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不到10分钟，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电影票就被一抢而空。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二战期间中国浙江舟山东极岛渔民救助沉船英军俘虏的故事。
1942年9月28日，载有1816名英国战俘和大量战略物资的日本里斯本丸运输船，从香港返回日本战俘营。10月1日，在靠近中国东极岛附近时，因未按国际公约悬挂红十字会旗，被美国潜艇鱼雷击中尾部。当时，英军战俘被关押在底舱，而日守军用木板、帆布钉死出口，令其难以逃生，自救逃出的少数幸运者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最终，384名落水战俘被中国渔民自发救起，而828名英军俘虏则永沉海底。
曾经制作过《后会无期》《百鸟朝凤》等影片的方励，在接触到这一战争悲剧时即被触动。经过在中英美日多国间的多次走访，历时8年，耗资5500万元，打磨出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据方励透露，影片将由阿里影业发行，计划今年9月3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全国上映。
裂开的伤口戛然而止的亲情爱情
北青艺评：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影片有400多部，听说《里斯本丸沉没》是最早卖完电影票的，不到10分钟售罄。是因为之前做过宣传吗？首映后，观众反响如何？
方励：我们其实没有做任何宣传，电影票卖得快主要还是因为电影节观众的好奇心。相较于其他影片，《里斯本丸沉没》无论是题材还是海报设计都非常独特。
首映时，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几乎所有人都拿着纸巾在抽泣，因为影片记录了太多动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沉船或者历史的史料记载，而是一个纪实的故事片。主体故事是讲述这群人的命运转折，讲述亲情、爱情的戛然而止——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十分打动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费这么大的资金、花费七八年的时间来拍摄这部影片。
北青艺评：对于这部源自历史真实事件的纪录片，你最初的拍摄动机是什么？是希望更多人了解战争的创伤吗？
方励：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是随着采访的推进，我的感触越来越深，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2017年9月，对沉船事件有了一定了解后，我第二次去做海上调查，希望找到沉船舷号。当时天灰蒙蒙的，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想到828名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士兵，就躺在中国的这片海域下面，没人知道了？这是第一个触动我的点。
当天晚上，央视记者去采访当年参与沉船救援的唯一在世的渔民林阿根，回来告诉我老先生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据我们所知，那时的亲历者就只剩下96岁的林阿根和98岁的英国士兵丹尼斯·莫利。如果他们去世了，那当年的惨案就没有历史见证人了。了解到这点，我明白需要赶紧把资料抢救下来。一开始我只想做个电视纪录，没想搞电影，直到我第一次去英国做采访。
2018年4月，我到英国的第一天就采访到了丹尼斯·莫利，收集了不少信息。但在情感上真正打动我的是当年一位遇难者的儿子罗恩·布鲁克斯。他告诉我，1940年的一天，香港下着雨，5岁的他和家人坐着军用卡车离开父亲。1942年，家里收到红十字会的消息，告知里斯本丸号沉没，而他父亲就在船上。父亲生死未卜，一家人的心情可想而知，直到1945年家里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身体健康，可这封迟来的信其实是三年前发出的。一家人的心就这样一直悬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直到父亲没能幸存的消息被最终确认。当时他爱尔兰裔的母亲在英国举目无亲，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寄居在都柏林的亲戚家。巨大的悲伤和生活的重压之下，1949年的一个清晨，母亲病逝在床上……老先生讲述时泣不成声。要知道，他一周前才完成心脏搭桥手术，采访那天刚拆线，完成采访后因为伤心过度伤口又裂开了。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采访团队每天都泡在泪水里。当你知道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所经历的那些生离死别，你就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地拍出这部电影的原因。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本来叫做《828Unforgotten》——《828位不能被忘记的人》。但后来我们采访了很多沉船遇难者的后人，还有幸存的英军战俘、中国救助者，就觉得也许讲里斯本丸的沉没会更有意义。
BBC的广告日本的私家侦探
北青艺评：决定做成大电影之后，采访、收集资料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方励：最初，我们的工作团队只找到十几个相关人士。我不甘心，当即想了一招，要在英国的主流媒体上打广告。我只找老年人看的主流大报，最后选了《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三家。BBC知道后也联系我，听说是民间自发行为就更感兴趣了。
主持人上来就问我，“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要在英国大规模地广告寻人？”我的回答很简单：“你知道77年前，你们的军人遭遇海难，828位和我儿子年龄相当的年轻人被埋在海底，然后被遗忘了吗？我拍电影的时候听说了这一悲剧，我从事海洋探测很好奇，也找到了那艘沉船，所以我希望讲讲他们的故事。”实话说，一开始我真的不是情怀，就是单纯的好奇心。
北青艺评：广告打了以后很快就有回应吗？
方励：BBC助了一把力，一个月内找到了380多人。最重要的一封邮件，是班尼菲尔德的二儿子发来的。他说，听说有一个公司在拍纪录片，他父亲当年就在船上，并且还活着。我们激动坏了！这么多年，大家都以为幸存在世的英国士兵只有丹尼斯·莫利一人，没想到在加拿大中部山区还有一位。这个消息在我的拍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初，我打广告的目标是想找到200人，没想到超额完成任务，找到了380多位相关人。我是和自己较劲的人，从那时开始，就下了特别大的决心，不但要拍成院线电影，而且当年的每一个问号都要找到答案。其实还有太多东西在电影中没来得及讲。
北青艺评：观看影片时，居住在加拿大的班尼菲尔德的采访是唯一带给观众欢笑的部分，他很幽默，也很有感染力。在经历了那样的苦难后，很多人都有战后应激创伤，但他好像就没有，始终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乐观面对生活……
方励：是的，你看他的家庭成员，也全都是开心阳光的。
北青艺评：影片中他说了一句非常积极的、面对历史和未来的话：“我们不能为过去而活，而是要为了未来。”一个人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力量，才能不被过去压垮……
方励：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找到了他。2020年9月，他100岁生日的时候，我专门把对他的采访剪成了一个花絮，又录了video（视频）祝他生日快乐。他特别开心，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北青艺评：找到380多位相关人，那拍摄队伍是怎样筛选素材的呢？最后的采访量有多大？
方励：从第一轮开始，我们就列了一个表格，注明时间、军号、番号、军衔，以及所有知道的相关信息，包括大量的家庭照片。我们将这些有用的信息都扫描存档，然后从中挑选，最后采访了100多人。
北青艺评：在影片中，我看到你说在日本采访时遇到了困难，决定雇佣私家侦探来寻找相关当事人。很少有人能想到用这一招。
方励：（大笑）我肯定是“老奸巨猾”的社会通啊。我们在日本的工作人员干了几个月，基本都在吃“闭门羹”。我们联系日本各种战争研究所，都回答说不了解、不接待。还好有朋友帮忙，我们进入日本防卫省、外务省，查到了英国的抗议电报、日本的回复，还有给东条英机的秘密报告。后来，我们有机会联系上了黑泽教授。他是一个军事研究协会的会长，采访时被我们逼问得狼狈不堪：我问他难道英国军人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
北青艺评：影片里面黒泽教授提到，从当年日本军方的角度，在担心英军囚犯逃跑和他们的生命遭受威胁之间，军队肯定更考虑前者。其实我想问，如果位置倒过来，英国船上囚禁的是日本俘虏，会是不同的考虑和选择吗？
方励：也许是一样的，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吧。我觉得黑泽说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日本人的角度，他们是负责押运的，当然怕囚犯逃跑。有一句话并没能剪入影片，我说“战争经常是情绪导致的”，因为大家都不理智了。当时采访黑泽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克制了。但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关于生命的问题，所以对方肯定是很尴尬的。最后影片只是剪辑了其中最温和的部分，但我很喜欢他最后说的一句话，“从人道的角度，日军需要对这负责”，这句话是很客观的。
出镜的纪录片导演金属风格的动画
北青艺评：通常，纪录片导演都会和记录保持距离，来保证影片的客观和真实性。但我看到你在电影里不仅有出镜，而且个人情绪也没有刻意去克制。这部影片中你担任制片、导演，但如果这是虚构片，你的名字似乎会放在演员名单中。
方励：其实就这一点，我们之前讨论了很长时间。按照我的性格，从传统的操作角度，我应该是退到镜头外的。所以一开始，我是很纠结的，不想过度凸显自己。但是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怎么带着观众进入呢？后来多方论证完，找到了这个角度。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用线性结构，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就让这个东西来打动观众。我就是陪伴、带领观众从一开始的好奇心，一路走下去。因为它对我触动太深，我也想把这个感受分享给大家，所以影片有着非常强烈的作者表达，是一部作者电影。
其实，电影是拉着观众走了一遍我走过的路。如果我找一个播音员来念旁白，那个情感和接地气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我是四川人，普通话怎么都咬不准，也不知道抑扬顿挫，连着录了三天。第一天录了四个小时后，我的嗓子就沙哑了。李玉导演是影片的艺术总监，一直在纠正我。后来，我找到了捷径：我让李玉导演先示范一遍，然后我就跟着找到抑扬顿挫的感觉了。
有记者看电影问我的观点是什么，我说我给观众看到的就是我的观点。
北青艺评：影片中的动画风格很特别，设计上有什么考虑？
方励：我希望动画不要有任何人物的特写，这样可以不对号入座，观众也不会跳戏，而且任何画面都没有真实的照片生动。40分钟的动画，是四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试错后试出来的。最后朋友给我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我很喜欢，金属雕塑风格，军人战争场面，人是不动的，人物之外的一切包括船都是可以动的，镜头和光影也是动的。金属不要太耀眼，风格化的贴图方式和人物状态，动画最主要就是制造氛围感。
耗资5500万元影片不留遗憾
北青艺评：如此精良复杂的影片，在中国纪录片制作中几乎没有先例。整个制作成本应该很大？
方励：不算发行费用，这部影片前前后后的制作成本加起来就有5500万元左右，其中仅原创音乐就花费了将近200万元。
北青艺评：依照常规，纪录片的发行在国内很困难，目前影片的全国放映已经提上日程了吗？
方励：阿里影业来做影片的发行，有可能会是9月份上映。我们这个影片里没有明星，没有娱乐性的传播度，我们需要做大规模的路演，起码十个城市。影片放映后，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的几个教授特别感动，很激动地跑来建议，9月新生开学后可以和大家进行放映对话。我们有太多有趣的幕后和外延故事了，希望可以通过口碑来传播。之前的微博电影之夜，我们还获得了“年度最受期待影片”大奖。
北青艺评：观众有如此好的反馈，是否会对接下来的票房有信心和期待？
方励：我做电影不讲信心，也不考虑后果，就是豁出命去做，勇往直前。就像你在运动场长跑，都已经跑了十圈，就剩下最后一百米，该怎么做？肯定是冲啊。既然你决定做这件事的理由是它打动了你，那它能打动你就也能打动世界上的很多人，不用考虑后果，能走多远走多远。
不久前，我们邀请了180位路人观影，他们不知道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任何信息，结果超过60%的观众都被感动了，超过市场平均值。不过有几个观众也提出疑惑：方励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代价来拍这个，动机是什么？于是，我在旁白里做了调整，告诉大家82年前这里发生了大屠杀，然后在前往伦敦的飞机镜头边，也加了解释，比如现在的亲历者只剩下两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最成功的一处旁白改动是，原本有一句话说：“2019年我们邀请这些遇难战俘的直系亲属来到东极岛”，现在改成了“我带着这群等待了77年的孩子们，来到东极岛，向他们杳无音信下落不明的父亲告别……”这就是点题和共情。
北青艺评：感觉这漫长的8年拍摄期间，你的表达欲望满足得酣畅淋漓，最想表达的和最想做的事情，都毫不犹豫不顾代价地完成了。那对这部影片，现在还有什么遗憾吗？
方励：没有任何遗憾了，所有我想做的想说的，都在影片中完成了。文/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