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朋友”共处的道德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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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文
发现动物、重建人与动物的新型关系,这是我所感受到的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新倾向。
对于动物,我们有了诸多重新发现和新的认知:人类对于世界运作模式的重新理解,学术界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养宠物家庭的增加等等,都可能促进这样的新认知。微媒体和网络视频的发展,也加速了认识水平的提升。一些在私人住宅中人与动物的微妙互动被公开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使得更多人获得了就近观察的机会。尤其是和宠物猫狗的互动画面,网络上出现得十分密集。比如当你深度和猫咪互动时,你可能会发现,动物也有深刻的感情,有尊严和记忆,每只动物的性格也不同,它们会表达内疚、仇恨,也会表达关心、害怕等,它们内在世界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识。而当你同时养了几只猫,你还会发现猫是有社交的,他们彼此不仅有竞争,还有合纵连横,还有彼此之间的宽容和接纳。
我们对于动物有过多的误解和污名话语,所以当有人以猫狗贬斥某种低下人格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缺乏教养的表现,因为它缺乏宽广深厚的同理心,至少是缺乏一种知识,而这个知识在以前看来是可有可无的,现在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和动物之间建立了越来越深入的亲密关系,但在这样的关系氛围里面,我们却经常因为无法获得观念上的自洽而焦虑。如果你热爱动物,愿意将一种关系共同体扩大,那么你可能最终会发现自己的“伪善”。你要喂养你的宠物猫,每天除了给它吃猫粮,还有肉类罐头,那些罐头也都是由鱼肉和鸡肉等构成。有人不愿意给动物带来痛苦,因此发心吃素,但你喂养的猫每天却可能消耗比你更多的动物数量。我们知道在吃素的人群中,有吃全素或半素的,有人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有人则是一种文化行动或出于某种神秘理论。但这种文化行动的意义和内在依据,却往往是一种模糊的信念,缺乏严格的逻辑性。到底为什么要吃素?当身体缺乏动物蛋白的时候,食素者该怎么办?这其中的道德正当性究竟源于何处?
以上种种状况,都让人内心不安。人们苦于缺乏可以依靠的思想资源,造成认知和行动上的模棱两可。在笔者有限的知识里,除了唐纳·哈拉维是我们这些年经常提到的关于动物研究的思想资源之一外,2010年国内还出版过一本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研究》,还有一些零散的文献。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地区的相关资源要富足得多,比如2008年有一本译著《正义的界限:残障、全球正义和动物正义》,其中提到一个颇为新颖的概念——动物正义。笔者记得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先生很多年前在论述文化现代性时,就将动物伦理列为现代性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但当时的论述十分粗略。另外,他最近在大陆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人和动物关系模式分析的专著《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2024),笔者近日拜读了这本由讲座构成的专著。
在介绍动物伦理思想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唐纳·哈拉维,以此可以管窥国外学者有关动物思想的研究。唐纳·哈拉维是著名的以研究后人类主义著称的哲学家,她早年研究动物学和生物学,其著作在十年前就被翻译到中国,在学术界影响甚巨。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比如她对于伴侣动物的论述观点就很具启发性。她提到狗的进化史:一般地,我们会将狗论述为人类将野狼加以驯化与改造,将野性十足的动物塑造成了我们的生活伴侣。在这个过程中,狗是被动的,是被塑造的。但唐纳·哈拉维认为,狗和人是共同进化的,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一起生成,二者完全是共生关系,不是单向度的支配关系和驯化关系。伴侣物种互为构成,共同进化。唐纳·哈拉维别开生面的先锋性诠释,让我们对于动物有了不同的视角。
和唐纳·哈拉维的理论原创性相比,钱永祥的相关论述更多是对于国外理论的介绍和梳理,并做出自己的一些点评。哲学家的思考也许抽象,但若能深入了解,将让我们在进入人与动物关系情境的思考中,获得一些深刻的哲学路径。
人类每天吃肉,但是肉的来源以及动物被屠杀的场景,却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可见,这无法激发人类的同情。这种不可见,一方面来自于现代生活方式的遮盖,另一方面则显然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对于动物的贬抑如此根深蒂固,在于我们认定这些动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无视动物的痛苦,或者认为它们的痛苦没有价值。动物就这样被驱逐出了人类的道德领域,无法获得道德的保护。这样的情感状态既来自于人类的傲慢,也来自于人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匮乏。我们缺乏深刻的共情能力。
钱永祥先生列专章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来源,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来自于人类的生理结构和认知结构,人类以自己为中心观看外在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可避免,但是评价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是要检讨的。
有趣的是,在原始社会和远古时代,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反而是更为平等的,那时人类和动物能保留某种精神层面的沟通,这从远古神话和巫术以及图腾信仰中可以看出端倪。我相信,这种原始的平等还来自于人类和动物的深度交流,那时候人类和动物相处机会更多,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视发生在每日生活里。
关于动物伦理,古代就有零散表述,但多是不系统的。动物伦理成为学院内的专门研究领域,始于1975年。这一年,29岁的澳大利亚哲学教师彼得·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一书,为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本书被称为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钱永祥先生说自己当年阅读这本书有如“当头棒喝”,从此走上动物保护之路。
彼得·辛格的理论受到边沁等人的效益主义(常被译为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效益主义是一种低调的道德观,关心个体少受痛苦,多享受快乐。它不关心动机,只关心结果,因为好的动机未必带来好的结果。效益主义关注后果由谁来承受,焦点转移到了行为的承受者身上。如果焦点一直在行为者身上,能对他们提出道德要求的,则是那些具有理性和道德能力的人类,因此将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儿童和动物都会排斥在外。如果反过来关注行为的承受者——那些被行为者影响到的人,那么就没有理由将那些没有理性和没有道德能力的人或动物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因此婴儿、痴呆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和动物都被纳入到了道德领域之中。若论理性能力,一匹成年马的理性能力可能大于刚出生的婴儿,因此道德范围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思考。效益主义者更能够破除成见,个体所承受的利益与伤害在这里获得了同等的重视与考量。他们不关心动物是否能懂得逻辑推理(这一点是人类最值得自豪的方面),而是关心动物是否能够感受到痛苦。彼得·辛格动物伦理学的特点就是他重点追问:动物是否能感受到痛苦。
那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出现了:痛苦是主观的,子非鱼,安知鱼之痛?我们如何得知动物的痛苦?辛格的解释是,我们可以根据动物的神经系统和人类的类似程度,以及动物的行为外观来推知。既然动物可以感受痛苦,那么动物就有利益可言,就应该获得道德地位,讲究利益的效益主义就要将动物纳入同等的考量。
以上是原理的部分。若让我们把理论和生活加以联系,就可以将问题具体化。我们既然要考虑动物的利益,所以善良的人要吃素,但是人类如何维持自己赖以生存的营养?我们究竟该不该吃肉,该如何吃肉?这些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更具实践意义。辛格认为,面对动物有两种极端的思想,一种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它们完全忽视动物的利益;一种是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要求人类放弃必要的利益。辛格对于这两者都不赞成,他认为利益应该平等考量,但并不认为生命是平等的,人类能感知到的痛苦和快乐,还是比动物来得丰富。他认为,出于活命的需要吃肉是容许的,因纽特人几乎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动物,所以他们吃肉是天经地义的。什么情况下吃肉是错的?辛格说:当我们为了满足美食和出于习惯而吃肉。
所以辛格是一种温和的食肉主义者,一种量化的素食主义,他有一种弹性的吃肉态度和食物伦理。他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吃肉的数量和次数,因为食肉不仅带来对动物的伤害,也带来对于人类自身的伤害,比如喂养肉食动物会耗费大量粮食,释放巨量甲烷等。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用动物来做实验是不是不道德?美国每年使用8000万到一亿只动物做实验,中国2015年使用了1200万只实验动物。每年有大量的动物实验报告,这些报告从未将动物的痛苦写进去。这当然是极大的不公平。辛格作为一个效益主义者,他的态度是,首先质疑这些动物实验是否有必要,或者说他们的效用是否远远大于动物所付出的痛苦。他认为,人们可能过于夸大了一些动物实验的必要性。他对于这个问题最后的观点是:当实验所获得的医疗效益远远高于实验对象所付出的牺牲时,这个实验就是合理的。辛格没有一味地反对动物实验,他认为在动物实验之前,要先进行伦理讨论。比如英国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3R原则:Replace(以其他研究方法取代)、Re-duce(减少实验动物的数量)、Refine(改善实验动物的待遇)。
纵然如此,辛格也因为自己的某些言论而被批评为纳粹。但对辛格理论进行系统批评的,是美国哲学家汤姆·里根。他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动物权利的理由》,被称为康德式动物伦理学。康德主义和效益主义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道德哲学传统。汤姆·里根的著作没有辛格的著作那么有名,但被钱永祥先生定位为关乎动物伦理哲学思想的第二个里程碑。
汤姆·里根认为,辛格理论在于计算动物的感受和利益的数量,在于计算生命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比例,而忽视了“动物本身”。在辛格看来,生命本身似乎无所谓绝对的价值,而是越快乐的生命越有价值。而且由于效益主义允许伤害少数人(或者动物),增加多数人的幸福,因此效益主义动物伦理学开启了残酷使用动物的口子。可见,“里根对于辛格的批评呼应着功利主义本身经常受到的谴责”。
里根的理论让动物的“主体”现身。里根认为之所以要关爱动物,是因为动物本身具有价值,动物的道德价值是建立在主体本身上面的。钱永祥用一章的篇幅来讲述里根如何“寻找动物的主体”。可以说,辛格似乎更关注利益,但里根更为关注利益的主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里根使用了“固有价值”(inherentvalue)这个概念。一个事物之所以有价值,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即是一种价值,也可能是因为它乃是追求或取得其他价值的工具。固有价值类似于前者。保护动物,是因为有益于我们的道德状况,而且有利于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是将动物工具化。里根认为动物具有固有价值,就好似康德所谓的人类拥有人格尊严一样。
里根还创造了一个概念——生活的主体(the-subject-of-a-life)。“一个个体,只要多多少少有意识地活着,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会让他的生活过的比较好或者比较坏,他多多少少会在意,他就是自己生活的主体。”里根认为,动物也是自己生活的主体,因此它本身就应该被尊重。但钱永祥先生认为这个概念并不严谨,比如植物人也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体,那么我们是否就对他可以不尊重,甚至拿他来进行实验,就像拿动物进行实验那样?
里根称自己的观点为绝对禁止论,就是禁止一切使用和伤害动物的方式。不能将动物当食物、玩具,也不能当作实验工具。但是他还是认为动物的生命内容毕竟没有人类丰富,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牺牲动物来拯救人类,那动物还是可以牺牲的。这样的观点恍惚让人感觉又回到了辛格理论当中。可见,动物伦理相关哲学的不平稳、不成熟之处。
动物伦理“三杰”中的第三位,是纳斯鲍姆,她的理论架构来自于亚里士多德。钱永祥认为,纳斯鲍姆的理论和里根、辛格的理论一起,代表着想象动物的三个重要阶段。他认为里根的所谓“生活主体”过于抽象,缺乏内容,动物作为生物和肉体的部分则被遗忘了,而纳斯鲍姆对于动物生命的设想更为完整和真实。纳斯鲍姆是一位美国女性哲学家,她从亚里士多德“致善论”中发展出了“能力论”,这个理论本来是在经济政治哲学领域发展出来的一种伦理学,但后来她又将这个理论用于动物。
“能力论是一套想象生命历程、评估生命品质的哲学理论,它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生命并不是静态的事实,而是一种动态的成长过程,在过程中逐渐实现它潜在的本质,展现它的本性,一个生命若是能充分发挥其禀赋本性,就构成了所谓的美好生命。”钱永祥以《中庸》中的一句话作为概括,认为这样的生命诉求就是“能尽其性”。
一个生命要展现它的本性,实现它的本性,把它的天赋的可能性活出来。对于人来说是如此,对于动物来说也是如此。但其中的悖论也十分明显,让动物活出其本性,那么动物残酷猎杀其他生物的本性,我们是否也认定其为正面的?而自然(Nature)这个东西往往被我们理想化和浪漫化了,一方面它指大自然,一方面它指“本性”——而大自然丛林中充满了腐朽和冷酷,人类和动物本性中也不尽是良善。我们不能对自然照单全收。如果老鼠和苍蝇也要活出其本性,我们人类又如何对它们做出妥善的行动?
在以上三个哲学家的介绍之后,钱永祥还介绍了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强调了后来居上的生态女性主义。人类支配动物,文化支配自然,男人支配女人,它们处于相似的层级结构里面,女人和动物经常一样被认为是不理性的、缺乏逻辑的、动物性的,因此动物解放和女性解放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的。
女性介入动物伦理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就是女性更为注重情感体验,而情感本身是有着强烈的道德内容的。之前提到的纳斯鲍姆作为一名女性哲学家,她就是从情感出发,从她体验到的道德震撼来发展出她的“能力论”——“当你用心注意一个生命,你的内心会生出惊叹,感到一种敬畏,联想到生命是有其尊严和价值的,因此希望眼前的这个生命能够活得好,不忍心看到他遭到戕害、折磨,甚至横遭死亡。”
这句话一定让很多爱动物的人士感同身受。动物伦理的关键,不是书斋里面的逻辑推演,而是一种实践。这种情感共鸣是非常牢固的思想起点。只有你和动物接触甚至长时间相处,你才能知道动物的本性和人类对于它的冷漠与忽略,知道人类面对动物的永恒的傲慢。钱永祥先生本人虽然热衷于学术梳理,但他对动物的思考也颇受自己与动物相处过程中的启发,他说他家里也养了几只猫,拥有几个“毛朋友”。他试图从历史、从现代性等角度,描绘和建构人与动物同在的道德理想国,虽然这个理想国图像并不完整和稳定,而他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西方的,对于东方的宗教和哲学资源都涉猎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比如佛教的“众生平等”概念,就可以为动物伦理提供丰富的想象。而且他也没有回答动物伦理走到最后,会对于人类所带来的巨大改变。从原始社会就形成并写进人类基因和世界运行逻辑里面的食物链,我们是否可以轻易改变?若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想象一个新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