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第十四届江苏书展“新华书房”读书分享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是一场既安静又丰盛，充满内在律动与生命共鸣的精彩分享——围绕“让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著名“外卖诗人”王计兵、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山海情》编剧杨筱艳、坚持在地书写的宜兴作家乐心共聚一堂，以“非职业写作者”的独特身份，讲述文学与人生相遇所碰撞出的无限可能。
活动吸引了上百名读者自发参与，有读者从南京、宁波、上海等地赶来，现场年纪最大的读者91岁，最小的9岁，活动结束后读者们仍簇拥着作家热烈交流，久久不愿离去。
文学的“种子”落在心里
谈到与文学的结缘，1969年出生的王计兵回想起年轻时那段灰暗辛劳的打工岁月。1988年，王计兵初中都没有上完，就跟着建筑队出去做了农民工，踏进工地的第一天，他对人生怀有的美好梦想就被现实击了个粉碎。
直到有一天，王计兵在路边昏暗的灯光下与旧书摊相遇。面对亲切的文字，他想起课堂上学过的都德《最后一课》，生出了“久别重逢”之感。他和老板商量：让我免费看书，就当给你做个伴。于是每天夜幕降临后，王计兵就来到旧书摊，在昏黄灯光下如饥似渴地捧读古龙、金庸、琼瑶……每次还没看完，书就被读者买走了。遗憾失望之际，他想到高鹗续写《红楼梦》的故事，开始给那些有头无尾的故事“安排”结局。直到1992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
对杨筱艳而言，与文学的结缘得益于良师益友。小学三年级时，一本《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集》犹如神奇魔盒，打开了她与文学的奇妙机缘。因着文学的感召，上大学时杨筱艳开始创作投稿，屡屡失败，她的大学语文老师严肃地对她说：“筱艳，你搞错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顺序。你还没有读书就要写书，你还没有生活你就要写作。”老师的话犹如一记重锤，此后20年间，杨筱艳不再“闭门造车”，而是专心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直到38岁时她接手了一个棘手难管的班级，成为她“非写不可”的机缘。
“这个班级的孩子特别调皮捣蛋，我想到用教育叙事的方式，在博客上更新自己和孩子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来解决教学中的困惑。等我贴到第23章的时候，有一位编辑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出书，于是就有了我的儿童文学处女作《五四班的孩子》。”杨筱艳说。
宜兴作家乐心出生在太湖边的周铁镇，小时候，爸爸妈妈去上班，乐心就站在门槛上看来来往往的人，她看农民上街，看街坊邻居交谈，看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罗大佑的歌在她的心头响起：为什么太阳总是下在山的那一边？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这种对生活的幻想和好奇其实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乐心说，“我二十几岁考上宜兴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从此接触到广阔的世界；我成为副总编以后，开始不满足于一事一议的通讯报道，想用文学的语言来反映世界的温情、世间的甘苦，传递人与人之间柔软的东西。写了散文还觉得还不够，于是有了更大体量的长篇小说《十八拍》。”乐心告诉读者，写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她可以“借千万人的眼，感受千万种人生”，自由地安排人物的命运，让现实生活中没能在一起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她也在文学中谈了一场又一场丰盈的恋爱。
在平凡生活中追寻生命之光
2021年的热播剧《乔家的儿女》让观众熟知了杨筱艳的B面“编剧未夕”，随后，她又参与集体创作电视剧《山海情》。文学如何扎根大地、获取养料，同时超越生活、成就荧屏经典？读者渴望了解“编剧未夕”点石成金的密码。
《山海情》是杨筱艳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乡村题材。忆起现实生活中70多岁的“水花”原型，杨筱艳感叹人物身上蕴藉的生命能量以及生活本身具有的力量：包办婚姻，丈夫瘫痪，为了养家糊口，“水花”每天凌晨4点起来做面条，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有一天她实在太疲惫了，竟在车上睡着，一下子把车骑到麦田里，一早晨做的面条全部被打翻，她绝望地趴在地上哭了起来……“然后她怎么办呢？她哭了一会儿坐起来，坐在田埂上，看太阳渐渐升起，照在金黄的麦穗上。她把眼泪一擦，重新扶起车子继续往前。那种坚韧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忘记技巧，忘记文学的手法，只想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作品离不开生活！我又一次深切地理解了老师对我的教导。”
这种属于“人”的力量，也体现在乐心笔下那些活泼的乡土生命里。乐心称她的新书《樱红蕉绿》是一本“时间之书”，一本“生命意义之书”：“我在乡土大地上追寻，那些皓月之光、那些萤火微柔之光，都是大地上的生命之光。”
乐心说，她笔下的人物有的是像赵亚夫这样的“皓月之光”，但更多的是那些平凡的生命，他们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而是“一把种子落在泥土里开出花来”。“我曾在沙塘港村碰到两个老头老戴和老裴，77岁，想亲自打一艘扯篷船，把太湖地区的风情符号和乡愁记忆留存下来。村里人都说两个老头发痴，老戴反驳：我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他们打船一年，我跟踪了6个月。2021年6月23日，这天太湖的风力正好，我们坐着亲手打造的扯篷船荡漾太湖之上，在船上大声唱道：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还看今朝……”
王计兵告诉读者，送外卖时踏上的崭新道路常给他带来创作的灵感。书展期间，他坚持骑电瓶车往返于昆山家中和苏州会场，当他拐到小路时，诗神如约而至，他打开手机用语音创作：我仿佛是装进容器时飞溅出来的一滴水/而我扶住电瓶车的车把，只要我用力/我的双臂就会笔直，像一个“=”/而我弯曲的双腿恰恰像“《》”/我愿意用这个“《》”，括住我一生的水滴……
王计兵说，目前，全国拥有超8400万名快递员、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其中仅外卖小哥就有1300多万。庞大的“小哥”群体促使他更多地思考小哥的“明天”、呼唤小哥的“春天”。通过对身边的外卖小哥进行问卷调查，他得以倾听许多同行的故事。《低处飞行》中有一首《八根肋骨》，写一位同行在雨天送餐时摔断了八根肋骨，这个故事让王计兵感到“特别痛苦”。“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他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他本身个子很小，摔断肋骨又减去两厘米身高，写的时候我特意提到一个细节，说他老婆从前就比他高，现在比他更高了。”
有了文学我们才是生活着
从报社副总编的位置退休后，乐心说她“像一条鱼塘里的鱼奔向了大海的宽广”，这片大海就是她的故乡。一个见多识广的媒体人，为何退回到故乡这片“狭窄”的天地？在生命的原点，她与文学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动人故事？
退休后，乐心在家乡认识了一个90岁的写碑人，他年轻时毕业于无锡师范，后因生活变故依靠写碑为生，家乡方圆20里内的桥碑墓碑都是他写的。“他说，丫头，人在这个世上就算落到最低处，我们都要能站起来，要有一点本事。当他喊我丫头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了，因为我的双亲早已去世，再没有人叫我丫头了。文化站站长看到我掉泪对我说：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感动、不能掉泪，她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感人。”
而在今年7月，作家杨筱艳也正式退休，告别了自己坚守数十载的三尺讲台。“工作与创作如何平衡，我抓住一个原则：在学校绝不做私人的事情，在家绝不做工作上的事情。晚上回到家，雷打不动，每晚写上三千字；在学校，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上课、改作业、做PPT、出卷子、课后辅导、看护学生吃饭做操，全情投入在学生身上。”
她和学生之间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一位当年很优秀的女学生告别痛楚的婚姻后，和女儿站在向日葵花海里，合拍了一张寓意“新生”的照片送给了杨筱艳。在她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期末考试后，一名“差生”史无前例地取得了英语89分的优异成绩，他送给杨筱艳一张贺卡作为离别礼物。其中除了附赠自己的照片，还有自己攒下的20块钱，他用他童稚却饱含真诚的方式，向亲爱的“杨老师”献上一份感恩和敬意。
因为家人的激烈反对，王计兵曾有长达25年的只创作不投稿的幽暗时光。为了体验小说人物失去双亲的悲痛，王计兵身披白布模拟披麻戴孝，结果被街坊误会，他父亲气得大发雷霆。于是有一天，王计兵结束白天的捞沙工作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婚后，王计兵的爱人也不喜欢他写作，为遵守自己对家人的承诺和责任，他在长达25年中没有投稿，却无法“戒断”阅读和写作——在拾荒得来的废纸上写诗，捡到书后读完再拿去卖，实在没书读太难受了，就去新华书店买本新书，然后放在泥土里“做旧”，再大大方方地拿回家……
“直到2019年我在网络上发酵后，才和爱人坦承自己在写作，可我爱人却说她早就知道了，原来她洗衣服时经常从我口袋里掏出圆珠笔、钢笔，都扎坏了几件衣服——原来我们家演了一出‘谍中谍’啊，还演了那么多年。”王计兵的话语里，透露着被“宠溺”的羞涩和幸福。
对三位作家而言，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他们如此坚守？
“等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有人指着我的墓碑说，‘这个人喜欢文学，用尽了一生的时光’，可能是对我最大的褒奖。”王计兵说，“我认为文学可以修正一个人，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好人，我更相信文字是所有事物的种子，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字、喜欢文学，只要我们拥有了种子，春天迟早会来。”
“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需要一道光，对我来说这个光就是文学。电影《死亡诗社》中的教师约翰·基丁是我的职业明灯，他跟他的学生说过一句话：‘对的，法律、建筑、经济，所有这一切是构成我们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文学、艺术、诗歌、美，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对我来说，文学很简单，就像洗脸刷牙一样自然；文学又很崇高，没有文学，我只是生着、活着，有了文学我才是生活着。”杨筱艳说。
在乐心看来，文学让人类在平凡世界里葆有一颗勇敢的心，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文学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河流之上的一条河，人心与人心之间相互连接的心桥，让我们体会生命的饱满。乐心说，她在今天的分享会现场看到了很多从外地赶来、为文学奔赴的读者，这种书卷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岁月包浆，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光泽，拥有被文学打磨的温厚“包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