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去美国学习人文科学?我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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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

02作者周德宇在美国学习多年,认为美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容易犯傻,但这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常态。

03通过对比美国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现状,周德宇指出,社科学者需要拓宽眼界,关注现实世界。

04然而,周德宇强调,在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后,中国人应选择回国发展,为集体利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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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美国人也算是不藏着掖着了,前几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就直说了: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
很多人一听这话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就怕中国人学了它的技术“偷回去”,而人文学科都是一些没有太多用的软知识,而且还能更好的“洗脑”搞“颜色革命”。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习了多年的文科生,倒是可以说说自己的感受。
那还是我在美国读博第一年的时候,上了一门课,名叫“实证研究方法论(Empirical Methods of Research)”。顾名思义,讲的是我们怎样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这些科学方法背后有什么原理,我们如何避免一些常见的方法论上的谬误等等……
光听这个描述你就知道,这课很干很无聊,虽然讲课的老师一直强调,这会是我们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堂课,但我们上课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感受。但这课是有乐子的,因为老师会疯狂吐槽知名学者们如何犯傻。
学者们犯了什么傻?
比如某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研究恐怖主义的时候犯了经典的逻辑错误,认为“因为自杀式恐怖袭击中都出现了领土争端问题,所以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原因是领土争端”。顺带一提,他十几年前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如果想要抵御恐怖主义威胁,应该学以色列建隔离墙——这一建议在今天看来别有风味。当然,他的推理虽然有问题,但是某些结论其实歪打正着,反而是有些价值的。比如他觉得靠侵略和占领来反恐是不行的,只会进一步激起反抗——显然以色列和美国没有听他的。
比如某研究婚姻和性生活的学者,说结婚时间越长性生活频率越高。有的学者觉得这明显违反自己的真实感受啊,于是检查那篇论文的原始数据,最后发现数据中“每月性生活次数”这一项有好几个“88”的值,数个证据显示这几个值应当是“99”(表示缺失值)的输入错误,把这些缺失值改了之后马上结论就正常了。结果原文作者还不承认错误,写文章反驳说你怎么知道这些数是我笔误了,有些民族有些文化就是可以这么豪放的你们都不懂……
再比如某基因政治学研究,发现某两个基因会导致投票率增高,但完全是把相关性当因果性,对背后的原理一无所知。为了展示这种逻辑的荒谬,有人就把那篇论文里面的俩基因拎出来,用那篇论文的方法做出了几百个显著结果,从自杀到吸烟到癌症到污言秽语综合征都跟那俩基因可以建立联系……
最有趣的是某个埃默里大学的教授,声称自己掌握了某种称为“遥视(Remote Viewing)”的技术,可以让他跟死人和外星人交流,并且让他成功地发现了耶稣和佛祖都是外星人……更有趣的是,有个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写了篇反串的文章夸这个遥视技术多么厉害,结果很多学者没看出阴阳怪气,还真信了……
比学者犯傻更傻的是什么?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发现最有意思的还不是这些学者犯傻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们犯了傻,甚至被人指出来犯了傻,也照样这么做学者。犯傻也无所谓,这件事比你光知道聪明人也会犯傻更加的“祛魅”。
比如之前我写美国学界如何犯傻的文章,有一种很典型的评论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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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阐述聪明人如何犯傻的时候,总是会见到这类看似很有道理的反驳:你把美国人说得这么傻,人家不还是世界第一吗?
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种可以解释这种矛盾的理由:一、霸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古今中外的帝国和霸权往往都不是糟粕最少的那个,你不需要什么“国际战略家”才能称霸,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国际战略家”成就了美国霸权,而是美国霸权成就了那些战略家;二、人类就是会不停犯傻,聪明人再犯傻,只要他们比上面截图中的傻子聪明一些,那么就足够了,同理,各国都是草台班子,美国只需要没那么草台也就够了;三、有没有可能,当美国人犯的傻越来越多的时候,美国霸权确实也就在走下坡路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些年做的很多事情,和当初那堂课也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在给大家展示为什么聪明人会犯傻,这中间有什么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当然,这个事情是相互的,我看别人是傻瓜,别人看我应如是。当我在说别人犯傻的时候,别人也永远可以指出我自己的愚蠢之处。如今回想起当初那堂方法论的课,当年是看乐子,现在是照镜子。
当年那个老师说的也没错,方法论确实是我在博士生涯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虽然也不全是从一堂课里学到的,主要还是得实践。
每次写东西,我都得先自我拷打一番,自己在发言之前,真的完全做过调查了吗?我的逻辑顺不顺,论据实不实,有什么数据被我漏了,有什么叙事把我误导了……真去研究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会让人越想越汗流浃背。稍有不慎,我也要变成自己当年嘲笑过的傻瓜。
克服思维上的懒惰,真的想想就痛苦。
所以我很反感动不动就把“常识”这两个字扔出来的人,特别是所谓“回归常识”。他们不是真的尊重常识,只是想要拿常识(往往还是自己定义的常识)当个万能的答案,来逃避思考逃避科学论证。
读书越多,为什么读书越少?
其实我很不喜欢那个教方法论的老师,因为他几乎集合了美国学者的一切刻板印象,自以为是,爱讲没人笑的笑话,而且对待其他国家的人非常傲慢。最典型的是,他多次跟我们声称没有必要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我们系的什么拉美研究欧洲研究都不需要,只要研究那些普世的理论就可以了——显然,他自己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当然,他这种态度是很多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共有的。
因此,当2016年我们系研究美国政治的老师们集体翻车的时候,很多其他领域的老师在震惊之余,其实也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你们连这么简单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还有资格嫌弃我们?这不活该吗?
所以,整体来说,对于那个方法论课程的老师,一个看不起国别研究却连美国政治都看不懂的美国学者,我没有什么好感。
不过呢,复杂的地方在于,当他批改我的论文时,他确实是认真的。我论文中的逻辑问题,缺少的论据,甚至于我的用词包含了怎样的假设,我的研究问题预设了什么立场,他都看得非常清楚。他是懂得如何科学研究问题的,并且也帮助了我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但是在2016年大选之前,我听过他以及其他美国政治老师如何评论特朗普,如何预测大选。就和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精英一样,他们对于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想什么毫无概念,因此即便特朗普很可能赢得大选的证据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串联起来,而是选择了无视那些证据。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精通科学方法论的学者,却完全不懂得如何将这种方法论运用到研究美国政治上,就这样在自己的本行上翻了车,这既可笑,又可悲。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系统性问题。一个能够说出“我们只需要关注普遍规律就够了”的学者,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在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即便在2016年之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也并没有修正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
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全世界社科学者的一个普遍问题,他们的眼界非常狭隘,并且往往将这种狭隘包装成专业,甚至以此为荣。
很多我接触的学者,他们是真的整天埋头在文献里,顶多再看点推送来的主流媒体报道,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渠道了。有的学者非常自豪,说他要读多少多少论文,一点娱乐也不需要,就是全身心投入学术……我是有点怀疑这样产出的学术到底有多高的质量的。当然,学界就是一个需要卷的地方,你确实需要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看论文发论文。但是作为社科学者,作为将复杂的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只看论文和主流媒体是完全没法让你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
比如,你就是每天看一万篇计量论文,你把你的政治学量化方法磨炼到天下第一,但是理解不了特朗普背后的社会基础,看不到美国社会发生的变化,那么你的计量模型和对数据的解读还按老一套的来,那必然会出问题。有些老资格的学者,最后跟孔乙己一样,讲起茴字有几个写法头头是道,但是对这之外的事物就毫无理解。一把年纪了还是困在自己的圈子里,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
当然,这不能全怪他们,这就是体系使然。别说他们了,我都觉得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封闭了,可能过几年我也要变成自己如今嘲笑的对象了,批判总是比建设容易的。前些日子赵鼎新教授的访谈刷屏了,虽然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研究思路,但是他对学界的看法跟我一直以来吐槽的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有些话他能说我就不能说。但不管谁说都是一样的,中外学界的现状如此,有着更深的原因。
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学术体系本身就是僵化的,不能反映社会变化,那么你越擅长于这个体系,越陷入其中,你对现实的理解反而越少——所谓书读得越多,书读得越少,这就是社科相对论。
有些论文读起来,真不如去网上冲浪。网络社区当然不代表世界,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那些社科研究也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你越是明白其中的片面和偏向,你越能够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你不能把网上的东西当做全部,但也不能当不存在。
当然啦,社科学界对于网络社区也是有研究的,比如流行的“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方法,就是去用量化方式来统计网络社区上的关键字等信息,并对网络舆论和信息传播进行分析。老实说,我觉得这种高高在上的所谓中立客观,仍然不如亲身去所谓的“网络粪坑”里高强度冲浪,去真正理解那些被扣上“民粹”“暴民”帽子的人在网上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人,才是一切的关键。
当然,除了网络社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为你提供论文之外的信息。电影啊文学啊这些就不多说了。2017年初有一款名叫《林中之夜(Night in the Woods)》的游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游戏看似可爱的画风之下,讲述的是一个忧伤而惊悚的故事,反映了美国锈带的很多社会现状。因为制作者也正是匹兹堡的居民,所以游戏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哀伤与衰败的氛围和一种无奈却积极的情绪,和我在匹兹堡及其周边地区亲身感受到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而其中一名游戏制作者在几年后自杀身亡,这件悲剧本身也是美国近期一些社会思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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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我会对中美关系有着悲观的预期,同时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乐观的预期,因为得益于我的多专业背景和信息获取能力,我看到的东西比绝大多数人多。我能看到,当前我们和平与发展的代价是什么,中国上下从民众到政府在背后付出了什么并且将要付出什么。我同样也能看到过去几十年很多人所熟悉的印象中的世界,并不是历史的常态,甚至也从来不是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的现状。
确实,我反复强调过,单纯地以小见大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并不能获得事物的全貌。但是,如果你将诸多以小见大的碎片拼接和联系起来,相互比对,你总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并且逐渐逼近事物的全貌。信息的广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整日沉浸于自己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社科学者来说,更是如此。
我这些年学到了什么?
说到底,懂方法论是一回事,如何运用方法论,又是另一回事。这是我这些年在美国读博学到的最深刻的东西。我们需要好的工具,但更需要运用这一工具的意识。这种意识怎么来的?那只能是每时每刻都得拷打自己,看到任何事情做出任何判断之前,都要先想清楚其中可能存在什么逻辑上的、论据上的、思考方向上的谬误。
所以总有人问我,你天天黑美国,黑美国政治,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学政治?这同样是个没什么道理的二极管问题。
一方面,无论其中有多少缺陷,美国政治学里都是有值得学习的东西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方法论,虽然这些不一定真的要去美国学。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件事物有缺陷就要全盘否定,就找不出可用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说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并不是可信的信源,你能找出无数问题,但不代表我们不能从这些百科上获取信息啊。任何信源都不是完美的,不可信的程度也有高下之分,因为一个信源有不可信之处就完全放弃,甚至转向更加不可信的信源,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我之前跟一个同样学美国政治学的同学讨论美国民主的运行,我举出了Gilens和Page那篇著名的论文作为一个论据,里面说的是普通美国人对于美国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力。而那个同学对此的反驳竟然是,“你平时经常黑美国政治的实证研究,怎么现在又拿出来作为证据了?”
只能说二极管思维是真的无处不在。有问题的实证研究我当然要黑,但是这就代表我要全盘否定这所有的实证研究吗?更合理的反驳应该是指出Gilens和Page的论文里有什么方法论的缺陷,或者争论这篇论文对民主政体该如何运行有误解。
事实上Gilens和Page这篇论文在2014年确实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不安,所以不少学者就是按照我上面的思路来反驳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反驳集中在了2016年发表,坚称美国民主没有Gilens和Page描绘的那么不堪,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我认为那些反驳本身也没有触及Gilens和Page分析的实质,但这并非本文重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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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来到美国,亲身在美国政治学界学习了,我才能够意识到美国人在想什么,这里面又存在什么问题。我在这些年见证了美国的聪明人们如何犯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体验。虽然很多傻是中美共有的,但是也有不少东西是只有身处美国才能切身感受到的。
所以其实我倒不是完全同意美国人文科学没什么可学的说法,在中美不可避免的对抗升级来临之前,多去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长处避免美国的短处,对于中国人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看到我黑美国,就说这是搞什么民粹支持什么封闭,这是非常奇怪的指控。你越是知道一件事物的缺陷,你才越能明白一件事物的优势,你才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你不知道美国不是什么,你怎么能知道美国是什么呢?
比如你看我说了那么多美国政治带来的分裂和极化,你反过来思考,即便如此美国社会仍然这么照常运转,这不是更说明美国体制在引导舆论安抚民众控制社会上面,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吗?觉得说一件事物非得完美无缺才能去研究去学习,那是二极管的神学思维。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越是将一件事物祛魅,才越能看清楚其本质。
当然,这个世界再怎么复杂,我们也要做判断和选择,无数的利弊对错善恶相互抵消,最后你往往只能选择一样。就好像你在美国大选里面可以有无数种立场,你可以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一点道理,但你最后也只能选一方,“不选”到最后也是对一方的选择。政治到了最后就是一个站队的故事,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
这个世界留给所谓“世界公民”(一个恐怕从来就不存在的概念)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是逃不掉的。当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理解我们该如何在美国交流和学习的时候,也时刻要记着,这些复杂性到最后,需要收束为一个简单的立场之分。或者说,当你考虑完所有这些东西之后,你要意识到,自己是谁,想要做什么,做这些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在美国留学之后还是回到中国工作生活,这是我在考虑了所有复杂性之后做出的简单判断,而且与我一直以来所抱有的论点是一致的。从个人利益的角度,作为一名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发展前途仍然在中国;而从集体利益上看,正如我前一篇文章所说的,美国及其领导的秩序已经到了落后而野蛮的阶段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我当然希望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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