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岭南美食家”江孔殷先人与上海之关系

岭南美食家翰林江孔殷被津津乐道多年,其子“南海十三郎”传奇也因同名电影广为人知。江孔殷执着地追求美食,与其父在上海经营江裕昌茶栈、新新楼酒家应有一定关系,江孔殷的挥霍无度,与其父如出一辙,特表出之,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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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孔殷
江孔殷其人
江孔殷,字葆昭,号韶选,又号霞公,广东南海人,1893年广东乡试第四十五名举人,1904年甲辰恩科进士,散馆后授职编修,广东人尊之者称为“江太史”,贬之者把他叫做“江虾”。江氏清末协助潘达微义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曾任广属清乡总办,辛亥革命广东反正时支持独立,民初任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参与了不少幕后政治活动,但其身后形象固化为“岭南美食家”,以创制“太史蛇羹”而名闻遐迩,为粤港人士津津乐道。江孔殷以翰林之清贵,愿意屈尊出任英美烟草公司买办,与其先世的经商经历应有一定关系。本文首次披露,他父亲江清泉于上海开设江裕昌茶栈垂三十年。
江家曾是陆家嘴大地主。1908年,江孔殷报捐江苏候选道,到沪呈文上海道台,请查江裕昌抵押给顺茂钱庄的荡地被盗卖一案。上海道台批示云:“前据陆张氏具禀,已札公廨确查,迄未复到。田地纠葛当以契据为凭,如果此项荡地实系江裕昌押于顺茂钱庄,并非绝卖,顺茂庄固不能据为己有,亦岂他人所能盗卖?仰公共租界会审公廨速传贮契人戴登川到案,并提葛月楼、杨阿炳等究明有无盗卖情弊,一面仍尊前批,速将英商兆丰等租地亩分若干、四址若何、由何人出租、曾否立有何号道契,调查明确,详细具复察夺,毋迟。”(1908年10月10日《申报》)
据《申报》报道,江家的荡地位于浦东陆家嘴,有百亩之多。江裕昌只是将土地抵押给钱庄,并非“绝卖”,江孔殷准备偿还债务后赎回产权。换言之,上海道台确认江孔殷为江裕昌财产的继承人。这份报道证明,上海江裕昌茶栈确实是江孔殷之父所开设。
江裕昌茶栈之破产
承邓正阳老师惠赐《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江孔殷履历,可知江孔殷之父名江清亮,号清泉。另据《申报》历次报道,江清泉在沪经商时使用“咏堂”或“咏唐”别字,开设“江裕昌”号茶栈垂三十年,为上海“租界中最著名之茶栈”,(1881年3月8日《申报》)盛极一时,但于1881年破产。
广东并非茶叶主要产地,因十三行贸易的关系,广东商人长期掌控茶叶出口生意。鸦片战争后,洋商云集上海,为洋商收购丝茶的广东商人也尾随而来,早年上海、汉口茶业公所被广东商人掌控。据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1868年徐润、唐廷枢创立上海茶业公所,汉口茶业公所则由盛世丰、张寅宾负责,其中张寅宾为广东番禺人,其他三人都是广东香山人。
成书于1868年的《沪游杂记》(葛元煦著)记载了上海23家茶栈,内中“江裕昌字号,在二摆渡泰安坊路北”。《申报》历次报道中,江裕昌东主江咏堂(江咏唐)也称江清泉。江孔殷之父别号“清泉”,可确定这个茶栈即江家所开无疑。
以往记述江孔殷家世的文字,多称其父被誉为“江百万”,但都一笔带过,很少提到他经营地点在上海,更没有提到江清泉在1881年破产。光绪初年,随着印度红茶、日本绿茶的崛起,中国茶叶外销渐显颓势,行情起伏多变,茶业巨擘亏累者不少,如《申报》评论《庚辰年本埠市面总论》所言:庚辰年“茶业则得利者毫无,折耗者殊觉不少,盖缘印度出红茶颇多,而中国红茶之利愈薄;日本出绿茶颇多,而中国绿茶之利益微。外洋之销路既滞,安得不亏耗乎?……乃近日江裕昌以历年既久之业,一旦不能支持,乃倒账如许之多,贸易场中有不为寒心者乎?”(1881年1月27日《申报》)“江裕昌”连连亏损,终至难以按期偿还债务。
1881年初,延生、安滋等8家钱庄,联名向会审公廨具禀,称“业等素与江裕昌茶栈往来,现共被欠银约十万馀两,该栈忽称倒闭”,怀疑栈主“诈倒图吞”,请求先将茶栈查封,以便追讨欠款。据执事人欧梦麟(欧梦林)供称,东家江老四即“江咏唐”于十二月初五日回籍嫁女,此时不在上海。(1881年1月15日《申报》)据《甲辰恩刻会试同年齿录》江孔殷三代履历,江清亮(江清泉)有三个兄弟荣亮、载亮、昱亮,“江老四”的称呼意味着他排行第四。过了几天,“裕泰松”等20家茶客控告江裕昌欠银13万两,其本栈及北栈所存茶叶四千箱均为茶客(供应商)所有尚未销售的货品,这些存货不能给钱庄抵债。
执事人欧梦麟供称:江裕昌在洋行存银五千两,当铺存银一千两,在浦东有田百亩,在安徽屯溪有茶栈二所约值银七千两,苏州及本埠虹口、小东门均有查栈,英公馆隔壁有洋楼一所已抵押给旗昌洋行。(1881年1月20日《申报》)江裕昌曾将500多箱茶叶抵押给怡和洋行,借款6000两,显示江裕昌与外资大洋行关系密切。欧梦麟所供江裕昌资产,相信随后都陆续提现、变现还给债权人。会审公廨请广肇公所协助,保管江裕昌的契据等,以便清偿债务。随后,江裕昌的红木家具、绸缎皮草、古玩字画等由公廨委托德记行拍卖。
《庚辰年本埠市面总论》一文作者似乎知道江裕昌倒闭内情。该文写道:“大抵经营之道,其所以得法者,皆不外勤俭二字。……即有利市三倍之业,而赚一千用八百,其所馀者几何?而况素来人心,则赚一千者且将用二千,又安得不亏空也?”江清泉花钱如流水已成习惯,一旦市道不景,仍维持此前的奢华生活,终至倒闭。江孔殷充英美烟草公司买办时,每年入息数十万,频频宴客,博得“美食家”声誉。后来英美烟草合同结束,江氏仍想维持奢华生活,终至难以为继,晚年十分落拓。
上海最早酒楼新新楼
经营茶业之外,江清泉还与林烛莲、杨映川合伙,开设“新新楼酒馆”。(1875年3月4日《申报》)新新楼地址在麦家圈,也即广东路、福州路之间的山东中路(望平街)一带。麦家圈以开设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得名,在墨海书馆“佣书”多年的王韬,其现存日记没有提过一笔,似从未曾踏足新新楼一步。据吴趼人记载,新新楼停业后,其地改为“绮园”烟馆。
“新新楼”为上海最早的大型酒楼,主打金陵风味。当时上海仍属江苏,两江总督驻节南京,故南京菜引领上海消费时尚。1872年6月18日,《申报》称“上海彝场……酒馆何有哉?自互市后日臻繁盛,而新新楼启焉。饮食之人争尝金陵风味,车马盈门,簪缨满座,盖二十年如一日也。……合而言之,新新开最久而味最佳。”1876年2月3日,《申报》刊发一位作者论说:“咸丰九年,余又至此度岁。酒馆之大,则推新新楼为巨擘,其馀皆小馆焉。”咸丰九年即1859年。从“二十年如一日”可推断,新新楼创始于1852年或1853年,称之为上海最早大型酒楼,似不过分。1853年春,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在此前后,金陵人逃难到上海者想必人数众多,新新楼创于此时,正合乎常理。以往的刻板印象,以为广东人在上海只经营西餐、粤菜,新新楼的例子表明,粤商曾在上海开设南京菜馆。
新新楼场地宽敞,装潢高档,官场人物喜欢在此招待同僚。郭嵩焘、斌椿、张德彝日记中都留下在新新楼用膳的记载。1862年,郭嵩焘至沪,“山樵邀至新新楼小酌”。(《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卷,第81页)1866年,斌椿奉命“往泰西游历”过上海,“王观察邀赴新新楼小酌”。(《乘槎笔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4页)1868年,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环游欧美,经过上海,“孙砚农约在新新楼晚馔”。(《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页)新新楼名动沪渎,文人题咏甚夥,例如:
肠肥脑满说津津,浦五房经买醉频。
毕竟金陵风味好,新新楼上馔犹新。
(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1872年5月18日《申报》)
海味山珍任品题,新新楼上夕阳西。
一筵破费中人产,忘却糟糠尚有妻。
(龙湫旧隐《后洋泾竹枝词》,1872年6月13日《申报》)
有好事者将新新楼评为“沪北十景”之二,其诗曰:
酒侣吟朋任款邀,羊羹鸭臛好烹调。
时新那厌更番换,风味由来重六朝。
(古月山房薪翘士《沪北十景》,1873年2月7日《申报》)
葛元煦《沪游杂记》称,新新楼著名食品为“清汤鱼翅”“烧鸭羹”“小烧鸭”。诗中“鸭臛”似即指“烧鸭羹”,可见南京菜以善于烹鸭著称。作家“我佛山人”吴趼人初到上海,据说曾以“江裕昌”为居停,后入上海制造局工作。他在小说《发财秘诀》中写到新新楼的鱼翅“甚是讲究”。江孔殷对美食孜孜以求,或许深受其父影响。
逯耀东以历史学者兼美食家,他在描述上海开埠后各菜系状况时,也有不明就里之处,比如他说:“淮扬菜在光绪初年到上海,当时最著名的扬州菜馆有新新楼与复兴园。”(逯耀东;《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从早年《申报》及葛元煦记载看,上海最早的两家大型酒楼新新楼与复新园都主打南京菜,或会吸收淮扬菜一些菜式,但均以“金陵风味”为号召。葛元煦《沪游杂记》称“新新楼、复兴园为金陵馆之翘楚”。“复兴园”正确写法应为“复新园”。同治十二年(1874)十二月,江清泉从新新楼退股,由林、杨二姓继续经营,至1877年倒闭。
吴趼人曾入江裕昌?
通行的说法是,吴趼人初到上海曾得“江裕昌”照顾,这个信息,最初似来自李育中教授的记述:
他以一个破落户子弟身份,有肯交结下层人物的习惯。加上为人聪明灵活,很快便同初落脚的江裕昌茶庄人员相好,并得到多种帮助。江裕昌茶庄在上海已是一个信誉卓著的老字号,长江各埠还有分店,是广东南海同乡办的,店主人是广东著名劣绅江孔殷的父亲,这是个世袭生意,向来交通官府很有势力,江孔殷后来还考上进士入了翰林。江裕昌茶庄在上海象个南海同乡会似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来的还有些官场人物,下僚杂佐也颇有一些,店主人是好放官债的,更具吸引力。吴趼人以世交相好和有一点亲戚的关系,在这里暂时栖身吃口闲饭是问题不大的。(李育中:《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载《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李育中描述的大体是江裕昌鼎盛时期的状况。吴趼人初到上海为1883年,而江裕昌1881年业已破产,似不近情理,李育中所述不知何据。吴趼人初到上海,得南海同乡的关照,这是可以肯定的。南海人冯焌光、冯瑞光兄弟先后主持上海制造局日常工作。冯氏兄弟的父亲冯玉衡因诖误死于新疆,1878年冯焌光万里扶榇、病死归途的事迹,曾感动朝野。吴趼人最初在上海制造局谋得职位,相信是出自冯瑞光的安排。冯瑞光(?-1889)为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蒸汽军舰“恬吉”号首任管带,精通近代军械,长期在上海制造局工作,中法战争期间协助两广总督张之洞采购了不少武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不断嘲讽制造局历任总办,对冯焌光、冯瑞光兄弟则不出恶声,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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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遗像
江孔殷生年仍有疑问
1952年江孔殷去世时,其媳吴绮媛在遗像上注“家翁现年八十有八,生辰在九月二十一日,生时年份不详……”今人多据1852年88岁推定其生年为1865年或1864年,此说有一定依据。1893年,江孔殷参加乡试,《光绪十九年广东乡试录》记作“二十八岁”,可推算出其生年约为1865年。然而吴绮媛特地写下“生时年份不详”,大有深意。
《广东省志·人物志》等数种传记资料,多称江孔殷“年幼丧父”。从《申报》报道看,江清泉1881年初尚在人间,或因破产而在当年去世,若江孔殷生年1865年,1881年已达16岁,不得称为“年幼”。笔者猜测,他参加乡试的时候报大了年龄。科举时代考生报生年习惯“报小”,但1893年江孔殷刻意“报大”,与他“请枪手”有关。替他考试的“枪手”若年纪较大,填“二十八”容易过关,若如实填写20岁容易“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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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之江孔殷履历
《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称,江孔殷“原名汝镐,字葆昭,号韶选,行二,同治癸酉年九月二十一日吉时,广东广州府南海县咨部优行附生,民籍”。“父讳清亮,号清泉,国学生,江苏候补道加四级,前候补盐运使司运同,钦加二品衔,赏戴花翎,赏给三代正二品封典”。江清泉的“江苏候补道”应该是捐来的,之前的“候补盐运司运同”同样如此。晚清富商为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喜欢花一笔钱捐官,候补道是“性价比”较高的选项。江清泉身在上海,那么报捐“江苏候补道”为自然之事。1908年江孔殷报捐“江苏候选道”,似有克绍箕裘的含意,用这个头衔跟上海道台打交道也比较方便。结合“年幼丧父”以及齿录生年“同治癸酉”记载,笔者认为江孔殷实际出生于1873年,1952年去世时应为79岁,虚龄80岁。
《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江孔殷履历还披露,叔父江时亮无子,江孔殷作为独子兼祧两房。即使江清泉的财产被用于还债,江时亮的遗产仍归于江孔殷,故其父虽破产,江孔殷仍受到良好教育,得以中进士入翰林。
粤商向来行事低调,不喜欢用文字记录经商生涯,给后世做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十三行巨商“潘卢伍叶”之潘氏,其家谱除提及其先祖开设同文洋行外,对经商状况不着一字,记载的多是官衔、科举成绩、诗文著作等。鉴于江裕昌后来破产,江孔殷或更讳言其父事迹,只留下一个“江百万”的传说。若非《申报》加以记录,江裕昌的历史将湮没于滚滚红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