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友要多A五毛钱凑整，我该分手吗

你会因为发现自己的对象和朋友们吃完饭，A饭钱发账单时，让朋友向上A五毛钱而分手吗？

比如饭钱平均下来是99.5，他让朋友转他100。

这个问题取材自豆瓣上的一个帖子，一个女孩问网友这样的男朋友要不要分手。几百条评论，大多数在说“这种人，我朋友都不会做，妹子快跑。”过了几天帖子更新，她说已经分手，谢谢大家的意见。

和现实生活里的朋友们讨论，一个朋友觉得自己很难注意到这些细节，所以无所谓；另一个朋友觉得好笑，可能会想问一下男朋友为什么，但又想到平常去菜市场，也会送根葱、抹个零，好像也正常。

然而，线上线下，优势意见是压倒性的：这个向上A五毛钱的男的人品不太行，分手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AA方法论，但让朋友向上A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品大忌，足以决定一段恋情的最终走向。

现代男女的爱情观念，就这样用5毛钱，冲击出了一个非常崭新的思考空间，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下私人情感领域中的混乱和难解，一点也不比公共领域少。

单就这个问题而言，它虽然是基于恋爱关系的框架被提出的，但其实也适用于普通朋友之间的交往，一种较为普遍的体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越来越缺乏清晰的规范、情感边界和目标，大多数亲密关系所呈现的状态，毋宁说是流动的、随机的、易逝的。

恰如Lady gaga那首得到百万收藏的歌（Million Reasons）所唱：“我可以轻易给出成千上万个为何离开的理由，但就是找不到一个让我留下的理由。”也如伊娃·易洛斯（以色列裔法国社会学家）的访谈对象所说：“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突然之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了，然后关系就一下崩塌了。”

类似的情感现象，在iGen一代（泛指199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i取自iPhone，意指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智能手机上度过）身上尤为凸显，相比改善、规划、有所期待，似乎有一股情感动力学意义上的原力，总是推着我们要急不可耐地回避、拒绝、搞破坏。

“先发制人，退出关系”成为大家最熟练采用的情感姿态

然后夜晚到来，也是各位，时不时要在伤感歌词的陪伴中，痛心感叹，问苍天问明月问佛祖，也问某宝可购的情感咨询师、玄学师，为何那个人可以像踢一张废纸一样，轻易离我而去？为何这个人聊得好好的，突然就失了音讯？

于是，便有了“恋爱脑养活半个玄学圈”的烂梗。

但无论是求助于心理咨询师，还是性价比更高的玄学“大师”，所获答案都难以令人满意。折磨着每一个人的情感不确定性，远比想象中更为常见，它指向的是现代人在爱、浪漫与性领域，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但可供使用的思考资源却是匮乏的。

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因为五毛钱，而被互联网测评人品有问题的人，在被分手的那一刻，除了陷入难以名状的自我怀疑中，还能有别的消化方式吗？于是，就有了这本起名直白的书——《爱的终结》的存在空间。

回到这个多A了五毛钱，导致爱情告终的事例。

它和“情侣吃饭到底该不该AA”这类辩题一起，表明当代社会的男女交往规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改变却没能得到充分的认识。

这里，为什么男生不追女生了，这个让许多人异常困惑的现象，也可以被一起回答。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作者在《爱的终结》和她的前作《爱为什么痛？》给出的：“求爱的消亡”。

作者把“求爱”定义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框架。作为一种正式的男女间社会交往规范，在西欧，它是围绕着家庭和教会施加的性限制而组织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则是围绕着礼法和宗族所施加的诸多限制组织起来的。

无论是中世纪西欧还是古代中国，对婚前性行为，都有着严格约束。也就是说，合法的性，要遵循求爱所要求的明确的道德和社会语法，即求爱行为明确地与婚姻挂钩。（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节有亏”的女性只能指望男方“负起责任”。）

传统上，求爱是个人用来确认和探索情感，做出结婚（或不结婚）的决定时，所依靠的社会框架和决策机制，在其中，关于表达、互惠或交换的仪式化规则，以及最终结果都是非常明确的，男女间情感和互动通过这套规则，被组织进已知的文化路径。

因为求爱以目的论的方式，围绕着婚姻这个目标组织起来，所以作者认为，人在情感体验上的确定性，鉴于未来的可预测性，在求爱的框架中是能够得到实现的。

这和现在的感情游戏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前现代的求爱前提是“把爱告白出来”，而告白作为一项必要仪式，它代表着一开始，行动者便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与求爱对象的情感关联上，而不是忙着审视自己的内在感受。

情感的确定性，经由告白，在这里构成男女两性互动的前提。

当然需要注意一点，古今中外传统的异性恋求爱脚本，都建立在男女分别作为性主体和性客体的两分上，告白和求婚通常都由男方发起，而被求婚对于女性来说，等于她被提议了一个明确的位置，而她只能选择是否接受。正如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所写：“男人有挑选的便利，女人只有拒绝的权利。”

求爱的消亡，指的则是“求爱”作为一种组织异性恋情感的社会结构的消亡。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求爱的消亡”呢？

答案是：性自由/革命。

这个答案或许会让许多人暴跳如雷，但先别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首先，在对性自由的批判上，作者同意康德的反对性松绑的主张。因为康德担心对性自由的滥用，会鼓励人站在工具主义的角度，去辱慢另一个人类，即“性欲之爱让被爱的人沦为欲望的客体；当欲望得到满足，那个人就会像一只被吸干汁水的柠檬一样，被丢弃到一边去。”

论证上，作者指出，对性自由的成功争取，让性被私人化了、科学化了，通过弗洛伊德主义，它又被认知为“一种愉悦原则”，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参照点，迅速地变为大众消费和流行文化的中心主题。

虽然在性革命之后，根据对性的态度，女权主义者内划分为了性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性怀疑主义者，但发生在道德和政治领域的争论，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的塑造，远没有大众媒体对女权精神的偷梁换柱，来得深远。

流行文化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具，只抓取了“一个被解放了的强大女性的形象”，然后利用这个形象改造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位解放的、强大的、积极的女性，在她自己的身体与性之中，是能活得自如自在的，而她的这个形象是通过消费品展现出来的”，即“女子力”（girl’s power）等于购买力。

从此，只要自己愿意面向市场，张开怀抱，就能同时拥抱性自由与消费自由。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就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对性自由的号召一拍即合，将触角伸向了人们的自我，亲密关系和情感世界，这便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开端。

传统家庭和社群权威急速失落的年代，便由市场用琳琅满目的消费选择，来填上权威失落后的认同真空。而性作为一片充盈着自我肯定的领域，得到了市场逻辑最彻底的渗透和僭越。她举的例子是Tinder这样的社交软件，导致的快餐式性爱的唾手可得。

至于传统二分的理想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则早已成为过时的笑话。作者的一位访谈对象认为，最理想的女人“是那种会在半夜走掉的女人”，而专为男性开设的“撩妹课程”上，受人尊敬的真男人标准，则是性伴侣最多、性经验最为丰富。

作者认为传统的异性间交往，总是带着一个目的（无论恋爱、同居、结婚还是生小孩），而不经心性爱在交往结构中的普遍化，颠覆了异性恋正统主义叙事的终极目的论，变成了性快感即目的，性魅力即条件，大家追求的是“情感抽离”代表的力量感，和“期待阙如”代表的自主性。

书中的一位叫阿诺的访谈对象，这样表达他对性自由的珍视：“我想活在当下，我不想知道我的伴侣不在我身边的空闲时间都在干些什么，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的性生活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

对于阿诺来说，“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这个问题是荒谬的，关系不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关系就是为了当下的快乐，不需要有什么更多的。”

而作者对这种力量感和自主性，持保留态度，她认为不经心性爱消除了形成互惠、依恋、羁绊关系的可能性，把人际接触的意义限定在了取得最大化的身体愉悦上，进而直接导致了情感体验和性实践的分离，即关系的性化。

根据作者的观察，性的多重性和开放性，长远来说，似乎破坏了她的访谈对象们保持关系框架清晰的能力，因为缺乏一套明确的文化脚本，人看起来像是在随机游走。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对性自由的滥用，会阻断人在情感上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人的不确定性。

再次回到多A五毛的例子。

在这个案例中，女方邀请网友协助她完成一场快速、单向的价值评估，有意否决一个人的品性时，所提供的参考信息，却比面试简历要少太多。

这并不是偶然，它是一个有趣的佐证，说明消费已经成了当代人开启互动、推进和结束关系的物质和观念支柱，消费成了我们最快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识论前提。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一首诗就惹人情动、私许终生的故事了。

不知不觉间，市场逻辑完成了对生活情境的深度塑造，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卷入其中。表现为经济过程的资本主义，同时还是文化、情感、认知的再塑造过程，亲密关系的发展亦然。对于置身消费社会的人来说，即便永远都不进入亲密关系，消费也已经成为了自我经验的一项永久持续的特征，更不用说爱情领域。

今时今日，伴侣的消费能力（不分男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浪漫互动对消费喜好表现出难以割舍的依赖。因为交往本身就发生在全方位的消费场景中，咖啡馆、电影院、游乐园、演唱会、旅游目的地......爱情实践已经被完全吸纳进了经济领域。

这意味着，是否具备相匹配的消费品味，能否共享休闲活动和文化喜好，成为了依恋关系成立与否的重要标准，它可以成为坠入爱河的原因，也可以成为快速淘汰对方的理由。而琳琅满目的粉色浪漫和心碎故事背后，是人的“消费主体性”的崛起。

浪漫关系围绕着共同的爱好、美食、旅行、运动和文化消费组织起来，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得人的消费习惯成为了“价值评估的对象”；而受消费能力支撑的“品味”是高度不稳定的，品味时时可精进，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受流行风尚的影响，实时变化。

对于人来说，这意味着关系中的价值感，会像由消费市场决定的价值曲线一样，时时波动。

所以，现在如此流行“捞女”“扣男”的说法，围绕它们，对骂之声不绝于耳。

“她/他爱的是我的人还是我的钱？”只需要这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因为最鸡毛蒜皮不过的开销，共享“捞女”“扣男”称号。

这个让现代男女苦不堪言的存在主义问题，完美地揭示着消费主体性在爱情中一骑绝尘的主导位置。它意味着人的价值生成、价值评估和价值贬低时时发生，唤起的则是人最深层的本体不确定性。

爱的终结的根源，便藏在受估值波动折磨的本体不确定性中，这种价值波动会让人不由想问：生活难道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求职市场吗？

它如此直接违背着人对情感安全的需求，没有人会憧憬把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寄托在永无休止的“面试”上，它比工作面试还要残酷的地方在于，互为主考官的伴侣，甚至不抛出明确的问题，却要用爱的目光锁定你，期待你最好一直给出无比正确的回答。

至于正确的标准，主考官自己心里也没有标准答案，受不确定性袭扰，每个人都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少有能力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就已经足够创造出一个快速否决他人的机制。

这个快速面试、尝试、否决的过程，带来的影响是阻断我们对他人的承认，相比整全的人格，我们更容易看到碎片式的行为切片，个人的独特性更是无从说起，而眼下的婚姻市场，恰如其分。

由此，我们便可以来到这本书最富有洞见的主张，也是最值得批判的地方。

对于当代人男女来说，要进入爱情，意味着要在性实践、情感体验和婚姻市场，这三种不同的文化逻辑、制度和话语之间，谨慎横跳。三个行动领域，虽彼此关联，但有自己的文化逻辑，也早已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行动机制，但边界在哪里，却是相对模糊、需要反复协商才有可能达成。

在另一个案例中，女孩说想让男朋友为自己买一个金戒指，因为看到别人的男朋友送了自己女朋友金戒指，自己也想要一个，结果试探过程中男方破防，说可以买，但还不到时候，于是情感破裂。

可以看到，一个金戒指，对于男方来说，它更可能属于婚姻制度下的象征物，对于女方，则是和消费欲望高度相关的情感体验问题。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要在混乱的框架中实践“不加批判地爱着对方”，同时对自己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凡人也依然值得被爱，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意识的目标冲突时时发生，牵引着人们做出决断。

没有漂亮话可讲，爱的终结便是这个意思，和浪漫邂逅相关的那种爱情理想，早已被强调自由的性实践、重视消闲娱乐的情感体验，以及动辄掏空6个钱包的婚姻合作，撕扯粉碎，认知和利益的冲突避无可避。

“不爱”“不选”“不婚”的生活方式的崛起，更多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结果，是年轻人在爱情领域的“躺平”，而不是问题的根源。面对一段接一段危及到自我的关系，面对混乱和令人瘫痪的恐惧，抽身而退作为逃跑机制，永远最快捷、轻松。

但把所有的逻辑和理解尝试，建立在对性自由的批判上，是本书最大的bug。

作者自己也在开篇提到，相比婴儿潮前后出生的人，相比“70后”“80后”“90后”，iGen一代的平均性伴侣数创了性革命以来的历史新低，她在书中所引用的对性自由持最激进态度的访谈人，年龄也平均在40岁以上，所以整本书读起来，如果不仔细分辨哪些是有效论证，哪些是带着作者立场的自说自话，会让人觉得逻辑上很错乱。

对性自由的批判是难以成立的，无论是性自由、恋爱自由还是婚姻自由，其实现完全依赖于理解它，并被委托使之实现的个人。爱情在逼仄生活中能否成立，虽然会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但在根本上依然取决于独立的人的自觉性和保有爱的勇气，希望我们不要放弃这一点。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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