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7月1日开始，希腊实行每周48小时的新工作制，首先在部分企业和公共部门，每周上6天班将成为常态。在欧洲各国纷纷减少法定工作时数的情况下，希腊却反向操作，这决非历史不经意打出的一个响嗝，它是2009年雅典主权债务危机之后财政政策持续收紧的最新一步。
债务危机之后，希腊人准备回归现实
2001年希腊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后，随即进入疯狂的放贷和挥霍的“搭顺车”模式，结果于2009年底爆发债务危机，次年希腊宣告破产。同年5月，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出了11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条件是希腊推行一揽子改革方案，包括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大幅削减福利支出；同时，“提高工作时间制度弹性，将所有行业的每周最高工作时间提高到6天，将每日最低休息时间调整到11小时”。
2018年6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宣告结束。但劳动力的持续流出已成为趋势，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使希腊的劳动力短缺呈现高度结构性的特征：一方面，希腊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就在2024年4月份还有52万人在找工作，相当于10.8%的失业率。另一方面，许多行业仍苦于找不到员工。为缓解农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的人员短缺问题，政府尝试从埃及、印度等新兴国家市场引入劳动力。但政府不想用同样的方法纾解技术工人短缺的困局，结果许多行业在没有提供相应加班补偿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延时工作的现象。这意味着，新政在成为文本之前，已经是事实了；而且事实已无可回避，“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
新政招致抗议是肯定的。代表每一个人的政策是无意义的政策。可以预期，原本早上九点才上班、下午两点就下班的公务员和银行职员当然会上街的，但他们准备对那些超时工作却得不到加班补偿的同胞说些什么呢？表示遗憾，还是干脆别过脸去？新政在议会里通过，也表明，对越来越多的准备回到现实的希腊人来说，现在是作别慵懒而迷人的希腊方式的时候了，那个方式历史性地属于人类文明的童年。
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
“一些朋友在一起喝酒或是掷骰子，另一些人在一起做体育锻炼或打猎，或是从事哲学活动；每一类人都在一起从事他们生命中最热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加以概念化的古希腊人的生活经验中，古希腊就是一个巨型的游乐场：希腊公民在宴会上饮酒欢谈，在体操馆里切磋技艺，在半圆形剧场赏剧并现场选出最佳剧作，在公民大会上激情四射地演讲，在陪审法庭上据理辩论。这些在古希腊语境下被统一归为“政治生活”的活动本质上就是游戏：不及物，快乐地悬置了目的性，坚持作为手段和过程的本质，只在过程中穷尽游戏的全部意义。这种政治所标志的，是人类无（职）能的存在，不能为任何特定的职能所界定，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或使命可能把它耗尽。
古希腊人对功利性人生的敌意源于他们意识到，在功利主义主宰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得到满足，无人能够得到救赎。这个观念在他们有关弥达斯的神话典故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弥达斯目光所及之处，一切事物都变成了金子。因此，在弥达斯能够喝到他的酒和吃到他的食物之前，他不得不找到一种办法防止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这种方法就是把食物或酒的价值固定在使用价值上，即阻止它向交换价值的转化。这样的使用价值当然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进而构成使用价值生产的阈值，超过此阈值的任何在强化劳动或技术革新方面的进步都是无意义的。因此，古希腊经济并不像现代资本主义那样对直接生产者施以重压，也不寻求有侵略性的生产技术。这进而决定了希腊奴隶制与近代美洲奴隶制的区别，在后者那里，“黑人所从事的”是“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而希腊奴隶制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它只是把劳动逐出公民生活，使公民不必再忙于为自己提供消费品的一种尝试。这种奴隶制被设计得好像，存在一个与政治世界完全分离的经济世界，公民仅仅活动于前者之中而被后者所供养。
现代人倾向于相信，了解雕塑家或其他艺术家的感情世界会给人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愉悦。但在古希腊，雕塑家处在最严酷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之中。一个典型的希腊人可能会欣赏艺术品但却看不起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为生存的必然性而劳作，靠对象化而生存：被迫成天考虑是否把雕像做得和谐而优美，而无暇考虑把自己变得和谐而优美。当然，轻视艺术家的时代氛围对艺术本身反倒是幸运的。因为这时的艺术殿堂里只剩下那些因艺术本身的缘故而留在那里的人，他们沉迷于神祇和英雄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深刻的欢乐和满足的感觉，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其自然地持续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好像战争和其他的生存威胁完全不存在一样。
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和理念展示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迎合了人类对于游戏生活的向往，而具有某种规范的和理想的意义。但这种理想会不会只是停留在人类儿童时期的白日梦？一个专业做游戏的群体，会不会反而不理解游戏了？成年世界里的游戏本来是对劳作的暂时的中断，但中断是为了进一步的劳作。与劳作无关的游戏只属于儿童。所以恩格斯说沉溺于游戏中的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但永远滞留在游戏心态中的民族是长不大的孩子。
高福利和高负债难以持续
有评论认为，希腊此番新政可能会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示范的或跟进的效应。这种观点错误地把希腊的遭遇普遍化了。欧盟并非一个均质的世界——将来也不会是，而是一个被核心-边缘等级制度所结构的功能主义空间。在殖民时代，功能区的空间建构是排他性的，围绕功能区的边界经常发生帝国主义的战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功能区融合统一了，形成了所谓“全球大市场”，维持核心—边缘的空间秩序成为全体核心国家的共同使命，此时，战争——如果发生——将发生在全体核心国家组织（比如G7）与试图挑战这种秩序的边缘国家之间。造成希腊新政的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正在于这个空间秩序所制造的虹吸效应，在这个效应中，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从作为边缘国家的希腊流出到法、德这些核心国家。
进一步地，正因为这种等级秩序的存在，导致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民主赤字”，即为了迎合选民市场而造成的高福利和政府高负债，在核心国家却不构成危机。在此，民主地理学必须提高它的理论复杂程度才能与经验研究成果的增长相匹配。在理论上，民主选举通常被界定为赋予权力以合法性的法定程序。但随着衣食大众广泛进入国家政治，财富再分配或分配性冲突很难摆脱政治关注。民主选举在大部分选民那里不可避免地还原为“市场的扩张”行为或接近国家资源的方式，因为选民“通常将选票进行交易，以换到或多或少的实质开支抵押”。此时，如果再分配只限于单个国家范畴，它就会通过高福利消耗的方式破坏自身经济的平衡，使自己无法维持下去。但是核心—边缘结构为核心国家带来一种可能，即它的财政可以透过这个结构向其他国家透支，以得到边缘国家的转移支付。法国目前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10%，现任政府去年的预算赤字为5.5%。但只要希腊这类边缘国家被迫用延长工时之类方式来支撑这个核心—边缘结构，法国政府仍然可以继续加高债务和赤字。事实上，在法国，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对选民做出一边减税一边却要增加福利支出这种看似矛盾的承诺。
刚刚过去的6月，欧盟议会选举中出现政治光谱的集体右转，这是继英国脱欧以来全球化在欧洲遭受的又一次重创。欧洲曾经是种族与文化和谐共处的实验场：肤色和服饰各异的人们可以在它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里共同生活，共同发展，而无需放弃各自的信仰。然而，现在，西方社会空前分裂了。在分裂中崛起的右翼普遍要复盘全球化浪潮中遭受冲击的“国家经济”以及国家视角，重新夯实那个虽然遭受冲击，但从来不曾倒塌的国家边界；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抛弃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普世价值表述，彻底回到民族化的国家修辞和赤裸裸的“法国利益”或“德国利益”，从而对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去领土化趋势进行“再领土化”或“再封建化”的逆向推动。此时的西方终于不再“虚伪”了。但是，不再“虚伪”的它们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即便对于希腊这个特殊国家来说，如果再来一次2009年那样的债务危机，右翼化的欧洲国家可能会发誓“永远捍卫希腊文明”，但极有可能会把希腊从救助名单上划掉。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的希腊新政堪称未雨绸缪，表明希腊人尽管天性超脱，但并非没有危机意识。
• （作者系辽宁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毕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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