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钟叔河:“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话”——读《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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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
钟叔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近日拜谒钟叔河先生,获赠装帧精美、印刷精良的大作《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钟先生投我所好于扉页签名题跋:“萧跃华先生存念。九十四岁钟叔河,甲辰病中于念楼。人生知己难,文章知己尤难。萧君虽小我三十余年,亦文章知己也,赠此为念,又及。”
大作分“书话”“琐谈”“往事”“自述”四辑,收入散文76篇,取其中一篇标题作书名。这些散文过去大多看过,返京的高铁上又温故知新,钟先生读书、编书、写书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钟先生年近古稀回忆“我的第一位老师——列那狐”。那年他五岁,大他十多岁的表哥找来郑振铎翻译、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童书。他打开灰绿色的封面,立即被洁白的洋纸上印着的精致而又生动的钢笔画所吸引:“就这样,列那狐把我引进了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15岁,他模仿古人用文言文撰写笔记体《蛛窗述闻》(海豚出版社2016年11月全稿影印出版),只为好玩有趣而已,从没想过将来当作家。钟先生曾奉“平生无大志,只求六十分”为座右铭,人生规划是当老师,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可17岁的他喜欢的周南女校的一名16岁女生报考了新华社和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他“便跟着她去考”。结果钟先生考上了,她却受不了一次很普通的批评,一赌气去了新疆。
“我是典型的早恋、早婚、早育,年轻时并没想过要做出多大的成绩。”钟先生毫不避讳自己年轻时候的“不肖”,但人生旅程中的苦难激发了他的进取精神,他下定决心好好读书,用事实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更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么坏。他与夫人患难夫妻相濡以沫,力佣为生,妻子成为五级木模工,丈夫成为六级划线(绘图)工。随着家庭收入的逐步“增加”,原先只淘几毛钱一本旧书的钟先生,后来两块四毛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也敢买回家了。令他在出版界一战成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单行本,多是这个时候用白菜价捡回来的。钟先生“引车夜归,闭门寂坐”,浏览过郭嵩焘、曾纪泽、载泽、戴鸿慈、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黎庶昌等人的200多种原作。
祸兮福之所倚。钟先生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时,凭手艺和会写文章被安排到工业队兼“搞宣传”。他通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外人看来百分之百的蹉跎岁月,他却觉得捡了个“便宜”:“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阅读从来是我的生活。”《曾国藩教子书》《知堂书话》《卖书人和读书人》《买旧书》……这位把读书当成最高生活的出版家,有着与翁森《四时读书乐》不同的感受:“老实说,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因何读书》)这与孙犁所说,“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钟先生48岁半路出家干出版,敢为人先,出手就是高峰,在新中国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送别张中行先生》中说:“张先生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他的修养和境界都是因读书而有。他写的《顺生论》,受到很深的佛学影响,也是读书和思考的成就。”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钟先生将他自己离休前的40多年干活时间“天下三分”,大约“只有一分是在当编辑匠”,写写“出版说明”,一直到快要离休和离休之后才应朋友之请,开始写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偶有所感,发而为文,一定是心里有话要说,而且这话一定得是他自己的话。钟先生谦称:“如若说这些东西亦稍有可取,这便是写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话。”哪怕引用或发挥先圣昔贤的名言,他也要“先经过咀嚼品尝,把自己几十年的辛酸苦辣与之相调和,变成自家炉锅里舀出来的汤汁”。“尽管它可能说得不美不正确,总归是我自己的话,不是鹦鹉学舌,也不是吠影吠声,这一点是差堪自信的。”(《说自己的话》)
钟先生对1600多年前的车胤、孙康这两个读书模范提出质疑。他读初中二年级的冬日晚上熄灯后,悄悄来到雪地月光下读《儒林外史》,虽然有“明月照积雪”映着,可睁大眼睛也只能依稀辨识几个笔画简单的字,终于无法卒读,只好老老实实钻进冰冷的被窝去做好学生。我和小儿于京城大雪之夜带着大字本线装书“映雪”过,确实影影绰绰。“囊萤”钟先生没实验过,而我却多有体验。夏日夜晚,湘中山村,小朋友结伴去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玩耍。如果谁说这玩意儿也能够照明读书,大概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的。“可是,像这类美化‘模范人物’的‘大头天话’,父师拿来教训子弟,却一以贯之地教了几百上千年,从来没有人来揭穿。”(《囊萤映雪》)明末的“浮白主人”开过这两尊偶像的玩笑,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继续高高地被供在神龛上。
《千字文》有关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影响甚广,几成定论。钟先生从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张华的《博物志》、韩愈的《毛颖传》、马永卿的《懒真子》等书入手,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觉得祖先把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功绩记到伟大人物个人名下的可能性比较大。“小炉匠奉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做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全都是偶像崇拜的表现。”(《恬笔伦纸》)
黄裳称张岱为“绝代的散文家”,钟先生也说:“我于古人中,最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暮色中的起飞》)钟先生的《汉口竹枝词》《李鸿章的诗》《清朝的官俸》《湖南官话》《时务学堂何处寻》……走的就是“自说自话”的路子。他认为,“古文最简约,少废话。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不该轻易丢掉”。他身体力行“学其短”,将文章写得短小精悍、清清爽爽。其晚年代表作《念楼学短》畅销20多万册,何故?杨绛的《序言》一语中的:“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读了能增广学识,读来又趣味无穷。”
  作者:萧跃华
文:萧跃华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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