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恶女,开始说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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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美国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一书中,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切入对语言学的研究,发现英语中的脏话和贬义词汇与女性有关。

02蒙特尔提出“收复再定义”的策略,鼓励女性在语言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改变被社会期待所塑造的自我形象。

03除此之外,辛儿提醒我们关注基于性别偏见的夸赞,这些夸赞往往潜藏着更深的贬抑和驯化,需要格外警惕。

04通过改变语言习惯,如使用中性词语、去除性别标签等,女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被侵犯的现象得到改善。

05辛儿认为,从微小日常的角度着手从小事入手,是任何人,想做成任何事情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中性的,普适的,没有性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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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淑荷
编辑 | 吴擎
一位语言恶女决定质疑英语。
我们几乎找不到比语言更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但是也正因如此,它其实拥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强大有力,“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
阿曼达·蒙特尔,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切入对语言学的研究,并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本书。
今年,这本书的中文版《语言恶女》(Wordslut),经女性译者李辛翻译,由明室Lucida出版。
她考察的对象是英语。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登上英伦三岛时使用的古英语,到现代美国英语之间,这门语言的变迁受到了航海、战争、工业革命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这些事件的主角——“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是男性。
我们的语言总是下意识地以男性作为叙事的主体,而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难以避免地会被当作客体,被描述、被比喻乃至被侮辱。
但是事情并非毫无希望。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蒙特尔的第二个发现。既然语言是经过建构的、可被改造的,那么一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在蒙特尔的原著当中,她使用“reclaim/reclamation”来命名这种努力。中文版《语言恶女》的译者李辛将蒙特尔的主张翻译为“收复再定义”,她觉得,“收复英语”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说法。
6月,南风窗联系到译者李辛。她在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执教,我们之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但是在沟通中,有一些东西把我们同频共振地带到了一起。在一个向往平等和自由的世界里,我们天涯若比邻。
01
脏话的秘密
如果你读了蒙特尔的书,会发现她是多么彻底地违反着人们对一个学者、一个女性的期待。她自称“wordslut”(作为书名译为“语言恶女”;书中另出现译法为“炫词狂魔”),大胆破除人们对脏话和俚语的偏见,使用跳脱活泼的行文风格——幽默有趣的讲述方式并不会降低内容的可信服性,这本身也是蒙特尔的主张。
跟译者李辛的交流是在蒙特尔的影响下进行的,我们都希望这是一次平等、轻松、愉快的交谈。李辛希望我称呼她“辛儿”,于是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也会继续使用这个取消了头衔、年龄、身份的称呼。
辛儿自称自己是一个“野路子零散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学习者,理论看了很多也忘了很多,现实与书本之间的鸿沟常常让她有“掉进茧房”的苦恼。在理论失效的地方,她更愿意提倡一种“我本位”的感受:“每个女性在被规训之前的婴幼儿时期都是以‘我’为本位的,每一个女性都是天生的女性主义者,所以对抗无力感和绝望感的方法就是重新关照‘我’的感受,尊重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一切,回到被规训前的婴幼儿状态,大声大力回击一切让自己丧失‘我’主体性的不适言行,才能从身边开始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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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人生》剧照
在采访中,我们顺着蒙特尔的论述思路,梳理了那些威胁到我们主体性的语言现象,并借助语言学的智慧寻求解决的办法。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当中曾经论述,“gossip”这个词如何从一个通常被用于亲密的女性朋友之间的语词,转变为一个表示闲聊、背后诽谤的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性别压迫是如何运作和再生产的,那么去追溯那些经常被用于定义和贬低妇女的词语的历史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语言恶女》当中,蒙特尔深入推进了这个“步骤”。通过引用语言学家缪丽尔·舒尔茨的研究,她让我们了解到词语的两种语义演变类型。一种是“词义转贬”,即一个词最初是中性的或者褒义的,最终演变成贬义的;与此相反的过程是“词义转褒”。蒙特尔使用这个视角去考察“脏话”,发现绝大多数的“脏话”都是与女性、女性生殖器有关的中性词转贬之后的结果。
“slut”源自中世纪英语当中的“slutte”,仅仅指“不修边幅的女人”,有时候也会用在邋遢的男性身上,而经过长期使用,它的含义转变成“不道德的、放荡淫乱的女人或妓女”。
“bitch”出现在英语当中的时候,仅指“动物”,后来词义不断缩小,从“雌性动物”到“母狗”,直到15世纪它被用来描述妓女,现在它被用来描述一个刻薄、专横、令人厌烦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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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姐妹》剧照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tart(果馅儿饼;骚货)、cunt(女性生殖器)、cherry(樱桃;处女)等词语身上,蒙特尔发现,“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食物,动物,或者性工作者”,而如果他们想骂一个男人,则会把他比作一个女人。
类似的事情也在汉语世界发生。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脏话都与女性有关,比如“他妈的”,比如“婊子”。辛儿指出,“婊”字本义同“表”,意思是“外”,“婊子”本作“表子”,用来指代男人的外室。但后来“婊子”这个词已经专门用来指代那些不符合男权社会贤良贞洁的女性规范、完全丧失身体自主权、被迫沦为底层性工具的女性群体。
很多并不那么“脏”,但是包含强烈贬义的习惯用语,也往往与女性有关。在杂文中常常出现“怨妇心态”,却不是“怨男心态”;当我们强调历史叙事的不可信时,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却不是“任人打扮的小男孩”。这些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来的,是男性出发的叙事,而女性只能作为被描述的一方。
除了内容,使用脏话的情况也值得讨论。
蒙特尔在书中提及,男性和女性对于“说脏话”有不同的动机,因为社会对男性有一种“他们理应说脏话”的期待,而女性则在违反这种期待的前提下使用脏话。台湾世新大学的蔡珮曾在研究中指出中文脏话的运作机制:“脏话的指示、情感与社交功能,是透过对女性的贬抑与污名化,来达成圈内人的内聚力,区隔于外的女性在圈内人内化父权且毫无意识对它奉行不渝之下,沦落为权力关系中的最弱势”。
我和辛儿对自己身边的朋友使用脏话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小调研,结果发现,很多女性选择不说脏话,因为现有脏话让她们感到非常不适;而男性使用脏话则会让他们迅速找到同类、融入同一个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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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史》截图
但是正像蒙特尔说的,表达强烈的情绪和侮辱别人是一种不可消弭的语言需求,很多女性同时也意识到,“现有脏话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特征,也不能为他们的身体赋予力量的人,可以发明一套全新的脏话系统”。
聪明的她们主动创造出其他策略来对抗脏话。
我总结了小调研中女孩们提供的几种办法。其一是取消脏话里的承受方而只使用动词来表达强烈感情;一种办法是以牙还牙,转而凝视男性;还有一种办法是把那些表达赞扬的脏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当中的男性指代更换为女性指代;另外一种办法则是,在一种积极主动的语境当中使用包含性别贬抑的词语或者创造新词,扭转词义转贬的过程。
这是蒙特尔这本书的书名的其中一层用意。通过把slut冠于己身,蒙特尔让这个英文脏话呈现出一种很酷的含义,“语言恶女”不是自我贬损,而是自我赋权,这是一种“收复再定义”。
02
收复脏话
我采访到的一个女孩提供了一个对抗词义转贬的有力案例。
她曾经历过“妇科炎症上脸”这样稀奇而恶劣的辱骂,她的反抗方式是逼问对方:“你说的妇科炎症是什么呀?有哪些表现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我搜一下,原来你这么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是妇女之友吗?”
这种反抗恰好就是“语义转贬”的反作用过程,通过一步步拆解、反问,让“转贬”的荒谬之处暴露出来:妇科炎症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你凭什么拿它骂我?
这个令人激赏的例子,让我和辛儿的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吃瘪的男人——他们惯常使用的贬损女性的语言方式,将要迎来必然的失效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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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荣耀》剧照
接下来我们整理了更多令人振奋的,收复脏话的例子。
“女拳”是对“女权”的污名化,最开始是男性网民对女性发声的嘲讽,已经演变成对常见的对女性的攻击。我们收复它的方式是重赋这个词语以正面含义,使用方法如:“姐妹打得一手好拳!”
“妇”这个字出现在日常用语当中含义大多不好,要么有强烈的性暗示,如“少妇”;要么有贬低女性的意味,如“怨妇”。我们收复它的方式是对字义进行新解,“女性推倒大山”;或者积极使用这个字进行自称,尤其在妇女节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网友会强调,“我就是妇女,不是少女也不是女神”。
“媛”这个字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含义变化,这个字本来的含义是“美好的女性”,但是经由“佛媛”“病媛”“学术媛”等网络舆论现象,它成了一个令很多女性避之不及的后缀。很多女性网友正在进行把这个字夺回来的努力,比如自称“程序媛”,或者创造正面积极的新成语“媛媛不断”,意思是girls help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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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她的她》剧照
“婊”这个字与它在英语里的对应词“bitch”经历了相似的收复过程。尤其以欧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为主导者,“bitch”在流行文化当中的含义被一定程度上改写成一种亲昵的自称,或者是对自信张扬的女性的夸赞。
中文世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评论章子怡“婊气冲天”,很大可能这不是一条“黑评”,相反,是在肯定这位曾经以倔强和野心闻名的女明星,正在重新“支棱”起来了。对“婊”字的这一用法,正在刷洗由“表”及“婊”的污名化痕迹,漫长的贬损女性的历史,正在被互联网、有创意的女性、更开放的语言环境改写。
语言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像化石一样保存了很多与当下时代不相符的文化陋习,在翻译《语言恶女》的过程中,辛儿觉得,有一些用语称得上是“语言糟粕”,也就是垃圾,而垃圾是需要处理和分类的,如果是可回收垃圾,有利用价值,就“收复再定义”;如果完全没有必要再利用,那就应该“扔了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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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一些人看来,女性用脏话来塑造自己的个性或凸显自己女性气质的行为,似乎是不妥的;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认为骂脏话有被赋权的感觉。对主流脏话的改造和对性别相关脏话的使用的研究,并不是在呼吁大家全面废除我们现有的脏话词汇,而是在引领我们有意识地思考,当限制级脏话从我们嘴中脱口而出的时候,我们希望向世界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蒙特尔的研究反复提醒我们,语言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改变世界的手段。
“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语言垃圾分类”,语言是一个活的系统,它每时每刻都受到使用者的影响。构建新的语言习惯,能够重塑认知和文化传统,它需要创意、勇气、坚持和团结——而这些都是常常出现在女性身上的特质。
03
微小的努力
对几乎每个女性来说,在日常语言中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被侵犯,已经是太过常见的体验。
辛儿对“被侮辱”这件事提出了新颖而有力的看法,“如果有人用侮辱女性的脏话骂我,只能证明我的言行不符合他对女性刻板印象式的期待,那说明我遵从了我自己的意志,没有符合他的期待,这种情况他需要跟自己和解,我有什么好生气的?而且当你清楚知道一个人用这种脏话骂你是为了达到怎样的贬损目的时,就一点都气不起来,只觉得骂你的这个人可笑——除了性别和性缘脑,他们还剩下什么?理性的思考会消解脏话的侮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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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史》截图
相比脏话,辛儿觉得,基于性别偏见的夸赞往往潜藏着更深的贬抑和驯化,需要格外警惕。
她想起两个例子。有男性朋友觉得自己性格大气,就称其“辛哥”“辛爷”,因为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样”;生育之后,外界对她的夸赞增加了新的维度,诸如“贤妻良母”“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些说法都在强调女性的自我牺牲和奉献,“拿母职禁锢你”。
我们接着回忆了更多例子。比如,如果一个女性擅于厨艺,免不了会有人把她的特长与婚后的劳动价值捆绑在一起,“谁要是娶了你可真是享福了”。这样的“夸赞”,实际上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忽略,甚至是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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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故事》剧照
除了语言的内容,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被施加了不应有的偏见。蒙特尔在书中提到,气泡音、过多的“you know”、句尾升调,都是让说话者听起来不自信、不成熟的语言习惯——多出现在年轻女性身上。在中文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很多语言习惯被打上女性化的标签,比如过多的“然后”“完了以后”、用“嗯”来延宕思考、过于礼貌、总是道歉等等。辛儿提出,女性说话听起来不自信更多并不是女性的错,而是因为女性被社会期待要温柔、善解人意、不能太直接或有攻击性。但是实际上,很多男性在需要释放亲近感和示弱的场合,也会有意识地多用语气词和礼貌用语。
除了侮辱和夸赞这样情绪性的语言现象,我们还会遇到给中性行为施加性别偏见的情况。
比如“女士菜”。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口味偏甜的佳肴,比如糖醋里脊、拔丝地瓜,有时候它们也被称为“小孩菜”,但都是为了与饭桌上喝酒谈事的男性所吃的“硬菜”区分开。辛儿想到了女士饮品、女士香烟,这些既没有生理性别又没有社会性别的非生物,仅以大和小、强和弱、烈和柔就被人为区分性别。
辛儿提到她学习绘画的经历,教材上和课堂中有一个分类:曲线是女性的,直线是男性的。“我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定义?答曰:因为曲线柔美,是女性的;直线刚硬,是男性的。不知道把曲线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能不能发现XX染色体,在直线里能不能发现XY染色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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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就算这份爱恋从世界上消失》剧照
20世纪初,语言学界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它有较温和和较激进的两种解释版本:语言能影响人的思考;或者语言能决定思维方式。以这个假说为母本的电影《降临》,曾幻想一种通过掌握外星语言而掌握外星超能力的可能——如果你能改变自己的语言,你就能改变自己的世界。
以男性为主体的语言,体现为脏话、夸赞、描述性行为的方式、定义职业的方式等等表象,构建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所以女性亟需发明一种全新的、以她们自己的世界观为中心的语言”,而蒙特尔鼓励我们,“女性在语言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
采访的结尾,辛儿还纠正了一个来自我的性别偏见。当我疑问,从语言这样的小处着手来改变世界,是否也是一种“女性化”的斡旋方式,辛儿表示,“从微小日常的角度着手从小事入手,是任何人,想做成任何事情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这是一个人人适用的逻辑和方法,是中性的,普适的,没有性别之分。”
使用怎样的方式说话不能定义一个人,更不能定义ta的性别;而很多词汇的形成和语言的演变并不是自然现象,它经过偏见的建构也能被个人的努力改变,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辛儿称这个过程,“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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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如果我们只关注远方,很容易陷入个人与庞大事物对抗时不可避免的,螳臂当车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但是长远的未来是由近处的未来铺就的,大的变革是由每一个小的改变奠定的,而改变我们使用的语言,就是这样一件每个人都能做、每个人从现在这一刻就能开始做的事。”
她琢磨出了一个“一个台阶”理论。“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在她/他的认知范围内,一次上一个台阶的改变。对女性:帮她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喘口气,过得稍微舒服一点。对男性:能改变其一些认知就改变其一些认知,死不悔改的男的,就让他对你有所忌惮,知道你不好惹,收敛自己的言行,装也得给老娘装出个尊重的样子出来!”
在书中,蒙特尔曾经开了一把老学究的玩笑。“顽固偏执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学院派将被留在车站,而在语言上灵活多变、包容各种性别的一代人将乘车远去,融入落日余晖。”
辛儿祝愿我们“自我而自由”,我们将在远方相见,“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2024年杂志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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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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