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目前的中国经济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猛药强刺激与致力于重启市场化改革，我们面临历史性选择。为什么目前的经济忌讳强刺激和下猛药？
一、目前的中国经济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今年以来，从虚得统计数据来看，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出口增长7.4%，进口增长6.6%，表面上看经济发展似乎还不错。说实话，这样的经济表现从全世界来看，都属于表现很好的经济状况，不仅不宜继续刺激，还应该防止经济过热。
但从实实在在的财税和金融数据来看，真实的经济状况令人心惊肉跳。我们从2021年12月开始降准降息、货币宽松的刺激措施，但刺激了两年多之后，广义货币(M2)余额从4月份开始连续两个月环比萎缩，狭义货币(M1)余额4月份同比下降1.4%，5月份同比下降4.2%。
1-5月，全国包含基金的财政总收入为113550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税收收入为80462亿元，同比下降5.1%，其中增值税下降了6.1%；政府基金收入16638亿元，同比下降10.8%。
从财税数据看，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即使加息两年多时间来打压经济过热与通胀，财税收入依然同比明显增长。
从反映供求关系和经济冷热温度的价格指数来看，从国内既包括消费端、又包括供给端、还包括资产端的GDP价格缩减系数看，2023年，我国现价GDP增长4.6%，但可比价GDP增长了5.2%，相当于综合通胀的价格缩减系数下降了0.6%；2024年一季度，我国现价GDP增长4%，但可比价GDP增长了5.3%，相当于综合通胀价格下降了1.3%。
5月份，CPI同比微涨0.3%，最近一年，有5个月同比下跌；PPI同比下降1.4%，这是连续第20个月同比下跌；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7%，这是连续第16个月同比下跌。
5月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一线城市同比下降3.2%，环比下降0.7%，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3.7%和4.9%，环比分别下降0.7%和0.8%。
5月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一线城市同比下降9.3%，环比下降1.2%；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7.5%和7.3%，环比分别下降1.0%和0.9%。
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顽疾下，消费品与资产价格下降的趋势，短期内不太可能扭转。
二、下猛药强刺激与致力于重启市场化改革，我们面临历史性选择。
面对持续刺激经济两年半之后，消费依然低迷、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迷局，经济研究人员对经济政策持有两种路径完全不同的观点。
一种持有加大刺激力度下猛药的观点。
他们认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是因为此前的经济刺激措施力度不够，药量太小。只要下猛药，强刺激，经济就能重新启动，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猛药”指的就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还有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的药方包括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降低利息、降准等措施。这些猛药代表的是，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快速刺激的效用。
比如任泽平认为，对冲经济运行压力，解决当前地方财政和企业居民收入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经济刺激，“新基建”，即通过财政扩张，配合货币宽松，扩大需求，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并认为这样的刺激政策立竿见影，古今中外均被验证有效。
任泽平还认为，不能污名化经济刺激，谈刺激色变，并把宏观政策和供给侧改革对立。他认为，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政策是需求政策、短期见效，以鼓励创新、放开管制、减税降费等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政策、长期见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启市场化改革才能修复中国经济。
原因是，此前一轮又一轮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导致各地投资竞争和重复建设，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在消费严重不足时期，这种国有资本主导的投资不会产生回报，只会产生损失。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国有企业的壮大，更非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或者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主要归功于经济改革政策对市场的拥抱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刺激措施将扭曲经济结构，激化经济矛盾，使经济刺激越来越无效，导致增长进一步放缓，与刺激措施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种观点认为， 要走出经济困境，必须重新致力于亲商改革，继续市场化改革，并坚持落实12年前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张维迎、王小鲁等经济学家，包括三郎自己，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三、为什么目前的中国经济忌讳强刺激和下猛药？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年快速增长的上行周期之后，正在经历一个巨大时间跨度的下行周期中的第一个阶段，即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并快速转入中速和中低速的弱增长周期中。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进入这一经济调整周期的主要原因，是此前通过快速增加杠杆、超前投资、对外出口三板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最初的因为投资历史欠账、产能严重不足而效果明显，逐步演化到因投资严重超前，产能严重过剩、债务杠杆太高、消费需求不足而效果边际递减，最后质变为如不改弦易辙，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毒药的程度。
而造成这一可怕转变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了，便会产生供给过剩，一旦过剩的供给无法通过出口消化了，宏观经济便会表现出因供过于求而物价下降，投资不仅失去收益还会产生亏损，债务杠杆无法继续增加，市场主体还会因刚性的债务成本风险高企而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从而呈现出一边货币宽松，一边宏观经济负循环的通缩状态。
在解决导致债务风险过大、投资与产能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的政策性因素之前，如果继续依赖原有的经济发展路径，并加码强刺激，下猛药，一方面极有可能刺破债务气球，另一方面会积聚更大的投资浪费和产能过剩，引发更强烈的供给过剩矛盾，将经济从弱增长周期快速推入衰退周期。
所以，我们心急浮躁下猛药，应该是停下刺激措施，改革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要素分配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将市场预期从此前的路径依赖转向继续改革开放，对修复市场信心具有特殊的信号性意义，让市场对如何走出改革深水区充满期待。
三郎认为，如果能够通过重启第二次改革开放，重启市场经济，将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累积的财富，通过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还富于民，让民众降低债务，增加收入，充满信心地去投资，去消费，中国经济必然会迎来第二个春天。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