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历经曲折，最终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得以在北京居住。在中国期间，他倾尽心血向古老的东方大陆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将东方文明介绍给西方，开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去世。鉴于利玛窦所做的巨大贡献，明廷将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作为他的墓地。利玛窦也成为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
在利玛窦之后的二百年间，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持续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造就了“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局面。与利玛窦一样，有一些传教士，如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人，也先后葬于利玛窦周围，由此形成了一个专用于埋葬传教士的墓地。
▲位于车公庄大街6号的“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中间为利玛窦墓，左侧为汤若望墓，右侧为南怀仁墓。（本文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数百年过去，历经世事变迁，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1984年，“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这处墓园也成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受到世界各地游客的青睐。
利玛窦开启“西学东渐”
1582年8月7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万里迢迢来到澳门，开启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利玛窦虽然志在传播天主教，但他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实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此，他在传教过程中十分着意于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识引起中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注意。
比如，利玛窦携来的绘有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引起了肇庆知府王泮的极大兴趣，王泮批准了他在肇庆定居、建房的请求，并为新居题名为“仙花寺”。
没过几年，利玛窦来到韶州等地继续传教，后又经过赣州、南昌，来到南京。正是在南京，他等到了北上京城的机会。1598年，利玛窦第一次进京。他从南京乘船沿着运河到了京城。因为正值抗击倭寇期间，利玛窦没有得到召见，第一次进京之旅以失败告终。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第二次从南京北上，在天津遭到太监的扣押。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神宗的“御批”，在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这一次，利玛窦因为给万历皇帝献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而被准留居北京传教。
在利玛窦居住北京期间，西方科技知识源源不断地在中国生根发芽。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第一人。
1604年，初来京师的徐光启（1562-1630），与利玛窦重逢。两人在南京时就已结识。由于两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志趣相投，在京师时，为了便于交流，徐光启特意把家安顿在利玛窦居所附近（今宣武门教堂一带）。
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公元前300年亚历山大数学家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并交付印刷。这是根据16世纪欧洲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本子翻译的，共十五卷，最后一部分由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翻译完成。正是从前六卷问世之刻开始，“几何”二字才成为数学的专业名词。不仅“几何”，数学名词“点”“线”“面”“角”等也都是在那时开始使用的。
利玛窦还与徐光启、李之藻（1565-1630）等人共同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寰容较义》等数学、天文学方面的著作。这些书，后来多被录入《四库全书》或其存目。
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友谊一直广为称道，而两个家族后裔之间的情谊更是跨越数百年时光，延绵至今，这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传教士与晚明士大夫广泛合作
利玛窦来到北京后，更多远道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与明廷的士大夫结交，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除了与利玛窦合作，徐光启还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1575-1620）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和《简平仪说》。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与李之藻家的一位文人合作，翻译了介绍人体科学的《人身说》和介绍西方机械的《奇器图说》两部重要的科学著作。《人身说》分上下两卷。上卷论及骨骼、肌肉、韧带、皮肤、血管等；下卷论及神经系统和行为语言等。
邓玉函去世之后，《人身说》经中国学者毕拱辰（？-1646）润饰了文字，并与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1592-1638）翻译的《人身图说》合编，以《泰西人身说概》为题刻版印刷。这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
邓玉函与另一中国学者王徵（1571-1644）合作翻译了《奇器图说》一书，并于1628年刊印。三卷本的《奇器图说》可谓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洋力学和机械器物的译著。
崇祯二年（1629）11月，宣武门教堂东邻的“历局”正式成立，徐光启邀请邓玉函等传教士参加。他们和中国学者一道合作，翻译出大量的欧洲天文学著作，为编制新历法作足准备。在此期间，邓玉函翻译的《大测》一书把三角学的基本概念诸如正弦、余弦和正切等引入中国。
1630年，在陕西传教的汤若望（1592-1666）和中国学者李祖白（？-1665）合作的《远镜说》出版，这是第一本介绍望远镜的中文书籍。1630年，邓玉函去世后，汤若望接替邓玉函进入历局。在历局中，汤若望发挥他的特长，安装了三架天文望远镜。崇祯四年（1631）10月25日，徐光启首次通过望远镜观测了日食。徐光启感叹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眩耀不真”。11月8日，他又以此法观测了一次月食。
崇祯七年（1634）2月2日，汤若望与罗雅谷向皇帝进献了一架从欧洲带来的极为华贵的望远镜。崇祯皇帝特许汤、罗二人入宫安装。明朝皇帝第一次借助西洋望远镜观测日食和月食。为了表彰外国人，崇祯十二年（1639）1月6日，即春节前夕，皇帝把御笔题写的“钦褒天学”的匾额赐给了北京耶稣会士的住所——南堂。不久，礼部向汤若望和罗雅谷二人专门赠送了一块匾牌，上题“功堪羲和”（羲和是古代传说中掌管历法的官员）。
康熙皇帝主动搜罗西方“科技人才”
清朝时，因朝廷观天、修历、造炮、绘制地图、外交事务和宫廷服务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西方科技知识，因而也使那些具备各方面技艺的西方传教士留京居住再次成为可能。
从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当时主动地搜罗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一旦这样的人才出现，他们就被迅速“送至京中”。而进京的传教士捷克人严嘉乐（1678-1735）、德国人戴进贤（1680-1746）、意大利人罗怀忠（1679-1747）和郎世宁（1688-1766）等人一直在北京效力朝廷，直至死后葬于利玛窦身旁。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于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传教，次年奉诏进京协助汤若望修历。后来，作为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经常入宫，向康熙传授西方科学。南怀仁与钦天监的中国官员一道，先后制造了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象限仪共六种新仪器，并于康熙十二年（1673）完成。为了帮助中国官员熟悉使用这些仪器，南怀仁撰写了《灵台仪象志》一书。这些天文仪器至今仍立于北京古观象台上。
康熙五十五年（1717），戴进贤奉命到钦天监任职，雍正三年（1725）被授以“监正”之职。乾隆二年（1737），朝廷命令戴进贤与耶稣会士刘松龄、鲍友管和中国学者梅毂成、明安图、何国宗等人一道编纂新的历书。他们协同工作了五年，编成10卷本的《历象考成后编》。戴进贤等人还对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进行修改，新书题名为《仪象考成》。乾隆皇帝为此写了长达500多字的序言。戴进贤在钦天监工作长达29年，直到逝世。
在“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的东边墓园中，戴进贤的墓碑显得非常突出。在他高大而厚重的墓碑上，镌刻着康熙皇帝、雍正皇帝赞许他的圣谕以及乾隆皇帝为其葬礼赐予的礼物。
从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据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的研究统计，1584年至1790年间，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等来华耶稣会士所译西学书籍约计为437部。这些西方文献，有的还成为某一学科的启蒙或者经典之作。
利玛窦翻译介绍《论语》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他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还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同样，自利玛窦之后，数以百计的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既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又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展现了当时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盛景。
利玛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直接的认知，是最早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用中文撰写了《西国记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实义》等书。他率先在中国本土将《论语》翻译成西方语言。早在1593年，他就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把它寄回欧洲，取名为《中国四书》。他的同事罗明坚翻译了《大学》的部分内容和《孟子》。
通过发往欧洲的大量书信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从经济、军事、地理、社会风俗等方面，向欧洲比较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中国。虽然利玛窦写作《基督教传入中国史》的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但是，“他的这部叙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国游记”。
此书的拉丁文本第一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刊行后不久就在欧洲不胫而走，后来有多种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
几百年过去，北京城幸运地保留下来可以铭记这段中西方平等对话历史的若干遗迹和文物。在日益开放和走向国际化的当前，恰又遇上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大好时机，位于车公庄大街6号院的“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如今也迎来新的发展态势。如果以墓地作为基本展陈，设立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利玛窦纪念馆），将散落在北京的相关文物串连起来，进而全面展示北京的这段历史贡献一份独特而持久的力量。（完）（原标题：利玛窦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