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丝·赵（Grace M. Cho），1971年生，韩裔美国社会学者，现为纽约市立大学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及人类学副教授。著有《韩国大离散中萦绕不去的幽灵：耻辱、秘密及被遗忘的战争》（Haunting the Korean Diaspora:Shame,Secrecy,and the Forgotten War），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10年度图书奖。她于2021年出版的著作Tastes Like War:A Memoir，寻找其母亲精神分裂症和美军“慰安妇”经历的真相，获亚太裔美国人文学奖、入选《时代》年度最佳图书。该书中译本《她是幸存者》于2024年6月出版。
“将禁忌搬上舞台”的过程并不轻松。从格蕾丝·赵听到“母亲曾是妓女”这一消息，到《她是幸存者》的出版，历经了近30年。
告诉她这一消息时，嫂子轻描淡写地带过，如同宣布当年母亲的精神病一样。“9点45！”在家中，母亲从闲聊中突然挺直身子，右手坚定地指着时钟，用洪亮的声音宣布：“45年9月！”9和45，这两个数字，她每隔12个小时就念叨一遍。然后，她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若无其事地坐下。嫂子天然地把母亲的精神病归因于她从前的职业经历——1945年9月，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也是母亲成为“慰安妇”的序章。
23岁那年，格蕾丝开始试图“将母亲的生命经历作为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的背景进行了解”。“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刺激了她（母亲），但这个‘什么东西’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因素。”她不想做直觉的俘虏，把母亲的两段人生理所当然地划上等号。“她想弄清楚，这个聪明、勤劳，靠着采摘黑莓和蘑菇在一个并不欢迎移民的小镇立足的母亲，究竟经历了什么？“我将这些线头松开，看清每根线的走向，看清导致她（母亲）发疯的，其实就是这个绳结本身。”
1963年，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近20年，美军基地的酒吧和夜总会早已遍地开花。母亲也是为美国大兵服务的“洋公主”中的一员，她“梳着蜂窝头、画着烟熏妆，披一条露肩人造毛披”，笑容灿烂，露出酒窝。
这一标志的“洋公主”形象后来成了格蕾丝博士论文的研究重点，她们被更广泛称作“美国佬的妓女”。由于“洋公主”破坏了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无论是在移民还是美国韩裔相关的社会学论述当中，她们都被一次又一次地抹去了，哪怕“洋公主”往往是这些韩裔的家人移民美国的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格蕾丝逐渐意识到“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这种“沉默”慢慢变成“禁忌”，统治了整个家族，禁忌给养了幽灵，留存于下一代的潜意识当中。而驱除幽灵的最佳方式，就是“将禁忌搬上舞台”。格蕾丝的博士论文出版了，命名为《韩国大离散中萦绕不去的幽灵：耻辱、秘密及被遗忘的战争》，以“自传民族志”的形式书写家庭创伤，以此让人们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去殖民化。“由此，秘密的重量就会被分散给所有观众……通过写作，我等于是在举行我个人的驱魔仪式。”
随着母亲去世，更多早已被遗忘的记忆被唤醒了，这些记忆被埋葬在母亲的疾病重压以及格蕾丝沉甸甸的研究之下，促使她把它们变成文字。教学之余，格蕾丝坐在电脑桌前，开始日复一日地写作，如同一个冷冻水龙头逐渐解冻的过程。在童年的记忆中，那个迷人、能干且高效的母亲回来了，与刻板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截然不同。她们嵌合在一起，母亲终于成为了她自己。
“母亲从事性工作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现象”
南方人物周刊：《她是幸存者》为何选择先交代母亲的死亡再回顾她的过往这样的结构？
格蕾丝·赵：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我妈妈生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恢复记忆的故事——妈妈对韩国的记忆，以及她患上所谓的精神分裂症之前我对她的记忆。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哥哥告诉我的，“她蜷缩在地毯上，双手托着头，像是睡着了。”通过他们的描述，我试图想象母亲死去的模样，但我见过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样子，知道那并不是平静入睡的模样。那一刻，过去的记忆又回来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从未如此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这本书的写作动力，我希望读者感受得到。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在书中说“写作的后果给我带来了终身的痛苦”？
格蕾丝·赵：需要澄清一点，我并不是说写作本身是痛苦的（尽管它肯定是痛苦的），而是我的选择——书写我的母亲和家族史，使我与某些家庭成员疏远了，他们希望这个故事永远不见天日。这本书出版后，我和他们完全切断了联系，但我并不后悔我的选择。我的母亲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因为她的过去、她的精神疾病被藏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完成这本书前后，你对母亲的理解和情感有变化吗?
格蕾丝·赵：这本书把我带回到过去，让我想起童年时期的母亲，我很早就失去她了。我渴望重新感受她的触摸，回忆起被她爱着是什么感觉。
母亲去世的几个小时里，我用韩语喊着“妈妈”，我从没用韩语这么叫过她。在Gchat（一款聊天应用）上，我联系上了我的前任，请他们来过夜，在他们身体中寻求温暖与安慰。当我蜷缩在前女友奥拉的身体中快要融化时，我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抚摸。
在没有人能拥抱我的夜晚，我会到第五大道的中国水疗中心去，找到一位女技师，在薰衣草香气的按摩室里，我把那位正帮我揉捏身体的亚裔女性想象成自己的母亲。假装她还在这里陪我，以血肉之躯的形式。而写作这本书，则是将她的精神遗产留存在书页上。过去的三年里，我反复谈论着这本书，仿佛她还在我身边，时时刻刻。
南方人物周刊：发现母亲患有精神病症的那一刻，你的感受是什么？后来这种感受有没有变化？
格蕾丝·赵：嫂子第一次跟我说母亲有“问题”时，我在念高三。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而后就宣布了她和哥哥结婚的消息。但我觉得好难过，仿佛脚下的土地像要裂开了。那年我15岁，已经内化了所有关于“精神病”的刻板印象。父亲在海上漂着，哥哥在念大学，我独自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当我向哥哥和父亲求助的时候，他们拒不承认母亲的病症，我仿佛被他们完全孤立了，身边只有我妈妈。
等到我大学毕业时，我父亲和哥哥才会直言“精神分裂症”这个词，而我早就已经真切感受过它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嫂子告诉你“你母亲曾经是妓女”的时候，天然地把精神病归因于这段过往，你也这样认为吗？在你心中这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格蕾丝·赵：对我而言，这句话不是一个定论，而是在发问。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性工作者的职业环境可能会伤害我母亲，但这只是直觉上的判断，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从事性工作是有害精神健康的，就不去观察周围的环境给母亲造成的影响。比如在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是工会自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把控了自己的工作环境，从而得到了保护。而我母亲当时在一个由韩国政府组织的、服务于美国大兵的体系里工作，更有可能造成精神创伤。当客户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老板是自己国家的独裁政府时，性工作者能得到多少保护？
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刺激了她，但这个“什么东西”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因素。它是绿山的恐怖环境（“绿山”是美国城市奇黑利斯的一家少管所的名字，曾有多位被羁押者和雇员指出，该少管所多年来存在普遍的虐待和性侵行为），是反对移民的刺耳言论，是我母亲在太平洋两岸都经历过的毁灭性冷战，是我父亲认为“她活该”的态度，是外祖母的去世，是母亲失去的第一个家庭。母亲发疯32年后，我将这些线头松开，看清每根线的走向，看清导致她发疯的，其实就是这个绳结本身。
南方人物周刊：你花了多久接受“母亲曾经是妓女”这件事？你现在回过头看母亲这一身份，有什么样的感受？
格蕾丝·赵：从我第一次从嫂子那里听到这些话，到我完成博士论文，用了14年。
23岁那年，我开始了一项计划，试图了解母亲的生命经历并逐渐写下来——我的感受，她的过去，如此种种。她的历史与我的心理交织在一起，逐渐成为某种解放的出口，这也是我摆脱家庭耻辱桎梏的第一步。我逐渐明白，耻辱本身就是一种被用来迫使被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我从自身的痛苦和疏离的经历中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写博士论文时，我将重点放在“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上，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经常被翻译为“美国佬的妓女”，这群人成了萦绕在散居海外的韩国人心头的幽灵。由于性工作所带来的羞耻感，她们在历史叙述当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抹去了。
我的研究帮助我理解了，母亲从事性工作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现象，是由日本殖民统治和朝鲜战争造成的。我告诉母亲，她不需要感到羞耻，我也不为她感到羞耻。我也开始明白，母亲的职业不仅使她在朝鲜战争后得以生存，还给那么多家人提供了衣食住行，确保了我和哥哥受教育的权利。可耻的不是我母亲，而是那些剥削她的机构，以及那些受惠于她却以她为耻的家庭成员。
2022年，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虐待在美国营地附近工作的女性（当时我母亲在那里工作）。慢慢地，韩国读者似乎在理解韩国政府对这些女性犯下的严重罪行。这些女性是韩国历史的象征，我们需要对她们表示敬意。
1989年，格蕾丝·赵与母亲君子在高中毕业典礼。君子喜欢利落的短发和穿西装的打扮，隐含了她对成为职业知识女性的渴望（受访者提供/图）
“性暴力渗透到社会历史，尤其是我的家庭中”
南方人物周刊：韩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回到韩国，你觉得自己像回到了故乡还是像一名游客？
格蕾丝·赵：我出生在韩国，却是美籍韩裔。我一直都明白，韩国人并不把我视作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我对韩国一直有一种深刻的疏离感。但随着我对母亲的过去的理解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她是幸存者》被翻译成韩文后，我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韩国家人重新建立了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像是在修复断裂的连接。与他们对话时，我觉得自己像韩国人，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童年回忆中最美好的地方。它恢复了我在美国长大的过程中失去的与故土的文化和历史联结。这也告诉我，尽管社会排斥我的母亲，但我的家族中还是有人接受并深深地感激她，这有助于治愈我继承的一些创伤。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纯真是一项她（母亲）希望我拥有的品质，因为她被剥夺了纯真”，你怎么看待“纯真”？
格蕾丝·赵：我以“纯真”指代我的性无知，这是15岁的我对此事的全部理解。但回过头看，它是指我对性暴力缺乏深度了解，这种暴力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历史，尤其是我的家庭中。八年后我才逐渐了解性暴力为何物。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母亲去世后，你在日常生活中会做韩国菜或说韩语吗?你觉得用韩语思考、做韩国菜，与说英语、做美国菜有什么不同吗?
格蕾丝·赵：我现在还在做韩国菜，但不那么规律了。我也会为我的儿子做韩国菜。食物作为一种文化纽带，连接起他的血脉，也连接我过去的记忆。我也会将韩国的食材融入到美国菜的做法中，或者变着法子地烹饪我和妈妈一起吃过的食物。例如，妈妈教给我韩式蒸蛋，但我把它做成了煎蛋卷。这样韩国的味道就能时时刻刻融于我的日常当中。我已经很少说韩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逐渐丧失了韩语语言能力。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努力恢复它。每天都试着用一点韩语说话、思考，勾起了一种源自心底的渴望。
食物和语言都揭示了，记忆是如何留存于舌头之上的。
1971年，1岁的格蕾丝·赵和母亲在韩国釜山（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母亲对你的期待——纯真和文化，是一种自我补偿的心理吗？你会庆幸自己按照她期望的人生道路成长、没有偏离吗？
格蕾丝·赵：当然，我妈妈想让我拥有她得不到的东西。
我是看着母亲做饭和觅食长大的，她采摘的食物曾长久地出现在我们和邻居的餐桌上。所以我一直把食物与养育和关爱联系在一起，还把它与自我赋权联系在一起。她靠采摘食物在一个不欢迎移民的小镇站稳了脚跟。黑莓很难采摘，她却凭借她的敏捷和勤劳，让我们家变成了当地最繁忙的运输中心，许多人亲切地叫她“黑莓女士”。妈妈用食物来赋予自己尊严的过程，激励了我的厨师梦。
但5岁那年，我脱口而出“当厨师”这个梦想时，妈妈脸涨得通红，愤怒地说：“你可以当医生、律师，或者教授。”
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总告诉我，教育是多么重要，她多么希望我得到她从未有过的机会。最近，我从一位韩国亲戚那里得知，我母亲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养家糊口，从13岁开始便在工厂打工，她还在釜山各地打过很多零工。几年后，她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在夜总会打工。她真的很聪明，内心充满着好奇。她的梦想是接受教育，但她别无选择，只能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这本书并没有真正谈论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母亲是你和父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吗?
格蕾丝·赵：在这本书的初稿里，有一整章是关于我父亲的，那是一段充满爱的回忆。但最后定稿的时候，我把它删掉了。因为这个故事非常零散，我只有零星的关于父亲的情感记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我的父亲。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们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直到我27岁，父亲就去世了，我没有时间像修复我和妈妈的关系一样来修复我和他的关系。我将叙事重点放在妈妈身上，只有在讲述家庭生活的时候，才把父亲写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的，母亲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感纽带。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他们之间有爱情吗？
格蕾丝·赵：很难说。他们欣赏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例如母亲的美貌。但我不认为他们曾经爱过对方，至少，我母亲不曾爱过我父亲。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当他遇见她的时候，她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很迷人、也很深情。他爱上了她。那时，我妈妈处在困境当中，急切地想要逃离，而我父亲想成为救世主。这种动力不仅仅来源于爱。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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