不需要道德圣人，只要求每一个是中人。
周濂觉得，陈嘉映在用一种更高要求的标准——“高人”来自我要求，追求心性卓越之士所想要的良善生活，重视每个人的生活意义，要活出“真正信的东西”。
陈嘉映，当代著名哲学家，1952年生于上海，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片方供图）
和现代哲学学科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哲学家相比，陈嘉映显得有些老派。
分集导演郝晔觉得，这是由两代人的人生境遇带来的历史性差异。“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大的时代浪潮的变革，一路处在一个上升的时代，对于社会的愿景和预期是从书本和历史的概念出发的……自然不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嘉映曾引用杜威的话说，“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对那些只有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他不感兴趣。
他把现代社会称为“平民社会”，认为过去只有大人物才有“我是谁”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平头百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在于内心。“生产线上，我可以被别人替代，甚至被AI替代，但我有很多‘只属于我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无法被替代。”陈嘉映说。
2023年夏天，陈嘉映和老友童世骏一起去挪威卑尔根拜访哲学家居尔纳·希尔贝克。
那时新冠疫情结束，俄乌冲突持续，ChatGpt激起讨论，这些大事件看上去都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他们聊起哈贝马斯倡导俄乌双方和谈的文章在西方世界引发的批评；争论起AI系统在未来能否发展出与人类相似的意识状态。童世骏认为，AI能发展出“意识”，但可能会像孤独症患者所拥有的意识。陈嘉映和希尔则不认同。“我不想放弃人机之间的根本差异，即相较于机器，人类是易错的，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希尔说，自己对人类如何应对感到迷茫和困惑。
陈嘉映延续一贯的对“人”这个主体的信任。听到希尔的话，他笑了笑，说，别担心，我们慢慢来。
2023年夏天，陈嘉映和童世骏（左一）前往挪威卑尔根拜访哲学家居尔纳·希尔贝克（左二），谈论俄乌冲突、ChatGPT、政治正确等颇具当下性的话题。（片方供图）
跟拍三年，朱凌卿觉得，陈嘉映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相信自我，相信个人的力量。“个人不该被磨灭，也不能被磨灭，不能被取代，也不应该被取代。现在世界都给你提供好的东西，你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他说。
思维的沉浸带来的是长期影响，李慧超说，很难讲哪一次具体的讨论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但陈嘉映谈论的某个道理，可能激起了他思维方式的转变。“跟他们接触久了之后，所有拍摄的人，似乎都在尝试或者熟悉，而不仅仅是三段论式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朱凌卿说。
《解释鸿沟》播出后，收到了预期之外的关注。一则评论代表了一种典型意见：“这个节目不是说，你看了就能收获高学历或者高收入，也不能让你吃饱饭，不能让你睡好觉（思考反而有可能让你睡不好）……对一部分人来说，这种学者或导师是良药。”
朱凌卿觉得，生活总有乱七八糟的困扰，而哲学是消减它们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恼人的事做概念考察，一个人会离正确的答案越来越近。但哪怕思考，也未必会真正达到正确答案，“可能会消减掉一些你的误解，仅此而已”。
陈嘉映曾对朱凌卿讲，哲学并非为了建构理论，而是为了考察概念，当一个人想要借由哲学解决问题、找到答案，大概率要失败而返。
“我们从小被训练要寻求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现在反而要说，可能就是没有答案，过程本身就是答案，它比答案重要得多。”朱凌卿说。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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