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全球国际关系与全球南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
作者：Luíza Cerioli，卡塞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东国际关系和全球南部的外交政策
来源：Luíza Cerioli, “Neoclassical Realism,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unheard echoes of Realist practices from the Sout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 2024, https://doi.org/10.1177/13691481241230858.
引言
当前，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简称NCR）为学者提供了从单元层面观察国际关系的多元分析框架。经全球北方学者的推广，新古典现实主义快速扩散至全球南方，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对外战略决策制定、大战略调整等国际关系实践的有力工具。在此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出现了全球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南方也存在本土的现实主义：中东的亚现实主义、拉美的外围现实主义、亚洲（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均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分支流派。其中，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流派产生时间早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范式与全球南方的本土经验紧密结合，提高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然而，这些理论流派在提出后却没能走出他们的原产地。
对全球南方现实主义流派的排挤反映了当前学术界提出理论、推广理论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不断影响着学术界。全球北方国家生产的理论很快便传遍世界，而全球南方国家生产的理论在走出国境时却被消音。这导致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的全球北方理论成为了唯一选项。
本文介绍了三类被边缘化的现实主义流派，并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若想真正发展成为全球化的理论，就必须对全球南方理论流派进行深入解读。新古典现实主义有必要认真对待在全球南方不同地区产生的其他现实主义版本，通过与这些理论进行双向对话发展新的分析视角、走出自身的偏见。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homegrown theorisation）
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产出、再产出的过程。如果细致探究这些环节的主导者和推进的方式，就会发现国际关系学界在组织制度上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学界的当务之急便是认识到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传递进程中存在的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不公。
可以将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界视为通过建立学术规范、推进教育进而管控学者研究的知识综合体（knowledge complex）。在国际关系学界划定的空间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某一国际关系现象进行阐述、讨论和辩论，进而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然而，学者出身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公平性。不是所有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有同等的“流量”，而“哪些问题值得讨论、该由谁讨论”也是由学界以外的权力关系决定的。全球北方国家的学者抢先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畴，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多数时候只能负责消化、吸收，而非创造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久而久之，“全球南方国家无法进行理论原创”的偏见也就形成了。
然而，理论的提出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即使是消化、吸收的过程也会为现存的理论增添新内容：全球南方国家在与全球北方国家提出的理论进行互动时，根据自身的经验、哲学和世界观重塑了这些理论，而此举也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增强。因此，当前全球南方学界被迫失声的现象值得重视，因为正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讨论与辩论为一个理论注入活力。
若想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在理论建设进程中容纳更多新的有关方及其历史经验。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目标便是弥合“普遍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和地方特性（local particularities）之间的差异。当前由全球北方国家提出的“主流”理论有时无法解释全球北方国家之外的地缘经济、政治现象。这是因为，虽然这些理论声称是普世的，但实际上只基于欧美的经验考虑问题。实际上，所有的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不应认为西方的经验便是普遍的经验，并因此磨灭非西方国家学者的学术思考；也不应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抽象为铁板一块，因为来自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消化当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不尽相同。
全球南方的现实主义：亚现实主义、外围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
在众多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本土化版本。不同版本的现实主义在分析问题的角度、目的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局限。然而，很多学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现实主义版本，仅愿意使用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问题，也因此被困在了自身的“本土性”之中。
这些学者没能认识到，自己坚持的“主流”现实主义理论也只是对其他理论的反思。例如，沃尔特（Stephan Walt）的《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1987）一书调整了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正是中东地区的独特经验启发了这种调整，因为中东国家间的权力制衡实践不仅重视权力，还重视威慑。当前流行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类似情况。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介绍三类产生于外围地带的现实主义，以期推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质量完全不输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只是因为产生于知识生产的外围地带，才没有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
1. 中东的亚现实主义（Subaltern Realism）
中东学者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前便提出了亚现实主义（Subaltern Realism），重点关注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产出与再产出。亚现实主义希望打破西方对理论产出的垄断，并鼓励各国学者提出自身独特视角，以减轻国际关系学界知识产出的不平衡现象。同时，亚现实主义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对自身解释力局限的认知、缺少多元性。其提出者阿尤布尤其反对将主流理论奉为圭臬，并希望学界在消化主流理论时也不要忘记其提出的大背景，据此减少对某派理论的神话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公现象。
阿尤布认为，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成功揭示了国际体系中的许多现象，如国家的自助倾向、自保本能等。然而，西方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去殖民化后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同。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在国内外面临的冲突也是联动的，不能分开分析。此外，“发展中”这一状态也使得这些国家更依赖外国的干预，对地缘政治、经济大环境更为敏感。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的国际关系行为与其说是由权力制衡塑造的，不如说是由自身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国内的动荡以及对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依赖塑造的。
可见，在与主流现实主义互动的过程中，阿尤布的亚现实主义一方面认可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也反对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预设。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不富裕、社会凝聚力也欠佳，因此常受分裂主义运动、外国政治渗透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经验将彻底改变“安全困境”的内涵，将其从国家间现象转变为国内危机。在阿尤布看来，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局限于国家间的互动，如果不去关注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国内根源，那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将无法解释西方国家之外的国际关系现象。
阿尤布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保留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自助的假定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国内因素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亚现实主义理论关注国际权力分配和国内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不追求建立普适性的理论，因此在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时具有更大弹性。
2. 拉美的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
拉美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同样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前提出了外围现实主义，修正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问题，旨在将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纳入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中，更好地解释外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
外围现实主义重视解释为何更为贫困、脆弱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大国不同。一方面，外围现实主义同样认可现实主义的假定，即国家的行动以保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为前提；另一方面，外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与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密切习惯。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正是国家利益本身”。因此，在分析国际对外政策时，必须关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大背景。同时，外围现实主义对理论本身的用处也有更高的要求。理论既应当对现实具有解释力，也应当为改善每个国家的国际发展指明道路。
此外，外围现实主义揭示了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新视角。虽然在国家之上没有支配性的权力，但国家间悬殊的权力差距实际上让整个国际体系呈现出等级制。贫困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和强权建立依附关系以保证自身存活发展、获得相应技术，而这些需求限制、胁迫了贫困国家的国际行为。任何追求自主的行为都意味着对主导大国的挑战，而这将牺牲贫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颠覆其政权。在等级制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识都受外界权力结构的影响。因此，外围现实主义呼吁学界关注外部权力结构对国家认知的影响，并认为，外围国家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以及自身的劣势，集中发展经济，避免挑起冒险主义的国际冲突。
可见，外围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强者无忌，弱者食尘”（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的观点，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扬弃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盲区，关注国家间的权力不平等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些调整使得外围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尽相同，却也没有跳出现实主义范式。
3. 亚洲（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
中国学者阎学通所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与前两个版本的现实主义有很大区别。首先，道义现实主义主要关注中国而非其他非西方国家，试图解释为何一些崛起国最终成为了霸权国，以及霸权是如何利用现有国际制度延长自身寿命的。这使得道义现实主义具有服务崛起国的倾向性，更多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
其次，道义现实主义并不反对建立普适性的理论，甚至认为这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理论不应困死在其出生地，而是应当去国家化地扩散，激发其他地区对该理论的讨论和改进。不过，为了理论的健康发展，普适理论也需兼顾各个地区的独特经验，将非西方国家的经历纳入现存的理论框架。
道义现实主义以工具性的视角看待道义，假定道义是一国战略设计的前提，并就此尝试理解大国行为。其认为公众的道德信条也会影响领导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进而影响一国的国际行为。只有当领导人遵守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进行国际互动时，崛起国才能实现长足的发展。这种预设使得道义现实主义具有规范性意味。
总结：现实主义能否成为全球化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偏向已经得到学界充分的认识。以此为背景，新古典现实主义开始尝试实现自身的全球化发展，以增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度。然而，通过探究其他非西方国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可发现，非西方国家早已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全球化进程。
本文提及的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理论，揭示了国际社会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等级体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不断扩张的进程塑造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间互动模式。虽然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但这些初始的差异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便不断加剧，使得国际发展不公成为当前国际体系最突出的特点。许多全球南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其过于关注大国博弈，忽略了全球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政治、社会问题。
与当前不愿吸纳其他理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中东、拉美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不主动追求建立全球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但其反而更加重视跨越国界的理论互动，并走出了“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国家都会由于同种原因作出同样举动”的思维误区。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介绍的三种现实主义理论分支反而由于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具备成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素质。在提出时间上，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理论早于当前流行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贡献上，上述三个现实主义理论分支也从不同角度充实了现实主义的解释能力。
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从知识产出架构的外围走向中心。在中国学者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后，学界常常称其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似乎已经默认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便可以概括所有现实主义学说。如果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就无法真正将新古典现实主义打造为全球化的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如果希望实现全球化发展，反而需要学习非西方国家的经验。随着现实主义理论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北方学者必须需要思考自身的局限性，积极与尚未被纳入讨论的全球南方理论分支进行双向互动，并为其创造国际范围的发声机会。
在分析国际事件时，应当重视根据该事件产生的理论，而不是将现存的主流理论强加于该事件。因此，如果想要建立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深入互动，利用其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深化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包容性。此外，强化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及发展理论（development studies）的互动也将加深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经济不平等的敏感性，提升其解释力。
只要学界能够弘扬包容的精神，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基础建立全球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是可能的。这需要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公，同时关注此前被忽视的理论分支，真正实现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知识对话。
译者：唐一尧，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校对 | 罗洁 江若婵
审核 | 李源
排版 | 赵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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