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史话】古代官箴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和戒律规矩

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有儆戒、劝谏之意。“官箴”,顾名思义就是从政之警诫,为官之箴言。它是以从政者为箴戒对象,从“为政之德”“为政之术”两大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由此可见,官箴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以规诫教诲为政者履职尽责、明辨是非、廉洁奉公为主要指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源溯流:古代官箴形态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官箴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发轫于先秦,渐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极盛于明清,其发展历程与中国传统社会整体发展同步。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经历了由“箴文”到“官箴书”的发展历程,官箴形态由最初“官箴王阙”演变为“官吏自箴”,官箴内容总体上也由“为政之道”的思想阐释,演变为“从政经验”的传授叙说。
官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部落联盟时代,古文献中有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的记载,箴言内容为:“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至夏商时代,出现了“箴文”,但尚未形成“官箴”的概念。至周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箴文形态,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箴文并不多,已知较为完整的两篇西周箴文分别是《虞人之箴》和《大正箴》。这时的“箴文”多为进谏君王而作,以期君王贤能理政,即“官箴”最初的形态为百官劝谏君王、天子的谏言,这可理解为“官箴王阙”的肇始。
春秋战国至秦代,随着君权的加强,箴文的“箴官”层面得到发展,以“箴君”为主流的格局遭到严重挑战。两汉时期,在儒学复兴并渗透于政治的背景下,“官箴王阙”的传统得到复兴。但东汉以后“箴官”层面又有强化,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箴君”“箴官”二元并立的格局。隋唐时期,武则天的《臣轨》使得“箴官”的发展取得“质”的突破,“箴官”最终取得了主流地位,官箴在总体上演变为帝王约束告诫百官的工具。但由于唐代总体上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官箴王阙”的传统影响力仍未彻底消退,官员箴谏君主的言论也为数不少,颇具“君臣互箴”色彩。
宋元明清时期,官箴文化中“箴官”层面的主体地位被再度强化,并最终定格在“官吏自箴”。宋以后的官箴,其展现方式不再以箴文为主,而是数量众多、篇幅浩瀚的官箴书,无不以百官作为规诫对象。
含英咀华:经典官箴书目中的从政圭臬
在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为官者入仕必读之书,即官箴书。这些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为政宝典”,蕴含着“亲民”“勤政”“清廉”等丰富的修身思想和政治智慧,通过警示告诫、陈明利害,深刻阐发了为官从政的诸多戒律箴言,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唐代首次出现了帝王专为臣僚制定的官箴书,即广为人知的《臣轨》。该书共两卷,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等十篇,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对为官者的标准与规范,旨在“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臣轨》提出“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强调官员应加强自身修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慎”与“明”。《臣轨》指出,“臣子不谏诤,则亡国破家之道也”,强调臣子对君主的进谏之责,关乎国家兴亡。《臣轨》还提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强调处理公务最好的办法是公平,处理财务最好的办法是廉洁,能做到这两点,就可以远离祸害而使自己的美名彰显。
《朱文公政训》是宋朝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以自己的政治经历和思想体悟出发,论述当时治国安民之策和为官品德修养。比如,朱熹强调令行禁止、宽严相济,反对为官不严。其云:“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朱熹认为只有对待恶行毫不姑息,刑罚得当,惩凶除恶,善良的弱者才能够生存下去。他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朱熹还认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秉公执法官员才有权威,民众才会信服。
元代张养浩《三事忠告》,包括《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和《庙堂忠告》三编,可谓古代官箴的扛鼎之作。在《牧民忠告》中,他秉承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强调培育仁爱之心,认为“诚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在《风宪忠告》中,针对监察官员日常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告诫“执宪者”要向古代清官学习,加强自律。“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执法的臣子要惩奸除恶,肃清朝内朝外的不法之事,使纲纪稳固,对自己要求不严,又怎么能够使他人信服呢?《庙堂忠告》把修身列为首条,指出“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就能“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
明代薛瑄在《从政录》提出“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意思是为官者要以正直涵养内心,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忠诚事奉君王,以恭敬事奉尊长,以信义待人接物,以宽厚对待下属,以恭敬处理政事,这是当官的七项要诀。在此书中,薛瑄还明确指出:“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他将廉洁分为三个层次,其上是出自内心的廉洁,其中是因爱惜名节而表现出来的廉洁,其下是受法律震慑而被迫选择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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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衙里的官箴碑。何斌/摄
嘉言懿行:经典箴言及其实践
在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官箴书目,还积累了大量的箴言。这些经典箴言植根于儒家文化,着眼于官吏修齐治平的内省自觉,奉行“内圣外王”的王道仁政,涉及官员的道德准则、从政原则以及施政技巧各个方面,为古代官员提供了践行的范本。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出自宋代吕本中所著《官箴》中的开篇。“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此后,“清”“慎”“勤”便被用来泛称官僚美德,成为历代官箴中最为经典的准则,被为官者奉为从政圭臬。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钦定“清慎勤”为通用“官箴”,并多次御笔亲赐三字匾额以劝勉大臣,公堂衙署内也多悬挂此三字匾额。梁启超曾在《新民说·论公德》中指出:“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三十六字官箴”的主题是“公”和“廉”,故又称“公廉”官箴,核心是“公生明,廉生威”。明天顺二年,年富任山东巡抚。他果敢有为,刚正强直,上任途中听说山东发生了蝗灾,便立刻上奏请求救灾。当时山东境内的官吏都害怕年富的威名,收敛了不少。年富在山东巡抚任上得到曹端的“三十字官箴”后,如获至宝,在总结前人吏治文化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在后面续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六字,变为“三十六字官箴”,并将这段话刻于巡抚衙署墙壁,以与下属官吏共勉。清乾隆十八年,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偶然发现此碑,对此箴言心折不已,认为这一官箴“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并重刻此碑撰跋以记此事。此后,颜氏祖孙三代为官都在衙署里立下“三十六字官箴”碑,每次新任官职,他们都会携带碑文上任,将其作为对自己的警示和提醒。
清代张伯行在官二十余年,历任内阁中书、山东济宁道台、江苏按察使等职,为官清正,任事勤敏,忠直爱民,以清廉刚直闻名朝野,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在任期间有治河之绩,康熙帝特赐“布泽安流”四字加以褒奖。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杜绝送礼的行为及习气,张伯行撰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衙门大门上,意在禁止行贿,整顿官场的贪腐之风。檄文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送礼者见此檄文后,感到无地自容,只能仓皇而退。此篇檄文广为传诵,成为经典箴言,被称为清廉为政的“金绳铁矩”。
官箴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做事、从政之道,一些内容虽然已经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但贯穿其中的“清、慎、勤”“修身、立德、公正、廉明”等精华,仍然能够跨越时空,在建设廉洁政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背景下,在新时代干部教育中发挥镜鉴作用。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4年第12期,作者:山东省济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杨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