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词汇表
随着本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为Jon Henley）认为有必要审视一些常用来描述欧洲极右政党的术语是什么意思，以及人们是否总是使用正确的术语。
在这个简短的词汇表中，《卫报》借鉴了The PopuList的定义，这是一个涉及3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政治科学家的开创性项目，对欧洲的政党及其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做了分类。
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
根据乔治亚大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问题专家卡斯·穆德（Cas Mudde）的研究，激进右翼政党被定义为提倡两种核心意识形态的政党：本土主义（nativism）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
本土主义（Nativism）的信念是：“国家应该只由‘本土群体’的成员居住，并且‘非本土元素’从根本上威胁到同质的民族国家”。
这解释了如法国的国民联盟（RN）、荷兰的自由党（PVV）、西班牙的Vox或匈牙利的Fidesz等激进右翼政党的核心关注点是移民问题。
本土主义（Nativism）是一种突出的排他主义形式，激进右翼政党通常也对除了非本土居民之外的其他“外群体”（outgroups）具有排他性，包括不同宗教或性别、性取向的人。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对严格有序社会的信仰”，其中对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因此极右的第二个关键焦点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强硬态度，例如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或奥地利的自由党（FPÖ）。
与极端右翼政党不同，激进右翼政党通常在民主框架内运作：他们并不积极颠覆民主制度，通常也不支持使用暴力。
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
极端右翼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共享相同的两个核心意识形态，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民主秩序，并且对实现其目标的暴力行为不持反对意见。
虽然荷兰民主论坛（FvD）参与选举，但它推动阴谋论和建立“对抗社会”，因此通常被认为是极端右翼，希腊的黄金黎明（Golden Dawn）也是如此。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3日，法国巴黎，投票站的选举海报上印着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玛丽娜·勒庞与乔丹·巴德拉的照片
极右（Far right）
许多政治科学家把“极右”（far right）作为对激进右翼或极端右翼的政党的统称。
这可能是因为对某个政党归属于哪个类别存在疑问——例如，因为某个政党内部的一些元素可能比其他元素更极端，所以其信息传递不一致，或者因为某个政党的立场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
The PopuList团队的主要成员马修斯·鲁杜因（Matthijs Rooduijn）说：“在实践中，这往往很难决定。一些政党的成员可能会发出多次极端主义的暗示，但在其正式声明中可能只是激进的。”
那些仅中度极右或其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和的政党可能被描述为边缘极右（borderline far right）。
民粹主义（Populist）
再一次使用穆德提出的定义，民粹主义政党被定义为“支持社会最终分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的政党”。
民粹主义政党还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任何阻碍“人民意志”和政策制定之间的事物他们都不喜欢，并且在掌权时可能试图削弱：自由新闻、独立司法。
许多（但不是全部）极右政党显然也是民粹主义的。然而，鲁杜因说：“仅仅说‘民粹主义’会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更温和”。
强硬右翼（Hard right）
媒体机构（包括《卫报》）广泛使用“强硬右翼”（hard right）这个术语。鲁杜因建议不要使用它。他说：“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令人困惑”。
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在竞选过程中或一旦上台后可能调和其语调或立场的政党。鲁杜因认为：“政党确实会随着时间变化；它们可以变得更温和，也可以变得更激进。但我们在政党执政时避免改变他们的分类。如果他们与更温和的合作伙伴组成联盟，他们不得不妥协，他们必须不那么激进。但一旦他们退出联盟，你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保守派（Conservative）、欧洲怀疑主义者（Eurosceptic）、气候怀疑者（climate-sceptic）
在不同程度上，欧洲的极右政党可以分享多种其他意识形态立场。
在不同程度上，许多人是欧洲怀疑主义者（Eurosceptic），他们的信仰从“完全拒绝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整个项目”到对其国家成员身份的“有条件或有保留的反对”。
一些政党，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政党，社会上极度保守，推广责任、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和性关系的概念。
越来越多的政党也是气候怀疑者（climate-sceptic），要么完全拒绝气候变化的科学，要么抵制和寻求推迟向绿色转型的努力。
许多人是反自由的（illiberal）——意图控制司法和媒体，篡夺宪法机构，攻击公民社会——并且“反觉醒”（anti-woke，“觉醒”文化通常指的是对社会不公、种族歧视、性别平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现在来看看那些欧洲政党
根据上面的标准，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二名（领先于执政联盟的所有三名成员）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可以被归类为极右（far right）、民粹主义（populist）——并且有极端主义元素。
在法国获得第一名的国民联盟（RN）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尽管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相对左翼。
尽管在与欧盟合作和运行国家经济政策方面相对温和，乔治亚·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Brothers of Italy）的根源被广泛认为是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t），因此也被归类为极右（far right）、民粹主义（populist）和社会保守派（socially conservative）。
目前因有联盟中的限制，芬兰人党（The Finns）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有极端右翼的根源，现在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是极右（far right）——尽管比许多政党更温和。
西班牙的 Vox 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以及反女权主义（anti-feminist）和经济右翼（economically rightwing）。葡萄牙的Chega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强烈关注移民、伊斯兰和“政治正确”。
奥地利的自由党（FPÖ）是极右（far right）和民粹主义（populist），荷兰的自由党（PVV）也是如此（强调伊斯兰恐惧症），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以及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 Justice）也是如此。
最后，许多欧洲的主流中右翼政党，包括法国的共和党（LR）、荷兰的人民党（VVD）和英国的保守党，已经采用了本土主义（nativist）政策平台，最显著的是在移民问题上。
另类右翼（Alt-right）
笔者认为，这个词汇表中还应该加上另类右翼（Alt-right）。另类右翼是极右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网络现象，起源于2000年代后期的美国，随后在2010年代中期逐渐流行并在其他国家建立影响力。该术语定义不明确，学者、记者、媒体评论员和另类右翼成员自己对此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另类右翼在传统极右的基础上表现出诸多新意。这里以西班牙的“派对结束了”（The Party's Over，西班牙语：Se Acabó La Fiesta）为例。社会学者Iago Moreno在《雅各宾》上对其做了剖析。
本月，网红阿尔维斯·佩雷斯（Alvise Pérez）召集他的追随者在马德里的一家夜总会庆祝他的新政治平台“派对结束了”获得超过八十万张选票。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民调的预测。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阿尔维斯通过传播反疫苗宣传和编造对进步政治家的污蔑在西班牙的线上极右生态系统中崭露头角。
尽管他的线上活动得到了极右政党Vox背后的许多极端保守的天主教组织的资助，但他的言论回避了后者传统的权威主义西班牙民族主义。相反，阿尔维斯的竞选活动采用了阴谋论的叙述和类似于匿名者Q（QAnon）和美国另类右翼线上文化的符号学。“派对结束了”甚至有一个戴着匿名者面具的“叛逆松鼠”作为其标志。
阿尔维斯的平台被认为在18至24岁年龄段的选民中获得的票数超过了Podemos和Sumar的总和。十年前，Podemos作为一个左翼民粹主义“数字党”取得了突破，“派对结束了”的出现反映了线上领域极右翼的接管，及其更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如果说在2011-2015年间，西班牙代表了新进步数字政治的前沿，那么阿尔维斯的快速增长表明了当前极右在网上的主导地位。他的全国竞选活动完全绕过了传统媒体。
2011年反紧缩抗议浪潮期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在《希望与愤怒的网络：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Networks of Hope and Outrag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断言，西班牙城市广场被无领导和自发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占领，得益于社交媒体网络构成了“自治空间，基本上超出了政府和公司的控制”。西班牙左翼的许多人将数字平台视为新的公共表达的“阿戈拉”（古希腊的公共广场）的基础，这将使参与决策和组织的形式成为可能。这与现在的现实形成了反差。
尽管左翼在2010年代花费了大量精力讨论各种参与性网络组织形式的优点，但过去十年的社交媒体发展最终有利于反动数字亚文化的崛起。
在这一意义上，2018年Vox的崛起展示了极右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注意力经济”模式方面日益增强的能力，在这种模式中，通过煽动性争议来驱动参与度的能力被视为一种宝贵的商品。
另一个因素是另类右翼拥有更大的资源，可以在TikTok等平台上大规模生产引人注目的视觉内容，或资助所谓的“高级喷子”如阿尔维斯。从这个意义上说，极右的数字影响力与西班牙进步力量之间的差距，更多地归因于更广泛的反动网红和内容创作者生态系统，被称为“法西斯圈子”（fachosfera，意为fascist-sphere）。
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四十位极右YouTuber每位都有超过十万订阅者，总共有一千万追随者——他们制作的奇异节目将仇外情绪、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和极右翼宣传混合在一起。有些人在紧身衣里宣传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思想，而另一些人则联合起来用流媒体直播他们在Minecraft中创建的虚拟世界——他们在那里模拟建立新的弗朗哥纪念碑。
剑桥大学规定退休年龄争议：年龄歧视与代际公平
当地时间6月27日晚，美国2024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举行，辩论双方是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与78岁的前总统特朗普，相比之下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不止一次无法完整陈述自己的观点，因而出现了很多呼吁其退出本次总统大选的声音。在辩论结束后的第二天，拜登在一场竞选演说中承认自己的辩论技能有所退化，因为自己“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与此相对，特朗普则在辩论后声称拜登的问题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能力。
年龄与能力的关系涉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即年龄歧视（ageism）。知名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近日在《卫报》撰文探讨了剑桥大学的规定退休年龄问题。剑桥大学目前采用的“雇主规定退休年龄（Employer Justified Retirement Age）”为67岁，现年69岁的比尔德就是在两年前退休的。在这则题为《剑桥大学应该规定退休年龄吗？我觉得应该，谁想当“职位阻塞者”呢？》的评论文章中，比尔德在表达对延迟退休年龄至69岁的支持的同时，还对年龄歧视与代际公平以及对于学者而言何为“美好”且“有用”的晚年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英国剑桥大学校园
根据剑桥大学校报Varsity此前的报道，将规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9岁的题案目前正在正式讨论程序中，将在7月份由该校教师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而在这一渐进式改革方案之外，也有声音要求彻底废除这项“年龄歧视”政策，批评其造成了人才流失，对职业生涯往往发展较晚的女性学者的伤害尤为严重。
剑桥大学坚持声称规定退休年龄政策“确保了代际公平与职业发展”，并“促进了研究创新和知识创造”。而一份有数十名学者签名的评论称，该政策“基于一项‘受保护的特征’挑出一些人并对其施以歧视”，“雇主规定退休年龄是一项基于过时假设的破坏性政策。它损害了剑桥大学的全球声誉，破坏了剑桥大学的使命。”
现年66岁的通讯系统教授乔恩·克劳克罗夫特（Jon Crowcroft）表示，“雇主规定退休年龄”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构成了“年龄歧视”，年龄与性别或宗教信仰一样都是受保护的特征，如果某人突然决定改变宗教信仰而遭到解雇，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和法庭诉讼。他还援引了去年关于牛津大学雇主规定退休年龄事宜的一个判例（牛津和剑桥是英国唯二实行此类退休政策的大学），法庭裁定牛津大学强迫四名学者在68岁退休的做法不合法。克劳克罗夫特还提到，有人认为规定退休年龄政策是大学用来摆脱一些不尽职的人的手段，但以年龄为代理来达成这一目的绝不合法。
博士后研究员尼诺·莱乌布利（Nino Läubli）参与了剑桥大学对延迟规定退休年龄的评议，他认为这些讨论未能突出与博士后和早期生涯群体的相关性。在他看来，雇主规定退休年龄对于大学中新职位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退休年龄是保障剑桥大学常设职位提供的独特独立性和学术自由的重要平衡机制。
评议小组主席理查德·潘迪 （Richard Penty）表示，评审发现雇主规定退休年龄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学者创造了就业机会。在过去的10年中，大学所有新的学术职位空缺中几乎有一半是该政策的结果。很多院系的反馈也显示了对于退休稳定带来的职位空缺的倚重，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开辟新的关键研究领域并鼓励研究创新。
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就有120名学者向剑桥大学校长提交公开信，要求废除雇主规定退休年龄，他们主张这项政策违背了英国2010年通过的新《平等法案》，造成了顶尖学者的压力和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减少了剑桥大学人才库的多样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迪迪埃·奎洛茲 （Didier Queloz）教授是这封公开信的幕后领导者之一，他认为剑桥大学此次修改退休年龄的提议表明校方承认现行规定需要改进，因此是一个进步。
玛丽·比尔德在文章开篇写道，年龄歧视在当下的英国文化中处于混沌状态。一方面人们合理地反对仅仅因为到了一个随意规定的退休年龄，就将老年人抛弃到废品堆、小园地或是看望孙辈的火车上，像琼·贝克维尔（Joan Bakewell）这样年逾九十还时不时现身广播电台的老太太也备受喜爱；但不论职业规则如何，没有人想让一名85岁的医生为自己做心脏搭桥手术，人们也不愿意看到超过65岁的脚手架工人被迫爬上10层楼高的危险金属结构，或是观看一场两位总统候选人一个说不对事实一个说不出观点的电视辩论。还有一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那就是为老年人保留选择权有时候会阻碍或推迟更多的年轻人在职业阶梯上站稳脚跟。歧视和公平有时会同时发生。这一点在英国工党提议将上议院的退休年龄设定在80岁引起的争议中可以看到。
比尔德指出，在学界，职业生涯早期的学者总体而言很难在职业阶梯上正常发展，人们过去认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只要在图书馆或者实验室兢兢业业地工作几年，就能轻松找到一份终身工作，但事实上由于经费削减，她认识的大多数年轻学者都要“奔波”十年左右，才能在35岁及以上找到一份长期工作。在此之前，他们被称为“不稳定群体”，从一份临时工作换到另一份临时工作，每份工作的标准时长是一年，有时更短，地理上往往相隔数百英里，这种制度显然对他们不利，对于学生和大学同样有害。这是剑桥大学规定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比尔德作为退休人员参与的工作小组提议将其推迟至69岁以反映人口结构的变化，但如上文所说，这是有争议的。对于希望完全废除退休年龄的人而言，这是未能反映70岁以上老年人的权利和潜在贡献的年龄歧视政策，但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保留退休年龄能够在十年间带来成百上千的工作机会。
比尔德认为，无论最终投票结果如何，这一争议暴露出的是大学和社会需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退休是为了什么？在不‘阻塞职位’的前提下，退休人员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与新的职业模式（以及对很多人而言更糟糕的养老金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在退休和死亡之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剑桥大学承诺认真思考所有这些问题，比尔德视之为一次探索如何重视和认真对待退休学者的机会。退休学者们面临着大大小小的不便，从大的方面来看，一旦不在大学工作，就很难再为任何类型的研究项目申请到资助，而很多退休学者仍然活跃在研究领域；还有一些琐碎微小但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当学者失去了大学的电子邮件地址，查资料时就很难被图书馆或档案馆像之前那样认真对待了。很多学者在一所机构工作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一朝退休就被收走图书馆和工作区域的门禁卡，甚至连打印机都无法使用了，这类不近人情的小事也会刺痛退休学者。比尔德提到她的一位学者朋友几年前在退休派对的第二天早上去系里感谢组织者，结果发现自己的书信架已经被拆掉了，这在当时不啻“社会性死亡”。
比尔德最后总结道，人们能够为职业社群创造的价值不会因为退休而消失，各机构和行业必须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让退休人员参与其中。两年前退休的她知道，如果自己在原来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就无法直视那些做着不稳定工作的同事。与此同时，在她看来，所谓的“代际公平”包含了年龄歧视，她也想要属于她这一代人的代际公平。
将目光重新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在今年3月拜登和特朗普成为各自党派的总统大选候选人之时，美国社会对两人年龄的关注就一度超过了对他们的政策的关注，因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年龄歧视的热议。在这场讨论中，多位老年医学家和老年心理学家指出，年龄歧视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仍然被社会接受的歧视之一。事实上，年龄和其他的身份类别一样，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经历、价值、健康状况以及认知能力，但由于很多人被教导害怕或者轻视老年人，年龄往往被当作其他诸如意识形态、投票记录等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的代理。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显示，年龄歧视会增加暴露于其下的老年人在相关行为上的负面表现的风险，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