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专访|赵明昊:在新的动荡变革期,需充分警惕战争与冲突风险

全文3843字,阅读约需11分钟,帮我划重点

划重点

0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原有内容的丰富、发展和升华。

02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冲突延宕,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现实价值。

03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滑入无意识冲突,双方需注重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04然而,国际经贸领域的安全化态势愈发突出,中国需捍卫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主义,维护世贸组织体制。

05为此,中国需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进一步落地,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增加更多确定性和行动力。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70年前,1954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2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发表至今,已经历了70年的世界风云变幻。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五项原则的继承,更是对原有内容的丰富、发展和升华。
目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冲突延宕,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如何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滑入无意识冲突?国际经贸领域的安全化态势何解?地区冲突将对全球力量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在此全球局势之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何现实价值?又当如何切实发挥作用?
对于上述问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和平共处”的精神,特别是“共处”这方面,对于弥合或接受国家间的差异性,建设更包容世界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升高的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国家,如何做到和平共处、寻找“公约数”,显得尤为重要。
图片
赵明昊主持“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  受访者 供图
“自由贸易”成“脏词”,逆全球化趋势短期难改
澎湃新闻:谈到当前国际形势绕不开中美关系。尽管当前双边关系出现止跌企稳势头,但两国战略竞争似乎也愈演愈烈。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否会长期持续?为避免滑入无意识的冲突,双方更需注重哪些领域的交流或合作?
赵明昊:我注意到美方对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共和党背景的鹰派人物在处理中国问题上趋于强硬甚至极端。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奥布莱恩近期撰文称应进一步削弱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提出要推进美中经济的“战略脱钩”。在美国内部的对华讨论中,总体来看,对华温和的声音比较弱,强硬派的声音愈发突出,意识形态的敌意在增加。因此,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我们并不能感到特别乐观,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态势会长期持续,就连拜登也明确讲未来十年是中美较量的“决定性十年”。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的较量中展现出一定程度的韧性。去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以来,双方都试图寻找能够管理中美关系的有效方式,推动中美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再联系”(re-connection)。不久前,我参加了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小范围会面,他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学生来华学习。
避免大国竞争演变成直接冲突,保持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非常重要,当然如何解决“相互依赖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国家间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向对方施压,将相互依赖当做武器使用)问题也会是复杂的挑战。虽然美国对华奉行经济“去风险”和选择性“脱钩”,但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虽然“压舱石”般的作用受到质疑,但若没有这种经济联系,两国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为困难。
澎湃新闻:着眼当前的国际贸易,会发现保护主义、国家安全因素时常会凌驾于经济因素之上,“脱钩”“去风险”成为高频词。近段时间,美国、欧盟相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就是典型案例。近几年来,经贸领域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现象为何会愈发凸显?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有望改善或扭转吗?
赵明昊: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安全化态势愈发突出,大国竞争、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被国家安全关切主导的趋势。无论是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还是美国财长耶伦所说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都是强调国家安全因素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
地缘政治风险对经贸关系的“安全化”具有直接影响。很多人担心战争或冲突会扰乱供应链。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也是焦虑的诱因之一。
在短期内,或很难改变“逆全球化”趋势,过去以经济效率为首要考量的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了,我们会看到以安全关切为驱动力的“半球化”态势,即美国和它的盟友组建“小圈子”。“自由贸易”一词在西方的政治界、舆论界已变成了“脏词”,没有政治家会自称支持自由贸易,他们宣扬“对等贸易”“公平贸易”的理念。在这种新态势下,中国如何捍卫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主义、如何维护世贸组织(WTO)的体制面临不少挑战。
世界动荡变革期特征愈发突出,AI武器化需警惕
澎湃新闻:近年来,国际和地区安全冲突更加频发。俄乌冲突已步入第三年,巴以冲突也已持续 8 个多月,且两场冲突在短期内仍看不到解决方案。您认为这两场冲突对国际形势与力量对比有什么长期、深刻的影响?
赵明昊:俄乌冲突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长期对峙,甚至不排除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比如,目前美国加紧推进战术核武器的现代化,俄罗斯也进行了核武器军事演习。欧亚大陆上的长期性对峙对亚太等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会带来外溢性影响。
对中国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捆绑中俄”的态势,将之看成一种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这方面,中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让西方准确认识中俄之间“结伴而不结盟”的关系特质。我近日在布鲁塞尔参加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会议,能感受到欧洲国家对中国仍有很大期待,实现中俄欧美大国关系的“再平衡”十分重要。
加沙地带的冲突,则会影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此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或有所改变,强化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加大对伊朗的遏压。美国一直试图减少在“大中东”地区的力量部署,将军事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
整体来看,地缘政治冲突、历史观念冲突、宗教问题冲突,都是高度缠绕的。这也提醒我们,世界动荡变革期的特征愈发突出。
此外,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国家的选择变得日益重要,它们倾向于在中美“新两极”结构下寻求自主性。我近期在泰国参加一场有关中美和东南亚三边关系的会议,泰国副外长明确表示,“我们不想要选边站队,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立场”。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实现“不结盟2.0”。也有一些国家试图利用一定程度的中美竞争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中美博弈的全球性特征正变得越发显著。
图片
赵明昊(左一)参加三边委员会会议,与日本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右二)等人展开讨论。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伴随 ChatGPT 的推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加大了 AI 研发的重金投入,希望抢占先机,成为该领域的规则制定者。但同时,AI 的发展与应用也给国际局势增加了更多不可控因素。为减少潜在风险,当前主要国家之间的 AI 对话中,需要优先探讨哪些关键问题?您对达成相关共识有何预期?
赵明昊:关于AI治理的讨论颇多,问题在于如何弥合不同标准,据统计,相关国家已经推出200多项AI治理的法案或倡议。此外,AI技术的商业化和军事化正在加速展开。尤其是AI与自主武器系统、核问题与AI的联系、AI技术研发的伦理困境等是各方面临的共同挑战。
尽管中美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政府间对话取得进展,但美国对华施加的地缘技术压力有增无减。拜登政府考虑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加强出口管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ENFORCE法案》,美国国防部则成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驱动者。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企业与美国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日趋深入,美国处于人工智能武器化最前沿。
着眼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需要为大国之间的地缘技术竞争设立边界与规则,防止落入因新兴技术失控而导致的“双输”陷阱。
缓解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妥善应对全球南方问题
澎湃新闻: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主要国家更注重拉拢、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如今,“全球南方”的战略影响力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争取所谓“第三世界”有何异同?
赵明昊: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非洲之角、中东、中亚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进而塑造了一种“全球冷战”。美苏双方都试图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现其意识形态具有普适性。值得注意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裴斗虎(Gregg A. Brazinsky)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中国在“第三世界”也存在较量。
如今,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与“第三世界”有紧密联系的“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全球南方被视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世界88%的人口居住在全球南方,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被动参与者”,未来十年将属于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并非一个有着明确成员构成的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其内在的不均质性(heterogeneity)不容轻视。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针对全球南方采取分而治之策略,以消解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并将中国归为“全球东方”,借此剥离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
中国既需把握“全球南方”带来的机遇,也须认清“全球南方”自身面临的难题及其“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务实主义取向,努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提质增效。从具体路径来看,中国需用好“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机制平台,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大协调,共同维护发展问题在国际治理议程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欧佩克+”等机制,做好对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革”,努力缓解地缘政治博弈对发展中国家利益带来的冲击。
澎湃新闻:在实践中,实际上也时常会出现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事件。除了达成原则性共识之外,主要国家之间还能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为和平共处创造更多条件?
赵明昊:现在西方战略界不少人在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战争与冲突的风险保持充分的警惕。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大国之间的认知差异相当深刻,对于很多原则性问题缺乏共识,实现多边协调与行动变得越发困难。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正当最需要多边主义的时候,多边主义却遭到冲击”。
在此背景下,中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上,各国之间应该有共同的“词汇表”,携手避免国际政治向对抗、冲突的方向倒退。这也是中国提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这两大理念的背景。
着眼实现和平共处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进一步落地,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增加更多确定性和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