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舟,通达天下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6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运河之舟,通达天下》的报道。
  公元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从元大都沿京杭大运河南下,成为第一个走完大运河全程的外国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大量篇幅记述了他在中国运河区域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无比向往。中国大运河,通过游记走向世界。
  700多年后,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申遗圆梦,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奔流近3200公里,跨越2500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了南北,融通了中外,也串起了古今。
  十年过去,大运河申遗的光华依旧清晰。有关运河的每条路、每艘船、每块砖石,皆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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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船驶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运河商务区(资料图)。新华社发(常鸣 摄)
在“运河之舟”回味运河盛景
  申遗十年来,大运河沿线陆续兴建起主题博物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脉。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于2023年12月27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大运河畔又一颗明珠,光彩闪耀。
  远处看去,博物馆南侧状似巨帆,高高扬起,北侧形如船只,坚实厚重。屋顶错落有致,曲线饱满,颇具水韵动感。其设计以运河为线索,随处可见船、帆、水等元素。
  这座位于北京通州的智慧型综合博物馆,又名“运河之舟”,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集收藏保管、文保修复、展览展示、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它与北京艺术中心和北京城市图书馆一起,组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已经成为人们观光打卡、沉浸式体验文化的新地标。
  进入博物馆,一幅大运河的宏伟画卷徐徐展开。馆内展品多样,内容丰富,苏州织造、景德镇瓷器、扬州漆器、字画、石刻……令人目不暇接。
  那些尘封已久的文物,跨越时间长河,诉说运河往事。展陈的三件展品,让记者印象格外深刻——一把铁锸、一方砖刻和一块船板。
  隋代的“带木柄铁锸”,是当年人们用来凿修运河的工具,正是如此简单质朴的工具,修筑了几千里的河道,百姓付出的艰辛,可见一斑。
  “大业五年十一月甘三日纳社仓粟铭”是隋代社仓向官府交纳粟粮的砖刻,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提出一项创新政策,每户自愿纳粟麦一石,存于邻里之间,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最初的义仓,也称为社仓,旨在保障灾年时百姓的基本生活。社仓之后演变为官仓,这块砖的铭文恰好揭示了这一历史变迁,见证了从民间自助到官方接管的社仓制度演变。
  展厅内陈列的一块唐代船板,于安徽省淮北市柳孜运河出土,历经岁月洗礼,船板上方摆放着用现代工艺复刻的三艘运河船只模型。历史与现实交织,大运河的盛景在这一刻仿佛重现。
  借助现代科技,运河盛景不止重现。用大型三维衍射影像系统构建的“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用时15分钟,带领观众从漕运鼎盛时期的通州出发,游遍运河沿岸十余个城市,最后回到生机勃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体验古今融合的奇妙之旅。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也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展现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直观了解大运河的窗口。丰富的展品和生动的场景,再现了大运河的辉煌与沧桑。
在“漕运通济之地”品赏“流动的文化”
  北京市通州区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因运河而兴,曾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名取“漕运通济”之意。
  通州的北运河自通州北关的拦河闸至西集镇,全长42公里,据考证自秦代开始,就有了用北运河运送军粮的历史。此后,北运河一直作为北方最重要的漕运河段。元代,北京成为全国都城。忽必烈时期,对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从大都直通杭州,构建出京杭大运河的基本形态。
  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动脉,通州也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重地。大量船只来往,使北运河终日一派繁忙,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的“万舟骈集”景观。南方的粮食和物资经大运河运至通州,全力保障都城北京的供给运转。
  昔日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运河上奔波忙碌,把粮食、煤炭、丝绸、陶瓷装满货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蚂蚁搬家,竟搬来了国都北京。难怪民间常说,“北京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
  大运河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南北交通,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识群体的互动往来,也促成了音乐、工艺、语言、饮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发展,滋养着运河两岸的千家万户,流动的运河文化由此形成。
  元代以来,通州成为交通枢纽,文人墨客在此观赏唱和,赋诗迎送,留下了众多精美篇章。元代学者张翥有诗《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称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乡故园,“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还忆故园今夕赏,玉人花底共吹笙。”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善写离愁别绪,“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送别诗在通州得以赓续发扬。
  南来北往的广大百姓也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流传于通州的运河号子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不同于北京当地的曲调和音乐结构,通州运河号子融合了山东、江苏多地的漕运船歌,包括起锚、起帆(拉桅)、摇橹、拉纤、出仓等劳动主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收录了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劳动号子36首,其中通州号子27首,14首是运河号子,为通州所独有,具有重要的漕运文化特色。
  国家级非遗“面人汤”面塑,也是运河文化孕育的产物。汤氏面塑创始人汤子博,出生于通州运河边,他儿时经常在运河边上的万寿宫一带闲逛,这里是通州商业集中的繁华之地。相传小汤子博就是在此看到一个山东捏面人的摊子,从而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他开始研究面塑技艺,并走南闯北,吸收各派所长,终成面塑大家。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首《古塔凌云》,是清代诗人王维珍乘船至通州时有感而作。“潞河”即今北运河,“古塔”是指燃灯佛舍利塔,俗称“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绕着燃灯塔13层重檐数一数,共有2248枚铜风铃,塔悬铜铃之多为世界之最。风起时两千多铜铃一起摆动,朗朗铃音,破空而鸣。“一枝塔影认通州”至今仍是通州人时常提起的名句。从古至今,通州人每天见的古塔,就这样伴着铃音,守护着大运河。
在“通天下之州”感受中外融通
  燃灯塔守护着汤汤河水,也见证了运河带来的繁荣。北运河最鼎盛时,每年漕运船只2万多艘,可见有多繁忙。
  运河水流到哪里,繁华就到哪里。大运河除了带动了经济,也造就了一大批工程技术的发展,中国的造船、水利、航运等技术,一度领先世界。元代开始中国大规模发展海运,大运河连通海上丝绸之路,远及欧亚多国。
  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慕名而来,运河沿线的风土民情吸引着他们的目光。马可·波罗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北京)”;利玛窦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印象颇深,称赞大运河为“世界奇迹”;朝鲜人崔溥撰就《漂海录》,逐日记录了他的运河之旅,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日本人策彦周良,号谦斋禅师,曾两度率领使团沿运河经通州到北京,就朝贡贸易和明王朝进行谈判,两次出使归国后,先后写下《初渡集》《再渡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大运河联结了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一扇门。他们用生动的描述记录下运河沿岸的商贸往来、风俗习惯和生活故事,再现了运河盛景,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运河之通,沟通南北,连通中外。通州之通,也不止于交通,还在于中外融通。
  通州在明清两朝对外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其独特的区位特点,通州是日本、朝鲜、爪哇、琉球等国进京的必经之地,留下了无数中外交流的印记。
  明代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他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
  另一方面,明清两朝派出的使臣也往往从通州出发。明代外交家郭汝霖曾作为正使率领五百人出使琉球,他在通州写下了《奉使琉球出都门》,“难易非所择,夷险又何忡”,字里行间尽显大国豪气。
  通州南部的张家湾古镇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自元代试行海运起,到清代光绪年间漕运停止,700多年间,张家湾一直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的水陆重要码头。从这里出发的驼队,最远通达莫斯科。张家湾古城遗址西侧的立禅庵村,还存有琉球国墓地遗址,埋葬着多位琉球国贡使和官生。
  物换星移,如今的通州光彩依旧,承担着对外开放的新使命,更加生机勃发。北京城市副中心已全面开启“两区”建设,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这里将是向全球展示大国首都的新窗口。
  大运河畔,燃灯塔巍峨耸立,昔日的通州地标已化身“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这里有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文化集市。沿着北运河向东南六公里,新落成的“运河之舟”与古塔遥相呼应。
  “运河之舟”的帆影之下,一幅长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这幅名为《北京大运河揽胜图》的画卷,由北京画院8位艺术家历时两年8个月联袂创作。长27.4米的画卷上,勾勒出北运河波涌千年的绮丽。画中是令马可·波罗当年惊叹到词穷的景致,大运河沿途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如明珠散落。
  徜徉画卷,一眼千年,穿过历史传递到当下的城市脉动,直抵人心。
  大运河还将开启新的画卷。正如展览的结语写道,“此刻的你我,是观画者,也是画中人……历史在流淌,与现实交汇;而现实也将与未来拥抱,三者又将绘于一幅新的画卷中。因为,这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