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取消编制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继厦门招聘任制教师多岗无人报考之后，天津西青区发出正式通知：全面实行中小学教师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打破“一聘定终身”。
早在厦门教师聘任的舆情之时，我就写过一文：不要以改革之名美化不平等：厦门教师招聘非编教师多岗无人报考，真相堪忧。非常明确，今后，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新进中小学教师将不得不在“无编”的状态下教书育人。
让一线教师“非编化”，我一直持不乐观的态度，尽管在浩浩荡荡的“改革”大潮之下，这点态度无足轻重。
从文字逻辑来看，如此变化针对的现象是“一聘定终身”，导致不好管理，教师资源的实际效益发挥不充分。
那么，这些不好管、效益不高的问题，出自哪些人？是那些新来的，或有志于从事教学工作的、翘首以盼成为人民教师的新人吗？
显然不是。新人还没来得及证明自己的态度，新人还没得及与原有规则博弈，规则就变了。挨板子的人和得好处的人不是一个群体，就像上文所言，有可能以改革之名美化不平等。
文化领域的改革比教育系统起步要早一些，巧了，我走出校门后在文化单位工作了十几年，就我所见，只要规则仍在强调新旧之别，甚至发明出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老不新的叫“中人”，那就会出现“先上车的焊死车门”的效应。
“一刀切”肯定有条出刀线，尽管天津青西区似乎在强调无差别对待，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以及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分野。面对这样的变更，有门路者不用想，也会让自己成为考核别人的裁判员。
如何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如果把权力下放给学校领导，有可能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如果交给主管部门，他们又不了解一线情况。
如何避免形式主义，从文化系统改革的先例来看，结论很简单，避免不了。倒有很大的风险出现：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怪状。
更为关键的是，“无编”对教师的“祛魅”效果太明显了。有编状态，大家只是职位和分工不同的公共教育事业工作者，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都立得住脚；“无编”了，聘任了，就像一个个打工的，你按劳付酬，我按酬付劳，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自然也就来去自由。
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出现一个“职业竞争力”问题，即更优秀的人还愿不愿意当老师，还有没有人愿意在利益之外的精神层面上赋予教师职业一种神圣感。
聘任制跟市场化的劳务关系没有本质不同。“立德树人”成为教育和考核的内容，这似乎又与市场化的逻辑相左，市场化的用工模式下，工作者只需要保持商业层面的道德，即“干的活对得起工资”，而这对于教育事业是远远不够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要在“教师”的前面加一个限定词“人民”，统称为“人民教师”，人民教育为人民，这是根本意义的“神圣性”。
我们还有“教师节”，每至此节，“感恩”是永恒的主题，我们没有对等的出纳节、销售节、文员节，甚至没有经理节、总裁节，能过节的职业，包括护士节和记者节等等，无一例外，这些职业需要超越于功利考量的良心。
人心难以考核，偏偏人心又决定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灵魂的塑造不像普通的雕塑，雕琢灵魂的成败，总是以无形但又残酷的方式呈现；那些遇到好老师的人总会终生感恩，却无法提供更多现实的回报，如果遇到不怎么好的老师，很可能处处碰壁却无处诉苦。
一个学生遇到一道难题，教师是倾尽心血，还是敷衍地照本宣科，全在一念之间，而且，以教师的职业特征，如果他不想尽责，免责又非常容易；传道授业解惑，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瞬间每一缕光阴，都只能依赖于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社会必须为这样特征的职业送上不同凡响的“崇高”的定义，我们不能激发这些职业与规则博弈的动机，我们不该逼着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应对考核、利弊权衡，把工作当成饭碗，而不是庄重的使命。
对教师来说，编制不仅仅是编制，编制事实上是以国家的名义为这种庄重背书，让从业者破例享受独特的尊重，并播撒看不见摸不着却极其重要的崇高。
而且，类似的改革方案，似乎总把“考核”和“给编”看作水火不容的关系，好像只有把那层“编制”的尊贵外衣给剥掉，我才能考核，我才能管理，我才能发挥“资源效益”，这何尝不是在混淆概念。财政供养人员多了，为啥带编就不能考核，只有教师例外？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改革很可能将教育工作者本有的本质平等（人民教师）予以消解，却更明确地划分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也有人说，未来生源可能下降了，财政紧张了，教师就应该缩编，那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以前萝卜和坑是平衡的，后来坑少了，我就拿新萝卜动刀，谁叫你来晚了？占住坑位的萝卜就考核别人去了。
制造剩余享受剩余的人上岸了，再让别人无岸可上，岸上的花朵，才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