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裘伟廷
他早年利用一切机会，广为拜师，勤奋自学。只拿过小学文凭、全靠自学成才的他，先后成为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他还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国学大师以及梵学、印度文化研究者，著作等身，被人们称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通晓百学的“杂家”。他就是金克木先生。
学历填的是“小学毕业”
1912年8月14日，金克木出生于江西省。他的童年没有过上什么富贵生活。父亲是穷秀才出身，多年苦读不第，五十多岁才捐到一个县官，但在县官任上还没坐热，便逢上了“辛亥革命”，顿时被削职为民。母亲本是个穷丫头出身，由于天生一双大脚，一生中竟被卖过三次。金克木父亲做官后，花银子买了这个穷丫头进门，收为偏房。
儿时，金克木在家中一面跟着大嫂念“诗云”“子曰”，一面跟着三哥学习认“ABCD”，在这样的新旧文化中，完成了开蒙教育。他志向远大，一心向学。1920年，金克木进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就读，那时白话文刚刚代替文言文。
小学毕业后，金克木到凤阳的省立中学游学几个月，之所以称为游学，是因为他不是正式学生。因为春季并不招考，当时许多学生都是先入学，秋季再考学籍。然而还没等秋天到来，金克木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从十六岁至十八岁，曾在家乡齐王庙小学教书，养活自己和母亲。
金克木同母亲合影
教小学的同事中有三个大学生，他们一致鼓励金克木到北平上大学，因此在1930年，刚满十八岁的金克木便到北平求学。当时他想上大学，但没有中学文凭显然是不行的。有老乡告诉他，可以先到中学里插班高中三年级，弄个高中毕业文凭，但是这需要一笔钱。因此，实际上无钱无业的金克木，只能漂泊游学。
为此，金克木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他先与一群因种种原因读不了大学的年轻“北大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1932年冬，金克木又因经济上难以为继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但1933年，他又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平，依然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或说是“课堂巡礼”——到各个大学旁听，包括钱玄同、黎锦熙、熊佛西等名教授的课，也曾赶上了章太炎、鲁迅、胡适的演讲。
一天，金克木经过一家“私人教授英文”处，便到那里学习，没想到后来被老师推荐的《阿狄生文报捃华》吸引了去，认为这个“矿”非开不可，越不懂越要钻，还因此和那位因病在家教书的老师成了朋友。过了不久，金克木又看见一则“私人教授世界语”的小广告，由此认识了张佩苍、蔡方选、陆式蘅、于道泉几位世界语者，打开了另一番天地，还把蔡方选书架上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哈姆莱特》《马克白斯》《神曲地狱篇》等世界语本子，排队读了下去。
金克木只拿过小学文凭，也没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在他后来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简历上，“学历”一栏依然填的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他眼中的老师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次际遇。因此，学贯中西的金克木，后来被人们称为“奇才”。
图书馆是“另一种大学”
按照金克木的说法，他的“大学”可以说是在图书馆里读完的。1930年，不满二十岁的金克木初来北平时，囊中羞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上“另一种大学”。自封“马路巡阅使”的金克木，到处走街串巷，常去逛旧书店和书摊，与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在那里，他泛览书刊，广交朋友，同时学会了多种语言。
一天，金克木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发现有一家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便走了进去。在《风义兼师友》一文里，金克木特别回忆过这家图书馆：“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有了那次在市立的公共图书馆的美好体验，金克木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有意无意地开发新的“阵地”。每见到一处图书馆，他便有进去的欲望。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不能不说，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
1935年，经友人介绍，金克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做零工的工作，就是当图书管理员，成天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据金克木自己说，那段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时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料自学。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金克木大致都能看懂。
金克木会留意每一张经手的借书条，那是他的读书索引。于是，只要还书还来得及，他总要抽空翻阅一下自己没见过的书。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他还经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翻阅架上的书，并不时向库内的同事请教。借书的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学生，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而那些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来借书，看起来纷乱，其实也有条理可寻。渐渐地，他们指引着金克木学习的门路。
金克木在读信
金克木还经常向来借书的学生直接请教。一次，有一位同学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金克木请教后了解到，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还有一次，他要学习数学知识，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就开了几部中文和外文书名给他，这几部数学书不需要很深的数学知识也能看懂。
金克木还特别谈到过，有一次，一位穿旧长袍的老先生，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借书。金克木接过他的纸条，发现都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署名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当时馆长不在，这些书没能立即借出。这位老先生离开后，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硬记的书名默写了出来，而后到书库里去查看。因为金克木“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他在心里特别感谢这位老先生，“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
也是在北大图书馆，金克木遇到了自己学术上的“指路人”。“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从此以后，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陈亮传》。……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的。”
后来，人们惊叹金克木如此博学多才，很难想象这位当年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竟是如此这般进入知识与文化的海洋中的。
一段奇特的学习之路
1941年，迎来而立之年的金克木，经缅甸来到印度加尔各答，任中文报纸《印度日报》的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与梵语。之后，他前往佛教圣地鹿野苑，一边阅读汉译佛藏，一边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钻研印度古典，从此走上梵学研究之路。他还开始研究古代印度哲学、佛学与文学。此后，他曾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又曾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勘《集论》梵本。金克木曾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
宗师级的乔赏弥无疑对金克木意义非常。乔赏弥出身正统婆罗门，早年学佛，熟读“全经藏”，后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曾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只因受不了那里的严寒气候，过了一段时间便回国了。有人为乔赏弥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盖了一间小屋，而这个鹿野苑的小屋，也就是金克木从学的地方。
金克木当年的入学还经受了一次“考验”。他先是连续两次去找乔赏弥，因没有准点出现，老人家不让他进门。第三次，“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金克木与邓广铭在朗润园
至于向乔赏弥求学的具体过程，金克木在《如是我闻》里透露：“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他还要我去找一位老学究讲书，暗中比较传统与新创。……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七十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
除了上面提到的乔赏弥，金克木受过教益的人很多，比如傅斯年、邓广铭等，他们都对金克木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傅斯年把金克木引上了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的路，邓广铭让他有机会见识了现代学术的精彩，乔赏弥传授的则是对梵文的理解。研究金克木的专家黄德海曾感慨地说：“我们一直说金克木是自学成才，但在某些时候，他会说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他学习的速度太快，我们以为他都是自学的。”
自诩是一个“杂家”
对于金克木，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概括他的成就，或许他给自己的定义最为妥帖——一个“杂家”。金克木曾公开拒绝“专家”的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据称，金克木达到通晓十数种语言的境界，就是采取了“杂”学的方法。比如，他依靠阅读英文报刊书籍掌握了英文，靠英文读自学教材攻克了法文、拉丁文、梵文等，又自学了德文、世界语；而又通过读书，从中国典籍读到拉丁罗马史、梵语经典和汉译佛典直到《联共（布）党史》的中外文本，学了包括俄文等语言；与戈克雷一起校写《阿毗达磨集论》，汉文、藏文、梵文对读，从译文读出原文，从一种语文读出另一种语文。
他读书也是这样，因为没有在大学接受过正规教育，不会被专业所束缚，一切读书全凭喜好，久而久之他也就成了博通百家的人物。金克木看书极杂，从古老的《十三经》到时新的电脑网络、计算机语言，从高雅的《庄子》与《文选》到通俗的张恨水、金庸、琼瑶，从没几个人懂的梵文、拉丁文经典到浅显的中小学课本，铿锵的拜伦、弥尔顿，难以卒读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大众化的阿瑟黑利、克里斯蒂、松本清张……几乎什么都看。
1946年7月，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
尤其让人称奇的是，金克木不仅精擅文科，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兴趣。他一直关注数学，曾饶有兴趣地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他还曾迷上过天文学，而且一辈子都难以舍弃。一次偶然，他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天文，说观星，从此对天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还照着星图夜观星空。后来，他还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等书。如果不是诗人戴望舒写了一首长诗《赠克木》，力劝他不要沉醉于天文学，或许金克木真就成了一个天文学家。
20世纪70年代末，已到老年的金克木身体还可以，每天从北大蔚秀园走到东校门附近的教师阅览室，去看新书和杂志。他的学生、翻译家郭良鋆在《师恩深如海》一文里回忆道，“北大盖了新图书馆后，金先生便天天去新馆，不但阅读印度学方面的书籍，还阅读大量西方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方面的书籍，例如符号学、信息学、比较人类学等等。”
金克木一辈子抱着好奇、解惑寻道之心去读书，永远怀着一颗童心，对一切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正是这始终如一的顽童心态，让金克木饶有兴致地去读一本本书，去了解一个个领域的知识，去逾越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学术难关。更神奇的是，金克木最擅长将各种学问融通在一起，蔚为大观。
开启自己的“为师时代”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华北吃紧，北平难以再待下去。金克木流落各地，与萨空了、曾运乾、杨树达、傅斯年、李济、向达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他向他们广泛学习，受益良多。由于金克木精通多门外语，又擅长写作，1938年被香港《立报》聘为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他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长沙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自此，金克木开启了自己的“为师时代”。
此时，湖南大学缺法文教师，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道：“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陈世骧还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在里面的法文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邵可侣是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他的首肯遂使精通法文的金克木走上了大学讲台。
1946年10月，金克木从印度回国后，继续自己的“为师时代”。当时，抗战已取得胜利，他已在学术界初露头角，又刚从印度留学五年归国，在上海短暂停留后，经友人吴宓介绍，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史与梵文。吴宓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在人才举荐方面是说得上话的人。加之他与金克木原本认识，当年那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便极力向校方举荐。就这样，这位只拿过小学文凭、年仅三十四岁的金克木，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国立武汉大学教授队伍中的一员。
其实，时为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吴宓，原本想要金克木到他那里教梵文。由于当时武大没有人能教印度哲学，而那又是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于是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就自作主张，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吴宓有些不放心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自信地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结果，金克木连语言带哲学，一同讲了下去。
金克木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北京大学看中金克木的才学与人品，并多次表达想请他北上任教的愿望，金克木便于1948年7月离开武汉大学，前往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十二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生涯。他在北京大学教乌尔都语、印地语、印度文学史等课程，还和季羡林一起开了梵文、巴利文的课。在北京大学，金克木的声望有增无减，以致他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他又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或“燕园四老”。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金克木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2011年5月，四百多万字的八卷本《金克木集》出版，收录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金克木诗文、学术专著、随笔杂文和译著等作品。晚年金克木在《读书》杂志发文很多，他的文章几乎每期必有，讨论各种学术文化问题，影响很大，深受20世纪80年代学人的追忆。“作为学者兼文章家的金先生，最大的特点不在博学，而在善用知识，以及善于表达。”陈平原于2000年写道：“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旷世奇才，一直到晚年，在填写表上学历一栏时都还认真地写上“安徽省寿县第一小学毕业”。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北京逝世。但他的大师风范、诗化的人生和智者的境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来源：各界杂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