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近年来的小说，取材从军营转向故乡。受访者供图
60岁的麦家，终于出版了一部离他的故乡和童年最近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人间信》本该是麦家的第一部小说，算是迟到的写作。
麦家真正的第一部小说《解密》，是另一种迟到，迟到的出版+迟到的电影。这部1991年就创作的长篇小说，经历了11年修改，17次退稿，从120万删改到20万字，才最终被发表。出版22年后，其改编电影，终于定档了，是所有麦家电影中投资最大的。
因为迟到，《解密》错过了1990年代那段文学热。2005年，《暗算》电视剧播出，引起了一轮收视热潮，麦家这个名字才走进大众视野。
多年来，麦家的名字和谍战小说紧密相连，《解密》《暗算》《风声》《风语》……一系列小说让他被人称为“谍战之父”。麦家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在《刀尖》完成后，他停笔三年，还发微博说：“对不起今后我不写谍战了。”
盛名之下，麦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他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够满意，甚至做好了不再写作的打算。他曾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写《解密》《暗算》《风声》，我还是激情澎湃、充满好奇，也充满那种挑战未知的热情和勇气，但到了后面像《风语》《刀尖》，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一种滑行的写作，从结果上来说，当然是令人不满的，我不能说它们是失败的作品，但是缺乏挑战的作品。”
2019年，麦家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出版了与乡土相关的小说《人生海海》。他原本期待这是一本“不那么畅销”的小说，这本书如今的销量却已超过350万册。
在写作《人生海海》的时候，麦家的另外一部小说也在悄然酝酿。他将父亲的一段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并由此一点点发展出《人间信》。
故事发生在富春江边的双家村，“我”摊上了一个不靠谱的父亲，虽然长相英俊却不务正业，大家都称其“潦坯”，认为他不作践外人，只作践自己和家人。父亲的浪荡行径牵连裹挟全家人，让他们几乎难以生存。在种种情绪推动下，“我”选择了举报父亲，将其送进监狱，但自己也和家庭“决裂”，彻底改写了命运。
《人间信》恐怕是麦家作品中最接近他个人生命经验的一部。麦家曾不止一次回忆，他们一家在特殊年代遭到过巨大冲击，自己因为家庭出身产生过严重的自卑感。《人间信》的很多情节调用了现实——麦家曾一度不愿面对的往事。但当步入60岁的人生阶段，他还是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正视曾经的伤疤。
《人间信》既是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心灵史，也是麦家对自己创作提出的新挑战，这一次他不再着力于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是用散文化的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2024年6月，麦家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
一本告别故事的书
麦家的故乡浙江富阳，摄于2024年5月。视觉中国
南方周末：新作《人间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整个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麦家：《人间信》有些部分和《人生海海》是交替着写的，甚至在《人生海海》之前就写了一部分。自从2011年我父亲去世，我停笔了三年，其间大量地阅读，只写日记和笔记。直到2014年的夏天，我才开始重新写作，写的就是《人间信》中关于我父亲的一部分，这也是我最早写自己的童年，当时是作为一个短篇放在那里的。
某种程度，我当时还不敢写《人间信》，但是通过写这个短篇，培养了我和乡村的感情，慢慢就长出了其他人物，比如《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其实每一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出类拔萃，有机会参加革命走出村庄，在外面闯荡一阵子，在时代的挤压下又解甲归田……
南方周末：在你的诸多作品中，这部小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麦家：文学经验比较丰厚的人，一般都会对这本书有好感。我以前一直是以擅长写故事著称的，我因为故事被人夸奖，也被人诟病，而《人间信》是一本告别故事的书，它触及我内心最敏感和柔软的地方，但我完全是以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在书写，采用的也是一种散文性的语言。这次我对讲述一个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故意把故事剪碎了。
南方周末：这本书语言的完成度特别高，作为读者会感到一种口腔的快感，你在写作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吗？
麦家：没有有意为之，但是强情节和语言之间，有时候也是一种天然关系，当情节过于强的时候，语言的节奏自然就推上去了，语言里拐弯抹角的东西自然也就被省掉了。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对情节没有诉求，只希望别人看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温度，不希望读者对人物的经历、家庭的兴衰起落太放在心上。出于这样的考虑，语言就快不起来，当你想要触摸内心，语言是不停地铺开来的，仿佛是探照灯一样，不停地扩宽，而不是推进。当语言慢下来，情节自然也弱下来。
我一直是比较有语言自觉的写作者，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我看别人的小说，对故事如何讲述并不感兴趣，但一旦文字的腔调吸引我，我就会看下去。我甚至有一种观点，语言是有情节的。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最后也许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依然会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他特别富有诗意。才华横溢的语言吸引我们往下读，当语言闪闪发光的时候，本身就是有魅力的。
南方周末：某种意义上，《人间信》应该是你的第一部书，因为它和你的童年有关，与个人生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一般作者都是从自身经验往外写，你却是在经过很多写作之后才去完成这样一部书，原因是什么？
麦家：我的写作和很多作家有些不同，他们往往从自己最熟悉的故乡和童年开始写作，慢慢从自我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但对我来说，童年和故乡是放在现在来写的，这肯定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我和故乡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50岁之前一直不敢回去。我的童年和少年并不美好，是带着累累伤痕离开的，故乡毫无疑问是我的一个伤疤。
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没有将故乡当做一个坐标，加上我有在军营的特殊经历，某种程度上，军营也是我的故乡，至少是第二故乡，所以我的写作是从军营出发的，因此有了《解密》《暗算》这些系列。
《人间信》虽然不完全是我的经历，但是是从我的精神世界深处长出来的，很多内容直接来自我生命中最羞耻的感受。比如里面写到小姑自杀，就是真实的，这个小姑是以家丑存在的，我家庭政治地位的卑下让我也有一种自卑感。
这种东西一直是我内心的伤疤，像小姑是整个家族的伤疤，但其实只有我一人在扛。如果身处乡下，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有些东西就过去了，但作为一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人，靠着精神滋润的人，家族的伤疤往往被承担过来。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文章憎命达”，这种东西对作家来说既是恐惧也是诱惑。
故乡带给我不美好的记忆，我一方面羞于回顾，害怕回顾，另一方面，我又一直在悄悄回顾，不停地在内心惦记着它，就像是小偷惦记着某样东西。我到今天这个年纪把它写出来也很正常，有些东西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会敢于直视它。
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现在已经害怕一些东西没有机会说了，所以想赶紧说，有一种想清算一下自己内心的愿望。
作家注定要和苦难纠缠
麦家（前排左二）的军营岁月，1981年摄于福州鼓山。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最初读者可能会觉得《人间信》这部小说是关于主人公和父亲的关系的，没想到你写出了一组特别丰富的女性人物，奶奶、外婆、母亲和小妹。这些人物在你的创作中算是特别的存在吗？
麦家：我曾经和人说过，现在的女性的确是很强势的存在，但我这么写绝对不是出于谄媚，而是一种生命的召唤。女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我常常觉得我的一生能如此完全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母亲坚强地把我们这个病态的家庭撑起来的。我父亲特别暴躁易怒，母亲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她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但从不打骂我们，唯有一次，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用做作业的纸当草纸用，她抽了我一记耳光，这说明她对文化的重视。
我从那之后渐渐意识到，在农村虽然很多人没有文化，但内心潜藏着崇拜文化的心理，只要是写字的纸张，不可以随便丢弃，要不烧成灰，要不就珍藏起来。
我母亲生于解放前，她一直帮衬着家庭，没有读书，十岁就给家人烧饭了。但她身上向上的力量从来没有熄灭过，她不悲观、不愤怒，有自信。我很佩服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怀念她。
在我父亲走了后，母亲又活了十年，这十年我生活中有了一种固定的仪式，只要我在杭州，一到周末就要回去陪母亲坐坐，吃个晚饭。她睡得很早，七点半就要睡觉，我就会服侍她洗脸，再给她端好洗脚水，等她入睡我再回家。整个过程大约四五个小时，我们经常就那么坐着，四目相对，无言无语。她已经不再和社会接触了，以前村庄里的事情，该说的都说了，到后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但在我母亲走后，我越发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一种需求，当生活中各种不安和烦恼向你袭来的时候，在母亲身边坐几个小时，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像水一样地漫过去，就化解了。
母亲离开后，我失去了这样的仪式，生活中的烦恼不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化解。后来我发现去父母坟前坐一坐，聊一聊，也是一样的。我内心也许是特别细腻脆弱的那种人，特别需要生活中有一个支撑。
我想《人间信》写着写着成为一部致敬女性的小说，恐怕既是我期待的，也是我内心自然的力量。
南方周末：在我们现当代文学的传统里，成功父亲的形象很少，你提供了一种很特殊的父亲，他到结尾也没有得到救赎，为什么会这么写？
麦家：我在最初写的时候，也想让母亲将父亲召唤回家，说人老了就会变好，年轻时候那些浪荡的东西，随着荷尔蒙的减退，会变成一个正常人。但最后我还是不能接受，觉得有些俗套和谄媚，太向读者示好了。人生没有这么美满，我不太能接受父亲最后被救赎。
南方周末：现实中，你和父亲也有过一次影响一生的冲突，导致你离家出走，后来也让你怀着很深的忏悔愧疚之心，你们后来就这件事有过交流吗？
麦家：没机会交流，这是最遗憾的。我父亲后来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然也有清醒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装糊涂，每次我出现的时候，他都是在痴呆状态中，从来不跟我谈我们决裂的事。人老了后有很残酷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很豁达，什么事都放下了。
昨晚我还看了一本书，谈到一种佛学观念，不执念，不怖畏，意思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回顾过去，也不要展望未来。其实年轻人做不到，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提前进入老年，很期待自己70岁的到来。
人生不要有一种盼望之心，或者说期待的东西不要太饱满，人老了以后，各种杂念都慢慢地削减了，内心活得特别清汤寡水。我特别期待这种状态到来，因为我其实是活得比较挣扎的一个人，我为挣扎而苦，所以特别想解脱它。
南方周末：反复的关照内心恰恰可能是一个作家的宿命，这部分恐怕也很难放下。
麦家：是的，当作家并不好，不让人愉快，注定要和苦难纠缠。如果有一天你不苦难了，内心没有苦楚了，根本也不需要写作了，即使写也是表演性的。写作从来不应该是表演，写作应该是不吐不快的。写作更可能是一种煎熬，所以我从来不鼓励人当作家。
你刚才说了，很多作家都是打小父亲缺位的，我也在捉摸这个事情，很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不幸的，有的是生病，有的是家庭破裂，作家或者艺术家总是生活在苦难中，像一味中草药一样不断地被煎熬，所以作家高寿的也比较少。
我其实有点“生不逢时”
麦家（左）与电影《解密》导演陈思诚（右）。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你会觉得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很多文学性的东西被削弱了吗？
麦家：电影是一种艺术，但不是文学，当一个文学作品被影视化的时候，文学性被稀释，甚至被切割，这也是一个宿命，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电影观照人的方法和文学是不同的。
文学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然后体现在对生活的还原，将日常生活的文学性提炼出来，这种提炼和电影的提炼是不同的。电影是视觉艺术，是非常具象的，这里面没有高低之分。我想最能反映内心的肯定还是文学，但电影比文学生动直接。
电影很多时候是不能发议论的，不好发感慨的，否则就会有些滑稽，但文学是被允许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心理活动写得是多么的充分。这样的作品对他人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的，这种教育不是说教，是通过描写人生不易，人生的相爱相杀，求而不得，无常和无奈，让人们去培养一种怜悯之心，文学在这方面独树一帜。
南方周末：最近电影版的《解密》宣布于暑期档上映，但这部小说的改编难度比较大，对此你怎么看？
麦家：《解密》真的是有一种宿命的东西在，小说熬了11年才出版，走向海外花了12年。但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有些“一炮而红”的意思。后来，还得了8个文学奖，代表了文学界对我的认可。
《解密》的电影改编也是备受折磨，2003年它被深圳的一家公司花了8万元买走了，三年到期后又找我续了两年的版权，又到期后就销声匿迹了。后来兜兜转转，等到现在被拍出来，已经是第四次卖电影版权了。
陈思诚发现这部小说的过程也很复杂，首先是被哥伦比亚公司北亚地区的总裁芭芭拉女士看到了《解密》的英文版，她还请了一位编剧写了英语的剧本，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拍摄。后来陈思诚看到这个剧本，于是自己改了三稿，将原来的英文剧本做了巨大的改动，才有了现在的版本。
到目前为止，在我小说改编的十三部影视作品中，《解密》电影和我的小说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这部小说虽然时间跨度很大，对剧组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他们还是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我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也是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一部改编作品。陈思诚读的文学书之多让我大吃一惊，他和我谈文学谈得头头是道。
南方周末：《解密》是你的第一部小说，经过无数的挣扎，最后还是发表了，最近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没有发表小说的中间这些年你是如何度过的？
麦家：我真是有点“生不逢时”，在文学最热闹的时候，虽然也在写，但没有写出来。其实1991年我就写了《解密》，如果那时候就出版呢？当时文学热还没有退潮，我想它会被人瞩目的，其中的人物在中国文学里完全是非典型的全新的，写法上也非常现代。但熬了11年，等到2002年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文学热已经退潮了。
那11年时间是我们国家变化很大，机会很多的11年，自从加入WTO后，一下子特别蓬勃，社会上也有很多诱惑和机会。那时候身边有很多朋友去做广告，写电视剧，挣了不少钱。但我一直无法从这种现实生活中去汲取安慰，和生活建立一种比较和谐亲密的关系，觉得自己在现实面前总是受挫。
我再忙的时候都要打开电脑写东西，我的秉性让我无法放下这部小说，虽然它一再被退稿，我内心为此自卑过无数次，甚至有一次我真的要考虑放弃人生了。那时候我还在部队，经历了第七次退稿，真的非常绝望。当时我背了一个挎包，揣着200元就出门了，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去了火车站随便上了一列火车。我在车上遇到一个老人，他很善于观察，感觉到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就和我聊天，安慰我，让我回了头。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可我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一个路人，好人。他说：“这小说说得好听点是你的孩子，说得难听一点是一堆废纸，值得你伤心甚至抛弃人生吗？”
那时候我是真的有抛弃人生的打算的，因为部队管理很严格，我要是真的在外浪荡十天半个月，回去肯定被开除。于是到了下一站，那位老人让我赶紧下车搭乘下一班车回去。我在生活中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机会和能力，《解密》被不停退稿，一开始我会恨，可能三个月到半年不去理它，但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一阵又去理它了，不停地改它，改着改着最后越来越像第一稿，很滑稽。
南方周末：《解密》的中文版是2002年出版的，英文版是2014年出来的，中间你也写了很多小说，但《解密》被列入企鹅的经典丛书，你觉得为什么英文世界会特别推崇这本作品？
麦家：一部中文作品要走向世界有很多偶然性，首先是我偶然遇到我的翻译米欧敏女士，她有一次遭遇航班延误，在机场买了《暗算》这本书，四个小时延误已经让她看完这本书，她又回到书店找我的其他书，于是看到《解密》。 其实她最初是翻译了《暗算》的一章给“企鹅经典”的编辑看，推荐说这位作家非常好，但后来她看完《解密》，意识到这是一本更好的小说，忍不住把《解密》先翻译了。她建议企鹅编辑最好把两本都买下来，如果只买一本，应该买《解密》，后来他们用3万英镑买了我两本书的版权。后来，美国著名的文学出版社FSG也购买了《解密》版权，因为他们的推荐，《解密》这本书曾在一夜之间卖了19个版权。
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
1994年写完《解密》第三稿时的麦家，摄于成都杜甫草堂。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这些年你一直在做“麦家理想谷”，长久地坚持向公众推荐书籍，一般来说，社会上普遍觉得现在读书的人变少了。但在这个流媒体时代，大家的精神需求还是巨大的，人们是否还会去阅读？
麦家：我反而认为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一本书卖一百万册是很少见的，现在卖出上千万册的都比比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在大幅度提高，尽管文学看上去被边缘化了，但对文学有需求的人群在扩大，在增加。
现在很多人是通过网络小说来接触文学的，通过大量的阅读，我相信会有一部分读者的审美需求会发生变化，开始转向阅读纯文学。我总觉得人们在和世界发生更多的联系，我们不需要担心年轻人整天在刷短视频，把经典阅读抛诸脑后了。有了手机这样的工具，他们可能反而会更容易接触到阅读。
很明显的，我们对文学的接受程度比以前高多了，搞一个“诗词大会”，收视率可以冲到文艺节目的第一位，可见文学在很多人心目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只是大家普遍不知道通道在哪里，有的人找到了古典小说，有的人是通过网络小说，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只要是好的东西，读者不会把你埋没的，最近李娟因为剧集《我的阿勒泰》被很多读者所知，我想就说明了这一点。
南方周末：“麦家陪你读书”原本的计划是用20年读1000本书？现在阅读清单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了？
麦家：20年读1000本，就是一年读50本，目前已经读了353本书，还没有过半。但我没有什么压力，甚至有些陶醉在其中，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也有一些工作上的小伙伴，彼此可随时进行交流，他们也就成了我家人一样的存在。
我现在阅读有时候是随机的，朋友或出版社给我寄来的书，就翻一翻，如果读进去了，就会推荐给大家。当然也会有计划性地阅读，这两年我一直在读诗歌，最近一直在读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的诗，每天读一首，我在《人间信》里面就引用了她的诗。
我觉得每天读一首诗有很多好处，提醒我的生活和文学还是很接近的，要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诗歌真的有一种魅力，会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生活之上。我读诗不是默念，是自然地读出声，每天只需要5-10分钟，如果遇到喜欢的句子，一天都会萦绕在心中。
南方周末：那你是否还会阅读一些非文学书籍？
麦家：非文学的书我主要阅读和历史相关的作品，偶尔会读一些哲学书。文学阅读在我的阅读中占比越来越小，反而是不断地读历史书。我想最后不是情感在支撑你写作，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通俗地说，作家最后比拼的就是见识。我们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装进一种有别于他人的见识，并将它表达出来，这种见识不会自己生长出来，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酝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向阳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