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巴黎,哪个真?

“巴黎译语本花名,草木枝头缀嫩英。结实含浆原毒质,奈何袭取号都城。”
这是写于清末的37首《巴黎竹枝词》中第一首,作者是著名外交官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他“精法文算学”“其他著述甚多”,翻译的《江海险要图志》至今仍有影响。陈寿彭于1885年4月被公派留学英国三年,其间写成《欧陆纪游》,《巴黎竹枝词》便收在其中。
诗中指出:巴黎本是花的名字,即原产荷兰的花烛(又称红掌等),色彩绚烂,但果实有毒。陈寿彭故作惊讶:为什么要用有毒花的名字给首都定名?
陈寿彭巧妙地传达了当时国人的普遍感受:
一方面,法国曾对中国呈现了相当的善意,著名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间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晚年伏尔泰的书房中,一直挂着孔子画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哲学、法国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巴黎因其辉煌的革命史和城市精神,被许多中国人视为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法国又是当时对中国持种族偏见、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黄祸论”的推手之一。自诩为欧洲文明之都的巴黎,却充斥着污秽、混乱、喧闹、奢靡,让人难生敬意。
巴黎奥运会即将召开,而陈寿彭之惑,今人亦难找到答案:两个迥异的巴黎,哪个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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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4日,法国巴黎街道挂起中法两国国旗。(图片来自中新社)
三个法国人开启了东西交流
最早开启近世东西方交流的,是三个法国人:悠傲、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
先说悠傲,他在1243年写信给法国波尔多大主教,首次介绍蒙古西征大军,据学者田俊武、尚秀玲钩沉,这是欧洲对东方的最早记录。
1241年春,蒙古大军攻击奥地利新城小镇,悠傲是目击者,称蒙古人“胸部健硕,脸瘦而苍白,双肩宽阔健壮,鼻子扁而且短,下巴又长又尖,上颌低弯,牙齿细长,双眉由前额延伸至鼻梁,眼珠黑色,目光不定,面部表情狰狞恐怖,主关节筋骨强健,大腿粗壮,腿短,但是身材却同我们一样高大,腿上缺少的那部分长度由上身补回来,他们的国土是一片古老而荒芜的沙漠”。
此外,“他们(指蒙古军队)的马体型不大,但是非常结实,仅靠一点草料便能维持”“他们是特别出色的弓箭手,是带弓的狡猾的骑士”等,较准确。
悠傲发现,在蒙古大军中当翻译的,竟是一名英国流浪汉。悠傲也将蒙古大军视为“天罚”,刻意比附几百年前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加入血腥内容。
再说柏朗嘉宾(他出生在意大利),1245年,63岁的他奉教皇之命,从里昂出发,出使蒙古,最终到达哈拉和林,参加了贵由汗(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的登基大典。柏朗嘉宾试图说服贵由改信天主教,未成功,但颇得礼遇,故而在记录中颇有美言:“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送来出身可疑的马
至于鲁布鲁克,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派他去见蒙古大汗,拉其入天主教,共同夹击西亚。鲁布鲁克见到了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第二次西征的领导者),拔都婉拒说:“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不肯与法王结盟。
路易九世已带兵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几乎占领埃及,却遇瘟疫,路易九世以为蒙古大军必来,一再等待,结果被埃及苏丹雇佣的钦察(突厥人的一支)骑兵打败,路易九世被俘,4年后才被赎回法国。
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给蒙古大汗留下好印象。1299年和1305年,忽必烈批准在元大都(今北京)建教堂两座。
让传教士们苦恼的是,元朝公开索要礼物,且非常重视其珍贵程度。元惠宗在给教皇的信中,直接讨要“西方马匹及其他珍品”。据英国学者程思丽钩沉,元至正二年(1342年)秋,教皇派马黎诺里到元大都,带来一匹“异马”。
据《元史》:“七月八日,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佛郎国(或佛郎机)即法兰西,时中国人将欧洲人都称为佛郎机。
元顺帝大喜,命欧阳玄作诗纪念,欧阳玄写道:“惟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仅得大宛马数匹,今不烦一兵而天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这首《天马颂》的开头几句是:“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玄云被身两玉蹄,高踰五尺修倍之。”
这匹马是欧洲马,还是路上买的阿拉伯马?史无记载。
伏尔泰称中国是“新天地”
明中期起,大量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他们的记录震动欧洲,法国尤甚。
一方面,法王路易十四与康熙联系密切,他派出白晋、张诚等,被康熙重用。1697年,白晋回法,携去康熙赠路易十四的49卷中国图书,白晋写《康熙帝传》进献。1698年3月,白晋返华,带来路易十四的礼物。
另一方面,当时法国不仅国王世袭,高官亦世袭,清朝则“官无封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羡慕不已,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的魁奈也说:“大概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像在中国那样自由地向君主进谏。”魁奈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合法专制”。
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中国宫”,致“中国风”风靡欧洲。据学者吴震钩沉,1792年,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克里姆则称:“有一个时期,每家壁炉上陈设着中国的物品,而许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的。”
面对“中国热”,法英态度迥异。据学者侯贝在《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中钩沉,英国在18世纪末派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只有商人,形成“怀疑和讥讽的风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说:“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群卑劣的牧人或利欲熏心的奴隶。”
法国相对宽容,伏尔泰将“发现中国”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并论,称:“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
制造“想象的中国”
对法国的“中国热”,清政府反应冷淡。当时佛郎机指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三国,西班牙早有过入侵明朝计划,此后不断制造麻烦,清廷认为法国是“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且法国称霸欧陆,“其人鸷悍,为诸夷所畏”,避之唯恐不及。
力挺“中国热”的法国学者们不真正了解中国,比如魁奈说:“这个国家(指中国)国泰民安,从未爆发过战争,从未侵略过他国。”
耶稣会传教士为凸显自身成功,只说中国优点,不说缺点,孟德斯鸠便质疑道:“一切都令人钦羡……大自然难道总是如此美好,而竟无任何瑕疵吗?”传教士博多向欧洲介绍了《易经》,可他又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相信占卜,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占卜体系是后来被添加到儒家典籍中的。”
制造“想象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的“光自东方来”形成共鸣。彼时西方人对近代化造成的礼崩乐坏不满,提出“东方崇精神,西方崇物质”,认为西方应向东方学习精神。
乍一看是好话,但正如著名学者萨义德所说,此即东方主义,它将东方变成他者,“与我们不同”,初期羡慕、学习、敬仰,随着接触增多,发现东方也有“崇物质”一面,转而失望、厌弃、愤怒,这就给掠夺提供了借口,以“送去现代文明”之名,西方坦然加害东方。
东西方本是同样的人,“光自东方来”将东方踢出人的行列,使“理解之同情”无法形成。狄德罗写道:“我们大概受骗了。”从头至尾,是西方人在脑筋急转弯,中国人未参与,却“合理地”被欧洲人鄙夷。
宽容成了稀缺品
据学者于晓杰的《傲慢与偏见》,可见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化。
于勒·埃迪尔是一名法国摄影师,1843年来华,他在《黄埔条约》签订时给耆英拍了照片,是目前所知的首张中国人像照片。
在澳门游览时,埃迪尔发现有人以“西洋镜”为名,展览淫秽图片牟利,他大感震惊:“中国的隐私比欧洲更加闭塞,监管无法扩展很远,不能有效地限制中国人满足感官的过高需求。”但他同时承认,在人满为患的剧场,中国人仍坚持排队,欧洲底层平民难以做到,“就民风温和与礼仪教养方面而言,中华文明显然在我们的文明之上”。
对于中国是否会变成另一个印度,埃迪尔予以否定:“不,无论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还是这个智慧民族的道德品质,还是气候赋予人口的温和习俗,没有任何因素能使这种假设成为可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罗什舒阿尔则态度陡变:“所有中国人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在他们之中区分两个中国人是如此困难,因为他们总是长着一样凸起的颧骨,一样的塌鼻子,一样的面部角度,一样的黄牙和一样油亮的脸。”
对于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罗什舒阿尔也不满意,认为会给世界带来灾难:“黄种人将会涌入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全面的动乱……在印度、在日本、美国的海峡地区都有中国人在工作,可以意识到危险不是想象的,也并不遥远,危险已经在敲我们的门。”
罗什舒阿尔和魁奈是一体两面,均罔顾事实,只据想象乱下结论,埃迪尔式的宽容异常珍贵,可惜是稀缺品。
康有为也被忽悠了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渴望“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巴黎成了梦想之城,“繁盛之都,花园锦簇。洋楼层叠,大厦云连。建筑宏伟,雕刻优美。电线铁道,纵横如网。汽车马车,往来如梳(梭)……未开之民,置身斯境,目眩神迷……曰文明文明,其在是矣”。
这依然是“光自东方来”的余毒,只是又变成了“光自西方来”。
据学者柳伟的《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1905年,康有为在巴黎逗留10余日,三登埃菲尔铁塔,他发现,巴黎绝非文明之都,“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闼,其淫乐竟日彻夜。已领牌之妓女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
更让康有为震惊的是,法国名为民主国,社会却高度不平等,“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政,超然不与平民齐”“聚一国之贵室以纵奢淫、盛容饰,甚且以骄侈不足,窃及府库,则中国古今未有之”。
康有为承认巴黎博物院、埃菲尔铁塔“实甲天下”,除此之外,“无可惊美者”“岂知其无甚可观若此耶”,且“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奸诈”。康有为感慨道:“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显然,康有为又落入“光自东方来”的陷阱,他以为巴黎是解药,但世上哪有终极解药。世界永不完美,否则何谈进步。现代人应多看少议,重沉浸式体验,轻以己度人。善看者,总能将两个巴黎融为一个,那才是真实的巴黎。(完)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