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差生”,和他还没丢光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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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知名戏剧创作者王子川通过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的困惑和成长经历。

02王子川表示,电影中的童年故事让他更加理解成年人面对童年创伤时的心理过程。

03他认为,创作过程中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以及面对恐惧和不安的勇气,是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关键。

04除此之外,王子川还分享了自己在戏剧舞台上的成长经历,强调表演就是一个有着明确规则的游戏。

05最后,他表示,虽然现在的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勇敢,但童年的经历仍然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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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讲,童年终结于某个无知无觉的时刻:突然之间,你不再对上课偷吃零食、用橡皮弹别人后脑勺,或绞尽脑汁模仿家长的字迹签字这样的事情感兴趣。等到回过味来的时候,童年早已变成亲切而遥远的怀恋。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童年从不曾终结。它会像一条渐弱渐缓的河流,最终或许流入地下不再可见,却仍带给这片土地以持久的潮湿。导演王子川的童年属于后者。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是王子川的首部电影作品。他选择讲述三年级的小学生朱同在学校里度过的普通一天。基本上,朱同搞砸了所有事。他扔掉了需要家长签字的不及格试卷,两次;不出意外地惹怒了每一位走进他班里的老师。他在校长、来检查的领导面前闭着眼睛祈祷自己消失,无果。毁掉了学校的板报,毁掉了学校的麦克风——出于好意。误以为自己即将失去阑尾,以及一条腿。
但这只是朱同生活里平平无奇的一天,甚至称不上糟糕。至少他还有幻想来帮忙:假装是公交车上偷东西的鸟人偷走了试卷,假装有外星人在走廊上和数学老师过招,要把老师带走,把数学课也带走。他还交到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教会了他写检查,另一个教他张开手心,用手指写一个「好」字,这样就能让心情变好。他甚至被选入了广播操队,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广播操比赛。在队列里,他拿着他的小彩球,反反复复地确认了自己的口号、动作和队形。他终于没有出错。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朱同笑得很开心。
这是在今天的大银幕上难得看到的,面向成人观众,但关于且只关于童年的讲述。它打动了很多大人,拿下过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探索、观众选择荣誉评分第一名。当我坐在电影院,对故事里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的熟悉,我想起当年自己也像朱同一样对生活有着无尽的困惑,那些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直到今天,才在一部电影里得到遥远的回应。我惊讶于,一个看上去已经胡子拉碴,发际线后移的中年创作者,仍能保持住理解一个小孩的幻想、心情、混乱与真诚的能力,并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这一切。
王子川生于1980年代的北京,2009年起活跃于话剧舞台。他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创作过《非常悬疑》、《哈姆雷人》、《雷管》、《雅各比和雷弹头》等十几部舞台作品。媒体形容他是「想象力天马行空」、「脑洞大开」的「天才型戏剧从业者」。而王子川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靠卖故事为生的人」,讲出一个好故事,讨观众一些欢喜,是他创作的最大意义。
就着这部电影,我们与王子川聊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相比于朱同,这段故事更加漫长且影响深远。但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人如何面对他童年所遭受的伤害,如何在这片永远潮湿的泥土之上生长出自己的根茎。幸运的是,走过这样的童年之后,王子川还没丢光他的超能力。剩下的,没人再能将它夺去。
以下是王子川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鱼鹰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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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宣发跟我说,我们这个片子要重点宣传「中式梦核」。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才意识到7岁发生的事情已经是30年前了,很吓人。前两年我逛商场,还老管别人叫阿姨,我爱人有一回跟我急了,说你没看人家直接转身走了,大哥你这大胡子都这样了,管人家四五十岁的女性叫阿姨合适吗?我也挺尴尬,我真的就是下意识的,小时候被训练出的一种应激反应。那时候我才觉得,我可能真的已经成年了,不能再随便管别人叫阿姨了。
我自己所谓的「中式梦核」,对童年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小学一年级转学去新学校。我妈戴着一个皮手套,穿着一个呢子黑风衣,拉着我进新学校的大铁门。那大铁门正中间有一个球,就像环球影业的logo一样,进去之后是一个奇丑无比的金属色雕塑。我妈拉着我的手往里走,先到一楼进寝室,寝室的地上铺着灰色的地毯,那屋里的味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师登记完我的名字,我妈就带着我去了食堂,我用一个巨大号的搪瓷缸子打了一碗麻婆豆腐。吃完之后,我妈说,那我走了。我说你上哪儿去?她说我回去了。我说行。
我就跟在我妈屁股后面走,10到15米的距离。学校白色的铁栅栏门锁着,跟监狱似的。她就让保安把那门扒拉开一条缝,骑上她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就走了。我扒着那栅栏站门口哭,就一直看着我妈,这一路上,她一次都没回头。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学部都有,我就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一共待十几年。后来每次我看新闻里有报道谁谁故意伤害罪,或者犯了什么事,判了八年、十年,我就想,我上辈子肯定得犯比这个更大的罪,才被判了这多年。
这是当时我们区最好的一所学校。我们家说是在北京,也就身份证上看着像北京,其实真的偏得不行,在北京西五环外。到今天,我家附近方圆5公里还连个像样的超市都没有。转学之前,我的学前班离我家那胡同就5分钟的步行距离,我在我们胡同的公共厕所就能直接看见教室的窗户。我在那个学校里过得挺开心,我有个同学,叫戴勇,他们家是卖猪血豆腐的,那摊儿就在我们学校对面。还有个同学叫李晓庚,我们三个关系不错,那学校里好多事我都记得。
新的学校资源真的很好。1990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英语课是外教上的,你能想象吗?但是这课得单交钱。我没交钱,所以我就留在班里。同学们哪儿来的都有,海淀的,朝阳的,一帮有钱的孩子出去上外教课了,回来人家拿点小饼干、小手工,唱着英语歌。你就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环境跟你格格不入。
包括老师也不喜欢我,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三年级的时候有个文体老师来选鼓号队,就让我们按大小个在楼道里站一排,他拍着谁谁就选上了。我就在队伍里站得笔直,然后真的就被拍中了。我班主任就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这孩子不行,然后这哥们儿就拨弄我一下又给我拨弄回去了。被拨弄回去之后我也站得笔直,我生怕让你觉得我刚才站得直是为了取悦你,不是,我想展示我这个人就是一个这么直的人,我没有弄虚作假。后来他们鼓号队的衣服发下来了,金色的扣子,带穗儿,比军装还要漂亮;拿着小鼓槌、小号,家里有的还给缝了一个布套。我就想,要不是班主任这一句话,可能我现在手里也拿着这么一个小号。
后来在这个班主任的课上,我还是举手,举得高高的。我不是那种逆反型的人,我是那种取悦型的人,你把我甩开了,我还是跟着大伙一块儿跟在老师屁股后面跑,大不了老师咣一脚给我踹出去,我再站起来也还得再往里跑。就像有辆车在往前开,我看大家都在挤,我也想挤上车。其实它要开到哪儿去,前面到底是康庄大道还是万劫不复,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我就是想跟大家一块儿上这辆车。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下简称《朱同》)这个片子最早创意的种子,就是我想到了一个名字,「时代在召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想到一个场景,一个小孩在胡乱地做操,被体育老师拍了屁股一下,就误以为自己要被选去参加广播操比赛。我觉得这五个字好有趣,就像一只巨大的手在天空之中招呼着这个小孩,这边有个小小的人朝着这只手跑,但是又怎么都跑不到。你管他是为什么跑呢,反正大家都在跑,反正终点还在前面,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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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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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朱同》的故事是在1:1地复制我小时候的生活,我觉得我是在把我自己的一些成长经验和生命经历里的那些小的碎片的情感,把它们拼装出一个不同的符号。我也不会去真的创造一个「人物」,我更希望这些人也都是一些符号,它可能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对生活的比喻。
朱同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焦虑的符号,他不是释放焦虑,他是一直处在焦虑当中。这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安全。因为我转学之后就被插到跟5、6年级一个寝室。你现在说差6岁不算太多,那个年纪差6岁感觉都差辈了,我还在尿床呢,他们都长胡子了,我看他们都跟叔叔似的。我尿床了也不敢说,就拿枕巾盖着,在尿湿的地方接着睡。有的时候晚上做噩梦,醒来你发现自己怎么还在学校,一天24个小时在学校,那太吓人了。我就特别焦虑,就是想回家。
这些事回家我也不会跟家里说,那时候周六还上课呢,一周就回家一天,我觉得回家就是一特开心的事,跟放风一样,各种玩,拿根棍儿演大侠去了。我不想在开心的事里蒙上任何焦虑的东西,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那儿吃饭,你突然说今儿上学被人踹了两脚,你不给大伙儿添堵呢吗。我那时候哪儿来那么强的个体意识告诉他们,我不想住校,我焦虑,我安全感尽失,这个那个的。人给你送过去你就待着,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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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王子川。
有差不多一学年的数学课我都是站着上的,我忘了那数学老师跟我说了一个什么条件,类似于请家长,家长不来的话我就只能站着上课,这之类的事吧。比如说上一节是语文课,下一节是数学课,语文快下课了,我的手就开始抖,我就感觉完了。然后那数学老师一进来我就得站到教室后面。中间有段时间,我感觉我已经站了好几个月了,我心想这大姐会不会把我忘了?我有没有必要回回都站着?有一次她进来我就没站起来。她也不说话,就这么站在讲台上,感觉好像有个什么仪式没完成似的。我就站起来了。我站完了她说,好,我们今天继续上课。你就感觉这跟一个大法师要做法一样,我不被献祭这个仪式就做不了了。
我到今天都确信那就是恶,每个群体里必须得找这么一个替罪羊,大家就要把所有的恶意都集中在你身上,你又是个软柿子,别人欺负你你也无所谓似的,感觉这孩子就一癞皮狗,他家里人也不管,怎么站好几个月了家里也不来问一句。就破鼓万人捶,反正老师也觉得他不行,那这小孩就是一个坏分子。那年头流行给老师送挂历,别人送的都是带礼盒的,我都不知道打开是不是个挂历。我们家就拿一张报纸卷一个最土的那种大美人的挂历就送去了。我现在想我要是老师我也挺烦的,哪儿来一穷鬼。
家里每次问我在学校怎么样,我都说,没问题,都挺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我是特别不愿意面对事的一个人,我总觉得这事儿来了,我先快速把它盖起来,能过就过,或者就嬉皮笑脸,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老师叫我起来念课文,我就故意读错几个字,博取一点那种效果,「怎么你连这个字都不认识」,然后淹没在同学们一片笑声中,老师也一声叹息,我反而解脱了,就感觉众神归位了。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神。这个位置就该是我。
但精神很难真的胜利,因为物质世界总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回馈,你最多就是延长你的反射弧,但时间越长,这个东西它发酵的时间就越久,最后它的力量就越强。其实我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里我朋友也很少,十几年里常联系的也就那么三五个人。你在生活中有恐惧感,和对人际关系的那种不信任。其实我人缘真的还不错,大家刚一接触我都还会挺喜欢我的,我觉得取悦别人这个事情在我的性格或者我的作品里是我的一个长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如果对方偶尔流露出对我一点的那种攻击性和不善意,哪怕就一次情绪管理的失误,我就会有一种恐惧感。我心里就没法再相信咱们是朋友。
大部分时间我没有任何的抵抗,我就想走,想离开这学校。其实到今天有的时候都是,比如说在一个地方等人,我都有点受不了。我爱人老说我有点急躁,比如出门的时候她在那儿收拾,我就说我先下楼等你,但其实下楼我俩也得一块儿出发。我就老想走,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小时候上学,我看着天上的飞机,我就老想,我要是在这个飞机上就好了,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我去哪儿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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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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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怕别人问我,你这个故事想传达什么,你的创作主题是什么,我特别怕听到这种问题。我真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立场,我要把大炮架在哪儿往哪边轰,或者我要自己建立起一点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自己就是一片瓦砾,我觉得我自己也没从这片废墟里建立出什么来。我就是分享一些新鲜的趣味,一些生命经验,讲一些笑话,逗大家乐。就像以前王公贵族家里不是有那种弄臣,逗皇上开心,然后皇上赏他点。我对观众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逗他们开心。
但是我是以我的姿态,我的样子向你示好。我没法变成别人,我没法调查说现在商业电影市场喜欢什么,观众喜欢什么,然后我投你所好,我觉得这不是低姿态,这反而是高姿态,把你查得门儿清,知道你喜欢吃酸的我给你做酸的,喜欢吃甜的我做甜的,我甜死你。我觉得那是一个阴谋,甚至是一种威胁。我是真心地向你示好,把我真的爱吃的东西分享出来给你吃,我不爱吃的我全摘出去。我想跟你分享我真正的趣味来取悦你,并且我不释放真正的核心焦虑。我放下手里的武器,双手合十,告诉你我一点攻击性都没有,我只能尽我全力,参照我自己的审美趣味,来提供我的作品。
拍《朱同》这部电影就有点像你去画你小时候住的第一个房子。你画出来不一定一模一样,你画出一个棕色的墙,回去看发现它其实是白色的,但那不重要。你一定记得那种色调,它可能是一种主观感受,那就是你对记忆里的一种情感的拼凑。我只是把我自己对某一段时期的那种感受给复原出来。
其实不需要刻意地去模仿一个儿童的视角。我觉得成年和小孩的标准其实一直都很模糊。身体上会有界限,但在心理层面,你怎么去划分?你说朱同作为小孩很焦虑,觉得一点小事就是天塌下来了,我们现在每天也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今天咱俩聊完,你发现录音全丢了,你也会焦虑。但你说再过个10年20年,这算什么事?它改变你的生命轨迹了吗?没有,你还在你的轨迹上运动,你那个时候也得接着承受你每天要面对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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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你说小孩面对这些事,他的应对方式是混乱的,甚至不分善恶的。我觉得大人的世界也一样是一个纯混乱的状态。你看到现在网上对很多事情的言论,你也会觉得某一个时代对某一种观念的绝对认同就是一种绝对混乱。包括在生活里,前几天演话剧的时候我在台上把右手摔断了,当时我发现我这手握不了拳了,我还挺乐,说实话在场上我还挺兴奋的,因为我从来没骨折过。后来去医院,长这么大第一次打石膏,我都挺新鲜的。但我一回到厦门开始工作,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哦这事还挺麻烦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混乱,我现在遇到什么让我焦虑的事还是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第一反应觉得好好笑。跟小孩比,我可能个变高了,头发变少了,基本上快秃到后脑勺了,但我依旧还是以当年那样的方式在生活。
我不需要去和小演员介绍人物,我不是聊人物那一套,排舞台剧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基本会给一些超级清晰的指令,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完成这段表演。我觉得表演就是一个有着明确规则的游戏。懂得表演这个游戏的人,会在这套规则里找到他的游戏感,规则越清晰,它的趣味就越强。恰恰是小朋友特别擅于完成这种游戏。因为成年人会觉得很扯,他们会跟你聊人物、聊塑造,就是所谓现实主义那一套文本分析法。但小朋友很快就能进入。
你进门,数三个数,看对方一眼,再说话,这就是游戏规则。你数两个数就犯规了。我不需要他了解朱同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只要做到结果就行。表演在我看来就是论迹不论心。
演朱同的小演员岳昊,在生活里基本上是朱同的反面。他上的是北京一所超级牛小,性格也是绝对自信,绝对安全,绝对聪明。硬笔书法全校第一,钢琴已经是演奏级。他们班写作文《我的同学》,可能有半个班都得写他。他下课出去玩,全班都跟着他出去。拍电影那段时间,他老师说岳昊不在,整个班都踏实了。我怎么理解他?我完全不理解。我只有赤裸裸的羡慕和嫉妒。如果我小时候有一个导演过来给我讲戏,我可能得尿在现场,我哪有这种自信。
他们这一代和我们小时候获取信息的方式差别太大了。但是我总觉得,人这个物种在某一年龄段的精神面貌其实差不了太多。在一些核心层面上,今天的孩子跟一千年前的孩子有太大区别吗?也还好。只不过聊的事情变了,手表能打电话了,我们小时候可能看七龙珠,他们可能看熊出没什么的,我不知道。
前两天岳昊跟我说,他30岁之前也想自己拍两部电影,然后还想去中超踢一场球,然后还想干嘛,说了好几件事。他说得那么笃定,让你感觉他未来会有无数种可能性。小孩子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可能性的敞开是永远不会变的。在他想到这些事情的那一瞬间,他的幸福就已经成立了。如果他真的长大之后去踢了中超,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烦心事,每天累死累活的。但他现在想到的这些,在某一个平行世界里完全叠加在一起,全部地满足在他的想象力里。那一刻,我非常嫉妒他。
我小的时候,对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从来没想过。我只有一种隐隐的期盼。我总觉得自己不会就这么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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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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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所学校里上到高中,我基本就上不下去了。在学校待着我都头疼。可能上午10点我才来,上一上班主任的课,下午我就走了,学校老师也根本不管你了。我就感觉大家对我,有点像对你家门口住的一个流浪汉。你也不在乎他是好是坏,反正他一定不属于好。但是见他我也能跟他打招呼,老师还能跟我开玩笑,「今儿这么早啊,第三节课就来啦?」流浪汉也跟你嬉皮笑脸的。但是谁都知道我不可能请流浪汉来我们家吃饭,我就敬而远之吧。
我就变成这么一个人。我们校长找我谈话,说你可以继续在这儿上课,你干嘛我们都不管你,但是你能不能把学籍转走,那意思就是你的高考成绩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就签字同意呗。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其实我是用另一个高中的学籍毕业的。
我妈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她不相信她儿子在学校是一个癞皮狗似的,她总觉得她儿子在学校肯定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好学生。她好像从来不拿我当一个小孩,她拿我当家里的一个男性,家里有什么事她是真跟我商量,是成年人之间的那种沟通方式。我特别开心。而且如果她有点什么烦心事跟我聊,我还能扮演一个能安慰她的人的姿态,假装自己是个成年人似的,这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开心的。我很喜欢和她聊天,给她讲笑话,我有好多招能逗她乐。
有一次我妈带我出去跟她的朋友吃饭,我在桌子上就开始跟人聊天,把一群大人逗得咯咯乐,有个人就说,这孩子挺能白话的,要不报我们学校试试。这个人就在中戏工作,但也不是老师,好像类似于图书管理员。就这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后来我真的就去问了,中戏有一个4个月的进修班,其实主要就是面向艺考学生的,你如果要上就得从原先的高中停一段时间的学。我妈也乐意让我去,那我当然也就去了,我心底里是觉得我在原来的高中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上课第一天,我们80多个人挤在一个小排练厅里。老师说,你们所有人把鞋脱了,等于160只鞋堆在那走廊里。然后让我们用毛巾开始擦那木地板,其实都不一定一人能分到一条,有的人就假装拿餐巾纸在那儿擦。擦完之后,老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们脱鞋、擦地板,因为这是排练厅,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拿出来,在排练厅的地板上摔出一地的金子。」这是她的原话,一个字都没差。
我现在说这话都有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全身都发麻,我不知道怎么就被裹挟进一种还挺崇高的事业里。你本来是一个特别自卑的,骨子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人,结果突然之间老师就让你成为了某种崇高的一部分。不是你变崇高了,是有一辆超音速列车开过来叫「崇高号」,然后你居然就上去了。就好像你被什么很高的东西照见了,菩萨看了你一眼,然后你的天灵盖就喷冒出一个小芽来,在你的头顶上开花了。
那4个月我觉得我疯了。比如说老师让回一个观察生活的作业,没人举手,我就一堂课一个人回五六个。有一次我看了一场大四的学生的毕业大戏,我就带着我们班同学排了一个一个多小时的戏,开那个毕业大戏的玩笑,有天上课就在班里给大伙演了,演完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试试考导演系,我完全不知道导演系是干嘛的,但这句话就是对我一个巨大的加持。我长这么大,她就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好像她真的觉得我身上也有闪光点的那种老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她的感情,有一次我听说她在鼓楼西剧场办讲座,特想托剧场的朋友要一个她的微信,最后还是没好意思。你说要了微信能干嘛呢,或者真的见到她,能干嘛呢?抱着她亲一口,说老师我谢谢你,不会的,大概率还是不知所措吧。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点儿羞于面对她,但她真的是救了我。
艺考很惨,那年我所有报了的导演系、表演系,只有上戏的表演系要了我,其他所有学校我连一试都没通过。我最后就去了上戏。我们高中校长也挺亏的,上戏也是一本啊。但也是好命吧,我就这么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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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川在戏剧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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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爱死上海了。在此之前我人生中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戴河。你想一个北京五环外的孩子到了上海市中心,那是什么感觉,吓傻了。我什么都没见过。我没见过云在楼里飘,这不是胡闹吗?北京的天多高啊。东方明珠那个球的尖漏在云外面,我说这是什么?等于你坐个电梯就上天了。
我大一在上戏还是一样疯狂回课,大一最后一天结课,老师专门表扬我,说某一个主题,班里有的人回3个,有的人回4个,王子川一共回了27个。即使我自己不演,我也带着一帮人排,让他们回课。大一拿了奖学金,到大二我就拿处分留校察看了,旷课太多。差生这东西它是一个惯性,不是说你想刹车就能刹住的,一旦给你一个时间,你底层的那个东西就反出来了。
那时候你每天能看到好多真的好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戏剧节来上海或者来学校演出,看完之后你就觉得你学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就感觉人家在给你展示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回来之后这边还在教你怎么放风筝。你就感觉这不闹着玩呢吗,我就有点逆反了。而且上海真的好,我那时候就买了一个破摩托车,不上课,满上海转,浦东浦西,各种人的故居,博物馆,美术馆,好玩的地儿多了。去网吧写博客,然后自己写剧本,投学校的原创剧目扶持基金,投不中。我就说那就自己弄吧,我组了个剧团,借了点儿钱,自己租场地,自己写剧本、自己导,自己演。
讲故事给别人的那种开心,是我在之前十几年的学校生活里没有想象过的愉悦感。排戏跟现实世界无关,你们一群人在创造一个时空,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有序的,而且是一种你确定的秩序。你对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有一种掌控感和安全感。就像一个沙盘游戏。所以在排练和演出,甚至在创作的任何一个环节,我大部分时间都觉得舒适。
而且在创作里,你如何坚持自我也好,表达任何情绪也好,好像你所有的毛病都变成了一种创作习惯,甚至是提供了一种趣味,所有人都会容忍你的所有问题。比如别人要往左你非要往右,在生活里这叫各色,但在创作中你可能给出一种大家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大家会很兴奋。生活其实是拒绝新的可能性的,生活是陈规,是求同存异,但创作恰恰不是。
从2009年做剧团开始,我一共可能做了有十几部戏吧。前几天我受伤这部戏我演了10年了。如果一年有四五部戏在身上,每部30场,那一年就是150场。我这一年什么别的事都不用做了,我不是在剧场,就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在去剧场的路上。
作为演员,我觉得舞台就是专门为演员开的游乐场,你享受的完全是表演的趣味。我现在在表演的过程中依然也很开心,很享受。但它像一幅永远都画不完的画,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动作,它没有画完的那一天。我也受不了这种重复性的工作。我好像完全做不了任何一件新的事情了。它也让我陷入了一种焦虑。所以现在想要拍电影,也是想给这种无休止的重复画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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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导的首部电影里,王子川也演了一个角色:给朱同带来希望的体育老师。图源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我以前可能也蒙自己,那种鸡汤话,你经历的某种事情最终会变成你的创作素材。可是谁愿意遭这个罪去换这种素材,疯了么。它把你核心的安全感敲碎了,你换什么都不值。安全感在你这儿不成立,它是一个游离态,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他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把那个东西给你彻底碾碎了,然后把你送出车间,说你出厂了。我不觉得到今天为止,创作或者什么东西能让我和那些经历和解,从来没有,就好像你腿断了,有什么可和解的?别人能跳你就是跳不了,你也急,但是没办法。
我基本上是一个在外面跟谁都赔笑脸,会害怕跟别人发生正面冲突的人。有冲突都是我爱人去跟别人发生冲突。有一回我们俩在路上并排骑车,有一挺壮的大哥想从我俩中间过去,就说一句:「这路是你们家开的?让开!」我一听这我就有点害怕,赶紧让开了。然后我爱人就类似说了一句,你嚷嚷什么,你会好好说话吗。那大哥往前骑着回头就瞪了我们一眼。
当时我还想打岔呢,我就垫了一句词,我跟大哥说,这块儿不是我们家开的,前面那条是我们家的。这大哥当时就把闸捏住了,停在我们前面开始骂脏话。我就看我爱人开始加速了,要冲过去。我也赶紧往前骑,冲那大哥喊,「你快走吧,你停这儿干嘛呀。」那大哥骂骂咧咧骑走了。
你别看我们俩出去,我爱人一米五多,我一米九,但是说实话在外面都是她强势。她是我见过最善良而且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一,就她有一种我想象不到的强大,她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是纯安全的,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危险。这种善良不是说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阵营里她才对我善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会害怕。但她真的是觉得,她身边全是好人,都是朋友,所以她对世界释放的也是纯善意。
我跟我爱人是2010年在一起的,她是完全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她的话,我不敢想象,我可能会一直是一个脆弱敏感,一事无成,只能给外部世界和周围的人提供焦虑不安、释放负能量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是因为她的出现,让你相信外部世界某种绝对善意是存在的,我才有机会变得利他,愿意去制造一些故事、一些创作,也带给别人一些色彩。
我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学习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然后在不同的时段,我会积累一些新的认知。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现在就比5岁、10岁强大多少,或者在某天某一个时刻,我突然跟我自己说我长大成人了,我是一个成年男性,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了,从来没有。只是我的生活环境在变化,我的肉身在衰老,我以前在北京,现在在上海;我以前有头发,现在没多少了。
我小时候爱吃羊肉串,现在依旧爱吃,闻见孜然我走不动道。我现在也喜欢吃零食。我以前期待我有钱,我要买大房子,我现在依旧期待我有钱,我要买大房子。小时候别人骂我打我我会生气,现在别人打我我就报警了,这代表我长大了吗?我只是学会了报警而已。
「现在想想我小时候真的很幼稚」这之类的话,我绝对不会说。我变得更勇敢了吗?不是,我小的时候更勇敢。幼儿园的时候我就逃学,我们一起去春游,我就故意藏在那个队尾,然后躲在一个花坛底下。等所有人都走干净了,我就快速冲出园区,然后一路跑回我们家。现在想想还挺有想象力,挺猛的。但怎么上小学就没逃过一次学呢,那个勇气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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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川在戏剧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