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同学们》中，王亚南给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上课。
【《同学们》·学子篇】
在电影《同学们》中，有一群甘于授业乡野、奉献于教育的先生，还有一群朝气蓬勃、承托着民族未来的学子。
从1940年到1945年，仅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粤北毕业的学生就有近6000人。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各自的行业都有所建树。
比如两位中科院院士黄本立和叶叔华，都是在韶关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黄本立当时就读于华英中学，大学就读于私立岭南大学物理系。叶叔华大学就读于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黄本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叶叔华后来开拓了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探月工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香梅17岁时变卖首饰，经广州辗转至桂林，辗转数月，途中染上疟疾，死里逃生仍坚持赴粤北求学。她毕业于私立岭南大学中文系后，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私立岭南大学学生伍沾德，1943年时因学生抱怨伙食不好提出承包学校食堂，后来从事餐饮行业，成立了著名的美心集团。
还有私立岭南大学学生李小壁，曾在校运会上女子60公尺的全校冠军和女子甲组100米冠军，抗战胜利后，她凭借大村山坡跑道锻炼的基础，先后夺得短跑项目省运会冠军和全国亚军。
这些学子们有着怎样的求学经历?又是如何找到这些原型的?记者专访了编剧王寅。
访谈
新生到校，要穿越火线
记者:影片如何展现同学们在战火年代长途跋涉并艰难求学的经历?通过这些情节想传递同学们怎样一种精神?
王寅:抗战期间，不少人都知道内迁云南的西南联大，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的各所高校、中学同样在日军攻占广州前被迫迁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府宣布市立学校本学期一律停课。其余学校可迁安全区上课。于是各校师生紧急撤离，带着书籍仪器设备，千里辗转，向各方迁徙，寻找一个可以在战火中继续学业的地方。培正迁鹤山，培道迁肇庆，培英迁香港，私立岭南大学附中迁香港青山，国立中山大学一部分迁罗定，后又迁到了云南澄江。1940年，局势发生变化，云南变成了前线，师生们又从各处回迁到广东韶关。而1945年1月，日寇进犯粤北，师生再一次被迫紧急疏散转移到周边各个地方。影片中着重讲述的就是各校师生们在粤北韶关坪石曲江艰难求学的那段历史。
当年师生们的故事传递一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以无畏而开阔的心胸，坚守自己的岗位，以及理想。
记者:根据影片的时代背景，同学们的教育活动受到了抗日战争怎样的影响?大家又是如何应对?
王寅:抗战以前，我们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侵华战争的爆发给当时正在发展壮大的高等院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校园的建筑被摧毁，珍贵的仪器被掠走，图书遭焚烧，师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比如日本侵略者正式进入广州前，就多次针对国立中山大学进行轰炸。国立中山大学在当时存书接近三十万册，炮火中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师生们被迫迁徙，长途跋涉中，师生们为了保全书籍和教学仪器，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比如中大的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将书架、桌椅改造为木箱，以应对图书打包木箱不够的难题。
中大天文系教授邹仪新为避免珍贵的天文仪器落入敌手，将重要仪器分装在轻便的竹箩筐中，方便搬运；把子午仪分拆散装在全院二百多个公物箱中，万一敌人翻箱劫掠，也不能组装完整正常使用。
另外很多我们现在看来非常日常的学生生活，在当时都会变得艰难。比如抗战时期，新生入学想要从家中抵达学校，要经历一次穿越火线般的探险之旅。
1941年国立中山大学发给学生的入学指南里一开头就这样写:“抗战以后，由于广大的土地失守， 大小的城池沦陷，使大家饱尝流离的滋味。可是从另一意义上看来，却使大家成为极有经验的旅行家了。”
这本入学指南里提供了五条前往坪石校区的旅行路线，内容涵盖车次、票价、车程，甚至还有需要躲避空袭的时间等，详细之极。
很多学生在各自行业有所建树
记者:同学们与老师和学校之间有没发生过什么难忘的故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王寅:我着重讲一下师生之间跟粤北这片土地产生的一些巧妙的连接。
当时的学校经费十分困难，许多学科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的做一些工作，在学校附近地区考察实习，而这种因地制宜的教学模式，反而成就了许多学术奇迹。尤其对于地理学、植物学来说，粤北是一片广阔的土地。
比如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先生，对于学生之野外实习，非常重视。他带领学生踏足粤北各地，近郊实习，每周一次，邻县实习，则两周一次。
吴尚时在坪石撰写了《广东省之地形》，他在粤北开展的红色岩系地貌研究，形成了对红岩成因、形态、构造和地史等方面理论体系。
1943年他的学生曾昭璇毕业后，也在国立中山大学坪石校区地理系任教。师徒二人在抗战时期，以粤北的丹霞地貌为中心的红色岩系地貌研究，为丹霞地貌这一独特地形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韶关的南岭原始森林植物种类丰富，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所在的栗源堡离南岭不远，蒋英先生带着学生，跋涉在粤北南岭各山脉中，采集植物标本。经过2年多的采集，建起了一个储藏有四万多号标本的植物标本室。蒋英和学生们对岭南的植物进行了细致采集与分类研究，在日军占领坪石前，及时将四万多标本转移到二十里外的山村，抗战胜利后，又将这些标本运回广州。这批标本充实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等植物标本馆的馆藏标本量，也为日后《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提供了大量素材。
至于贡献，各校师生学校授课之外，还开办了民众夜校，帮成年人扫盲，教小孩子识字，在中大的图书馆里面开展抗日漫画展览等，不遗余力地为老百姓普及文化教育。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搬到坪石之后，杜定友先生就立刻设了三个阅览室，其中的第一个阅览室就设在坪石街上，面向当地民众开放。
师生们还教老百姓卫生常识，给儿童免费注射疫苗。爆发瘟疫时，也免费给老百姓看病。
记者:作为一部纪录片，片中所提到的同学角色在后续的发展中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王寅:从1940年到1945年，仅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粤北毕业的学生就有近6000人。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各自的行业有所建树。
比如两位中科院院士黄本立和叶叔华，都是在韶关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黄本立当时就读于华英中学，大学就读于私立岭南大学物理系。叶叔华大学就读于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黄本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叶叔华后来开拓了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探月工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香梅17岁时变卖首饰，经广州辗转至桂林，辗转数月，途中染上疟疾，死里逃生仍坚持赴粤北求学。她毕业于私立岭南大学中文系后，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私立岭南大学学生伍沾德，1943年时因学生抱怨伙食不好提出承包学校食堂，后来从事餐饮行业，成立了著名的美心集团。
还有私立岭南大学学生李小壁，曾在校运会上获得女子60公尺的全校冠军和女子甲组100米冠军，抗战胜利后，她凭借大村山坡跑道锻炼的基础，先后夺得短跑项目省运会冠军和全国亚军。
记者:作为主人公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彰显了岭南地区和港澳台学生之间怎样的情谊和火花?
王寅:在粤北办学的各院校由于战火影响而多次仓促搬迁，各院校之间不约而同采用了一种新的上课模式，各校学生准许相互搭课，教授们也互认课程。因为教学资源紧缺，很多学校之间经常共享资源，彼此借调专业教材。
当时还有借读的制度，比如岭大1942年从沦陷后的香港迁至粤北曲江仙人庙办学，私立岭南大学的校长李应林专门写信给国立中山大学，请求允许他的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在国立中山大学借读。这种开放合作的学制使得许多中途到来的港澳台学生完成了学业。
而同年秋季，岭大在粤北、广西、湖南等地招收了一批内地学生，岭大学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怀念他们的共处时光，回忆录中写道:“大家都是来自各方，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可是分不出谁是将军富豪的儿女，谁是一贫如洗等待接济的学生。战火的洗礼，使我们亲如手足，相互照顾。”
史料给纪录片真实性打下良好基础
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查阅了哪些史料来确保纪录片里面“同学们”的真实性?
王寅:在这段历史被深入挖掘之前，很少有人了解抗战时期的粤港澳院校教育史，因此我凭个人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而且由于学校的迁徙路径复杂，涉及的人物事迹又非常多，需要考证的资料量巨大，所以最初接触这个项目时，我在史料层面是非常有压力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学术支持。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合作，在2020年与2021年，分别出版了《烽火弦歌——抗战时期广东学校迁徙与办学档案史料选编》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藏抗战办学档案史料选编》两套图书。
还有《抗战时期粤地教育历史纪事》、《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史研究报告》等一系列经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梳理、编研的综合性史料。这些史料给这个纪录片的真实性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陆续列出了需要参考的书单。比如书中重点人物所撰写的著作原文以及他们的传记，还有就是学生们的集体回忆录。例如岭南大学和附中的学生在90年代末结集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大村岁月》，记录了当时仙人庙岭大村的许多生活细节，衣食住行，文娱考试，很是生动。
文字资料之外我们还从海内外各大学的资料库中搜集到了当年这段历史的一些珍贵的老照片、动态影像的定格画面，甚至还有当年的各种建筑图纸。最后再通过实地的走访踏查，去一一验证比对。
记者:片中的同学们在延续教育火种的同时，有没有在文化传承和精神赓续层面有哪些贡献?
王寅:抗战结束后，国立中山大学回到广州复校，除了广州之外，1980年在台湾高雄开设的中山大学，也秉承着孙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教育办学理念。
私立岭南大学回到广州康乐园复校，现在的香港岭南大学与私立岭南大学是同根同源。当年师生们的坚守，保全了华南教育的血脉，也成就了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