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头锤》1936:中国足球队首征奥运 广东籍球员超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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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首次参赛,22名球员年龄介于24岁至32岁,广东籍球员占七成以上。

02尽管在奥运赛场上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球队的表现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

032008年至2017年期间,音乐剧《顶头锤》多次演出,以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柏林奥运会的事迹为背景。

04该剧的主题是“中国人以血和泪,誓要在国际赛事中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

05除此之外,李惠堂等足球队员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义赛,为国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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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顶头锤》。香港话剧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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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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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上场阵容。
  编者按 2024年巴黎奥运会进入开幕倒计时。从报名1924年那届巴黎奥运会开始,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逐梦之路,并生动展现或隐匿在各个层面。即日起,南都、N视频推出“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专题报道,通过对历史的深度挖掘,讲述百年来,奥运赛场内外不为人知的广东人和广东缘分。
  1936年6月25日,《申报》详列了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其中足球队成员共22人。这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与奥运会,选拔出来的皆是当时最优秀的球员。 
  南都记者查询史料发现,这些成员年龄在24岁至32岁之间,广东籍贯占七成以上。虽然在奥运赛场上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球队的表现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广东籍球员李惠堂、孙锦顺、谭江柏等人的名字,并未被时光湮没,而是成为传奇。
  2008年至2017年期间,音乐剧《顶头锤》多次演出,它的故事即取材于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柏林奥运会的事迹,广东五华籍、有“球王”之称的李惠堂在其中也有不少戏份。今年6月,《顶头锤》的导演、编剧陈敢权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该剧的主题是“中国人以血和泪,誓要在国际赛事中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
 出征 22名球员来自各行各业 年龄最大者32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不久,香港话剧团出品的音乐剧《顶头锤》在香港葵青剧院迎来首演。那个夏天,奥运氛围正浓,人人谈论奥运,处处奥运元素。《顶头锤》发掘的,则是遥远的奥运往事。
  剧情发生于1936年,香港大坑村几名业余足球队员远涉重洋,参加当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该音乐剧虚构了主角郑开满,他是生活在香港大坑、酷爱踢球的“街市仔”,“顶头锤”是其最擅长的杀球技法。剧情铺陈了他被李惠堂发掘、和队友训练,历经挫折,最终踏上奥运赛场的心路历程。
  《顶头锤》的编剧和导演陈敢权,通过偶然的机会,从他的朋友、足球研究专家Vincent Heywood口中听到,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奥运的旧事。陈敢权告诉南都记者,他仔细阅读了Vincent Heywood手头的文章资料,有感于这个故事可塑性之高,马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资料搜集。
  后来,陈敢权到美国纽约邀请高世章参与《顶头锤》的音乐创作。那时候,高世章已经是知名作曲家,为很多舞台剧和电影编曲作曲,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认可。
  高世章向南都记者回忆,陈敢权给他看了剧本,问他是否可以变成音乐剧。“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和陈敢权一样,此前高世章并不了解1936年那段奥运往事。他不是球迷,完全不懂足球,对于足球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听过李惠堂、谭江柏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
  高世章喜欢从过去找到灵感。虽然小时候他和别人一样,听的更多的是流行音乐,但后来发现自己在《顶头锤》等音乐剧的创作过程里,从粤剧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剧中的唱腔并不是传统的粤剧,我用自己的方法,让人物唱出来,以契合特定年代、特定情境。”
  李惠堂生活的年代和高世章的外公白玉堂大体一致。出生于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区)的白玉堂是粤剧名伶,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名扬粤港。但高世章幼时,白玉堂早已退休。外公几乎很少在他面前谈起以前的事,他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外公的厉害。
  真实历史上,李惠堂的名气更是响彻亚洲。据悉,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1905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在多次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从1913年到1934年,举办过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历届都有参加,除第一届吃了败仗外,其余九届蝉联冠军,其中李惠堂曾五次入选国家队。他的优异表现,举国瞩目。时人有此顺口溜:“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1936年,他作为中国足球代表队的队长,参加了柏林奥运会。当年足球代表队成员共22人,《中华月报》杂志对各个球员分别做了介绍。其中形容李惠堂“擅任左锋,运射巧妙,有‘球王’之誉”。
  除了李惠堂,其他队员也是一时之选。黄纪良,自幼酷爱运动,尤以足、篮、游泳为最精,“是具天才之运动家”。谭江柏,“为能攻能守之全材”,头球高强,有“铜头”之称。梁树棠,“为当今中卫之优秀分子”。
  陈镇和,面如灰,人遂称之为“小黑灰”,擅任前锋及中卫。孙锦顺,擅任左右锋,“射球如炮弹”。郑季良,前锋后卫,无所不能,而对左翼更见出色,“洵足球界多才多艺之人也”。
  南都记者查询上述22名足球队员的履历表发现,他们的职业有政、学、警、军、商等,年龄最小为24岁,年龄最大者32岁。籍贯为广东的,占七成以上。    
败北 奥运首战即败却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出征奥运前,这支足球队还完成了一项壮举。
  由于当年去柏林参加奥运会的人数多、路途远,经费是一大难题。除了政府拨款补助、各处筹集,球队“先期赴南洋及印度各地沿途比赛券资所得”,弥补了不足之数。
  《顶头锤》对此情节也有体现,他们到印尼、星马、缅甸、越南等地,踢球筹款。高世章表示,在音乐上,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戏。他为球队经过的地方设计了地域色彩各异的音乐,主要呈现形式为当地居民对中国球队的欢迎曲,各尽其妙。
  当年的《体育季刊》记述,该足球队转战各地达两月之久,共比赛27场,除4次平局外,未尝败北。“在舟车劳顿、仆仆风尘中,能有如此成绩,确非易事。且因此留与各地观众以极好印象,厥功甚伟。”
  1936年7月23日上午,参加奥运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8月6日,星期四,阴。根据此前抽签的决定,中国足球队首战即遇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
  当天下午五时半,比赛开始。“事先我国侨胞,都非常踊跃买票,准备到场助威。所以在开赛前,会场四周早已站满了观众。”随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体育的陈咏声在日记中作如是记载。
  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以0:0结束;下半场中国队改守势为攻势,虽有几次威胁性射门,但未能成功。下半场13分钟时,英国队趁中国队内部空虚,攻入一球。约10分钟后,又以“雷同之传递”攻入一球。此后中国队虽力图反攻,终未能挽回败局,被0:2淘汰。
  由于采取的是单场淘汰制,该队伍在柏林奥运会的征战就此止步。作为现场观众,陈咏声在日记里陈述了自己对比赛结果的看法。她认为,比赛失利的原因,“第一,是体格不如人;第二,我们遇到失败,便不容易恢复,临阵容易慌张,其实,在技术上并不怎样后人”。
  70多年后,当《顶头锤》重构这一往事时,多了几许敬佩和宽容:在奥运临近前,主角郑开满突然不想训练、不愿比赛,他向李惠堂坦白:“对,我怕输。”李惠堂开导他:“开满,踢球会赢也会输。一个输不起的人,球踢得再好也没用。”
  对于后人来说,当年的比赛结果已不再那么重要。陈敢权向南都记者透露,构思剧本时,他的脑海中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战乱的日子里,尚要远征奥运踢足球?正是由此出发,他写了以“中国人以血和泪,誓要在国际赛事中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为主题的《顶头锤》。
  中国足球队的表现的确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陈咏声的日记称,“然而无论如何,外人对我们的批评也还不错,可算是不幸中之幸”。当年的《申报》也评论道,“在场的观众,并欧洲各国的报纸都一致推许我队的球艺”。
  赛后,欧洲各国纷纷向其致电,邀请前往与当地球队进行友谊赛。从8月13日到9月1日,中国代表队先后前往德、奥、瑞、法、荷、英等国,共比赛9场。虽整体战绩不佳,队伍的表现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例如,李惠堂于日内瓦一役中上演帽子戏法,孙锦顺于巴黎一战中凌空抽射。甚至,与巴黎红星队赛后,对方欲以优渥条件邀请李惠堂为其队效力。  
 情怀 艰难时世中为国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
  音乐剧最后一幕,来自中国的足球队员终于踏足奥运赛场。他们高喊:“中国,开波(球)!”
  《顶头锤》在香港首演、重演后,2017年4月又亮相北京。高世章回忆,当时观众反响非常好,“超出预期”。陈敢权说,《顶头锤》多次演出均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和业内人士的欣赏和称赞,曾获不少奖项。
  高世章对南都记者表示,《顶头锤》里的人物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艰难得多,但他们仍然有最纯粹的踢球快乐,可以一群人共同努力走上国际舞台,“这是很棒的事情”,也是他参与创作此音乐剧的动力源泉。  
  陈敢权在《顶头锤》的故事里多次点到了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他向南都记者复述了音乐剧中的一段台词,表达对体育、救国和战争的思考:“如果奥运会真的可以代替打仗,你说该多好呢?国家同国家谈不好,就在球场、草地上拼,总好过扔炸弹、炸烂火车轨,白白牺牲无辜人民的性命。”
  然而,历史的抉择容不得浪漫和假设。柏林奥运会一年后,神州大地进入全面抗战。李惠堂凭借其在体育界积累的声誉,多次发起、组织和参与各类义赛,以筹款救济沦陷区民众以及受到战事影响的伤兵和难民。
  同样出征过柏林奥运会的足球队员陈镇和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抗击日寇。1941年,因突发恶劣天气,陈镇和驾机在西北上空遭遇空难,机毁人亡。
  1942年9月,李惠堂返抵原籍广东梅州五华县锡坑乡省亲。在其宗族亲属的邀请下,李惠堂前往五华县内各大圩镇和乡村进行巡回足球表演,又组织当地爱好足球的体育教师、学生、农民和商人合组五华足球队。
  随后,他还到访了广东梅县,引起轰动。除梅县之外,邻近的蕉岭、平远、兴宁等地乡亲也来捧场。
  除与故乡广东结缘,抗战时期,李惠堂还曾在桂林、柳州、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代表多支球队出场比赛,参与大后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在研究文章中总结道,李惠堂在大后方的足球比赛,不仅在资金筹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抗战发挥着实际功能,“而且为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奋斗的国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
  陈敢权向南都记者强调,《顶头锤》最重要是感染观众,让大家思考作为中国人该如何处身在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奥运、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修养,如何可代表自己、代表国家、代表优秀的中华民族”。
  实际上,当年出征奥运的中国足球队员对这一问题早有思考。1935年,李惠堂在《勤奋体育月报》杂志发表了其对中国足球队将参加奥运会的意见。他不仅从组织与职责、遴选之方法等方面详陈己见,还建议奥运结束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到欧洲各国参观学习,补短采长。
  他认为,一方面对提高球技有帮助,另一方面还可以宣传我国形象。李惠堂特别提到,“欧洲小国,多不知中国为何物,更不信中国亦有所谓足球赛者。十二年前,本人随队征澳,澳人亦有斯种不良印象,后卒因吾人之表演,而变迁其对华心理”。
  事实证明,李惠堂做到了。至今,人们记得这位足球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的祖籍地梅州五华县常为“球王故里”感到自豪。
  今年3月3日晚,2024年中超联赛第1轮,梅州客家坐镇主场五华奥体中心惠堂体育场迎战上海申花。中场休息期间,公布了此前“以球会友诚邀天下客”为上联的征联结果。
  采用奖获得者是五华县华阳镇一个乡村医生。他对出的下联是:“为国争光重振惠堂风”。  
  “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