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今年前5月份财政收支赤字增长，主要是因为消费低迷导致供给过剩，经济循环受阻。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家庭部门消费低迷。削峰填谷，降低公共财政和公有部门收入占比，提高家庭部门和私有部门收入水平，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
一、今年前5月份财政收支赤字增长，主要是因为消费低迷导致供给过剩，经济循环受阻。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4年1-5月，全国包括基金的财政收入11.36万亿元，同比下降4.1%。这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财政收入连续6个月同比减少。去年12月份，全国包含基金的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2%，此后下降幅度逐月扩大，到2024年5月，下降了4.1%。
面对与经济现状挂钩的有弹性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表现得刚性十足。2024年1-5月，全国包括基金的财政支出11.61万亿元，同比增长1.61%。
收入下降而支出增长，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长。1-5月包括基金收支的财政赤字高达2.25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3.1%，大约要占到同期GDP的4.1%。
财政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部门消费低迷，导致供给过剩。
骑牛研究所提供的“2024年1-5月的资金、投资、供给和消费主要数据同比增幅比较”条形图清晰显示，属于供给范畴的指标，比如流通中的货币M2、社会融资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了7.2%、8.4%、4%、6.2%。而属于消费范畴的指标要么增长幅度远低于供给，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4.1%，要么dafu度下降，比如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7.9%。
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家庭部门消费低迷。
我国家庭部门消费低迷，主要原因有二，但都与分配制度有关。
一是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导致国民收入中的分配集中于公共财政，劳动力所得占比太低。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投资推动发展的经济模式，与此匹配的分配制度中，个人所得的占比越来越大，公共财政的占比越来越高，导致了家庭部门的购买能力严重滞后于生产的增长。在2000年-2003年，我国的个人可支配总收入在GDP中占比为47%以上，但20年后，这一占比下降到了43%左右。
反观美国，其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大体维持在74%左右。疫情期间的2020-2021年，美国通过政府负债给全体国民发放疫情补贴来刺激消费，通过消费来带动经济复苏，这两年美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在GDP中的占比，一度达到90.4%，这两年平均达到83.6%。其国民在GDP中的个人收入占比，接近我们的2倍。
全世界这个指标的平均水平，在60%左右。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只有个别国家低于50%。
中国有句俗话，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分给国民的收入太低，国民没钱，又如何大手大脚去消费呢？
二是分蛋糕的群体制定了自己多拿的蛋糕分配规则，导致做蛋糕的在个人收入总额中占比过低。
这是家庭部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公平性问题。家庭部门中，福利和社保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非私有部门收入增长过快，但这个群体因为福利和社保远高于平均水平而消费率偏低。
私有部门包括灵活就业群体，因福利和社保远低于平均水平，要维持基本的生活就必须有较高的消费率，但这个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并且收入水平低至只有非私有部门的一半左右，即使达到100%的消费率，其消费能力也受到低收入的严重抑制。
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显示，2023年全国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68340元，月均5695元，较上年增长4.76%，虽仍然有所增长，但涨幅已是近10年较低水平。
同年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则达到了120698元，月均水平已超万元。可以看出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1.77倍。
回顾近10年私营单位与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差距情况，两者差距逐年扩大，已从2014年的1.55倍扩大到2023年1.77倍。
其他主要经济体在这方面与我们差距较大。2021年，美国私人部门人均年薪5.84万美元，非私人部门为7.09万美元，比前者仅高22%。同一年，我们私营部门年薪6.29万元，非私营部门年薪10.68万亿，比前者高70%。这意味着我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公平性方面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三、削峰填谷，降低公共财政和公有部门收入占比，提高家庭部门和私有部门收入水平，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
显而易见，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还影响到经济循环。如不解决，蛋糕会越做越小，最后不仅影响做蛋糕的收入，也因蛋糕变小，直接影响分蛋糕群体的所得。
从投资角度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性超前投资，能拆的房子，能修的公路，能建的高铁、机场，能修的城市广场和机关办公楼，都已修已建，现在投资闲置、投资浪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投资产出的经济价值，也边际递减。如果考虑到固定资产的维护和折旧，投资基本上已是负收益。
从公有部门的高收入来看。随着房地产从高速增长转换到较长时期的下行调整，卖地收入下降过半，税收也开始负增长，公共财力无法负担比私有部门高出70%以上的雇员工资。
前不久，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乌蒙山某县财政收入7.02亿元，体制内的薪酬开支却高达26.3亿元。其公共部门的薪酬开支，居然不可思议地达到其财政收入的375%。
三郎最近还看到一篇小作文。称美国西雅图一家公司的老板，发现公司的一名女员工下班后去麦当劳做兼职 ，了解情况得知，公司发的工资不足以应付其日常开支。这名CEO马上决定，把公司所有员工年薪提高到7万美元，并把自己的工资从年薪110万美元降到和所有员工一样的7万美元。三年后，公司的收入翻了6倍，员工增加了3倍。员工集资为这名CEO买了一辆特斯拉，集体感谢他对员工的尊重和付出。
三郎没有核实该小作文的真假。但不管真假，这篇小作文的思路和逻辑，却是含有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我们应对目前家庭部门消费低迷，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公共财政收入下降的好办法。
一方面，我们应该果断地减费减税，将更多的收入分配给劳动者。在三五年内，争取将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幅度，提高到比GDP高2-3个百分点。在10年内，将家庭部门的收入提高到GDP的55%以上。
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要精兵简政，减少其收入、福利、社会保障水平。也只有将他们的总收入从私营部门的1.7倍下降到1.2-1.3倍，才容易精兵简政，也容易量入为出，根据减费减税之后更少的财政收入来安排财政支出。
三郎深知，在困难时期向公共部门自己的动刀，需要坚定的破釜沉舟的信心与勇气。但美国公共部门雇员能够接受的薪酬比例，美国资本家能做自我减薪的事，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公共部门的干部群众，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三郎相信。只要做到这两点，我们的消费就能够迅速改善，经济就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私有部门的人就有更大的动力做大蛋糕。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够分到更多的蛋糕。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