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剧集创作领域中国话语建构的三重思考

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时代命题下，我们需在更开阔的全球化视野中考察剧集创作领域的中国话语建构问题。第一，寻求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交融：基于共享结构，对中国特色话语进行横与纵的双向开拓，达成文明互鉴。第二，寻求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的结合：基于“春秋笔法”，对中国特色话语完成由形到神的美学升华，直面文化折扣。第三，寻求创作话语与评论话语的共生：基于辩证分析，对中国特色话语实现知与行的统一，明确中国立场。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5期。

国产剧集创作领域的中国话语建构是一个关联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的时代性命题。剧集领域有关中国话语建构的理论探讨多从中国元素与中国精神的表现两个层面开展探索，对于中国话语建构这一宏大命题而言，既有的讨论可能“都还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的论证，离理论的成熟体系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距离”，①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较之更易国际化的电影，剧集由于更贴近本土人民的日常生活，其民族性特色总体上更为鲜明。把剧集置于提高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命题之下，如何使本土性与国际性相辅相成，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国产剧集的中国话语特色？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我们将要付诸更多努力。仅从剧集创作领域来说，需要将研究视角从聚焦具体文本、具体地域的“小语境”，上移至包含着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在内的“大语境”，在话语建构中努力追求民族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的结合、创作话语与评论话语的互补。

从“中国”这一定语出发，强调话语建构何以显现出中国特色，是较为常见的理论考察路径。然而，仅从特殊性的维度对话语的民族主体性进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的、对立统一的哲学基础，即在讨论民族性时缺少了世界性眼光的融注。从“话语”的功能上看，由于其承担着交流任务，故不能脱离语境而独存，且要重视表达的接受效果。从文化软实力的意涵上看，“话语权”并非一种“自我确认、自我命名的文化属性，而是一种通过广泛传播之后才能够兑现的文化力量”。②文化软实力所具有的双向反馈特性，也要求有效的“话语”建构，需以话语双方层次不同的共识为基础，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展开对话。因此，若想使中国故事的讲述获得理想的接受效果，其在叙事话语的选择上便要找到中国与世界间的共性，以情感体验、认知经验中的交集作为故事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③

回顾近年来在海外获得较好传播效果的国产剧集，《开端》《三体》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开端》采取“无限流”的故事形式，以循环时空的叙事结构、分叉时间中的人物选择，与《罗拉快跑》《恐怖游轮》等经典电影一脉相承，匹配着海外观众既有的观看经验。《三体》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对地外文明的想象、人类命运的探讨，是全球科幻作品常常涉及的议题。剧版《三体》的成功，也预示着中国科幻剧所拥有的广阔发展空间。这种发展潜力既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又体现在间接的文化影响上，即一个国家的科幻叙事能否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不仅取决于作品的质量，还关系着一重话语认可度问题，隐含着接受者主观的价值判断：该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能够代表人类想象未来。

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体现在国产剧的“走出去”，还体现于海外剧的“走进来”。在良性的比较与竞争中，才能更好地体认、寻找彼此间能够共享的“深层结构”，为中国故事赋予一个可通约的理解基础，进一步提升中国话语质量。

2020年播出并在豆瓣上获得40余万人评分，均分高达9.0分（2024年2月24日豆瓣官网数据）的美剧《后翼弃兵》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故事表达范式。全剧虽然以国际象棋这一对普通中国观众而言较为新颖的游戏形式作为叙事支点，但对于游戏规则的陌生并不妨碍观众理解下棋行为背后寓托的意象性意义。该剧由竞赛、天才两个因素构筑的爽感叙事，以及贝丝在父权制社会中通过下棋实现自我救赎的成长叙事，两重核心叙事所因循的情感逻辑构成了被全世界观众共享的“深层结构”，故事也从而弥合了由规则陌生所带来的认知断裂，使个体故事具备了世界性底色。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建构中国话语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凸显自我，更是为了发展自我。只强调前者，我们将“很有可能会滑入或落入‘本土化’自我预设的陷阱，从而以一种虚假性不断地‘自我重复’，甚至是‘自我美化’”。④因此，民族性与世界性实乃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体两面，可有所偏重，但不能有所偏废。在秉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在世界性中塑造民族性这一前提性话语立场，在由共识性凝聚成的“深层结构”中开展对话，在了解互通而非决然对立中达成文明互鉴，避免陷入唯我独尊、自说自话的窘境。

如果说探讨中国剧集话语建构中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基于的是说话者立场；那么探讨其中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的关系，则是基于文本立场。话语的显性与隐性主要针对作品的表达方式而言，直白的表达呈现为显性话语，含蓄的表达呈现为隐性话语。就作品中价值观的表达方式而言，“席勒式”的时代精神传声筒属于显性表达，而“莎士比亚化”的寓教于乐则属于隐性表达。

在此前中国话语建构的讨论中，对显性话语的强调很多，其中，在表层话语层次，主要强调如景观、服饰、音乐、饮食等中国元素的直接运用；在深层话语层次，主要强调中国精神在作品中的转译表征。由此，“显性表层+显性深层”成为中国话语建构的主要路径。这一路径在国内传播语境中问题不大，但在文化折扣较大的国际传播语境中则表达效果有限。因此，如果要在文化折扣较大的国际传播语境中完成中国话语建构的任务，那么仅仅强调中国话语的显性表达显然是不够的。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将文化形式分为“硬”与“软”两种，区分软硬的核心标准是文化形式的实践和意义是否容易分离。实践与意义联系紧密、既有规则难以打破的文化形式类属于“硬文化”，“软文化”则与之相反。⑤借用阿帕杜莱的概念，可以说，深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话语，对某些国家的某些人民来说意味着“硬文化”，存在较大的认知壁垒。

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下，中国故事的讲述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为更好地发挥艺术在形象思维方面的优势、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我们需正视文化折扣这一客观存在，重视深层话语隐性表达的跨文化交流效果，重视建构“显性表层+隐性深层”的中国话语新模式，从而以间接的方式将中国话语涵濡进作品，既帮助作品实现美学升维，令中国故事获得更为柔性的讲述，又使接受者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话语的隐性传达并非缺乏文化自信的逃避，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自信、直面文化折扣、追求传播效果的话语策略。它同中国话语的显性传达具有同样的价值判断，只是表达路径偏于隐性与含蓄而已。

美剧《切尔诺贝利》为隐性话语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外部案例。该剧在显性话语上以真实事件为依托，深切观照普通人的生命尊严、全球性的生态议题，不懈追寻着迷雾掩映下的历史真相。在隐性话语层面，则借助潜文本隐喻、视听修辞，编织着针对苏联政治体制开展批判的否定性寓言。但正是由于故事中显性表达与隐性表达的巧妙结合，这部由美国人创作的剧集在俄罗斯仍收获了良好的接受效果，在俄当地的影视网站被打出了8.8/10的高分（2024年2月24日Киноnоиск官网数据，评分人数超55万），且得分超过了该平台可检索到的俄国内创作的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题材的全部视听作品。

基于美俄两国的特殊关系，该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我们也应从中认识到：如果能够借助适当的隐性话语方式，并使之与显性话语相辅相成，即使传递的是区别较大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更容易跨越文化藩篱，降低文化折扣，提高传播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剧集的对外传播，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以中国重大历史和重大现实题材为表现对象的主题性剧集创作，如果仅仅采取“显性表层+显性深层”的话语方式，在社会制度明显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是有很大传播难度的，因为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均具有“硬文化”的性质。但如果采取隐性表达的方式柔化其“硬文化”内容，强化其基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内容，或能找到与跨文化观众的情感与认知交集。以革命题材、乡村振兴题材为例，二者虽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却与史诗这一世界性的文学体裁具有相似性。从故事模式上看，无论是新中国的诞生，抑或是从无到有的基础建设，均与史诗中常见的创世母题契合。从表现人物上看，革命英模与扶贫干部则是史诗中英雄形象神圣化与世俗化的变体。这些都是可以“化硬为软”的话语内容。

非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在隐性话语的运用上则更为灵活——虚构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转喻，从现实到虚构可视作一种“将具体实践与价值和意义分离”⑥的，具有情境迁移性质的“类比”。因之中国的仙侠、科幻剧，其类型本身便寓示着一种隐性话语的表达范式，且业已在海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与此同时，还需指出的是，非现实性作品虽并未直接表现当下中国的现实，但海外接受者对这些作品的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对当代中国人、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肯定上来，与现实题材作品在价值关怀上殊途同归。

事实上，隐性委婉的叙事话语策略，本就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独特的中国文化智慧。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指出，孔子所作《春秋》“褒见一字”“贬在片言”，能用极为简约的文辞传达鲜明的价值立场。同时，价值观的传达具备“睿旨幽隐，经文婉约”、讲求“微言”的特点。⑦这种在婉约言辞中隐含价值判断的“春秋笔法”，肇端于孔子，而后被司马迁称之为“义法”，沿用于自身《史记》的创作中。

无论是源于中国史传传统的“春秋笔法”，还是源于诗文传统的“含蓄蕴藉”；无论是源于儒家文化的“温柔敦厚”，还是源于道家文化的“大音希声”，作为源远流长、收效显著的隐性话语方式，都能得到“无为而无不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想接受效果。隐性话语作为一种积淀着我国深厚文化传统的表达方式，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层面上讲，在当前国产剧集国际传播格局中，应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

在视听艺术创作领域对中国话语建构的讨论，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理论建设维度，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参与讨论的主体多为理论研究人员。时至今日，这些讨论已取得了丰实的成果，对创作实践与市场接受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需看到，这种体系式的理论建设，在未来仍存在需要拓展的领域。

从视听艺术创作所涉及的主体层面上讲，在理论主体的学术研究与体系创制之外，创作主体的理论自觉与知行合一、接受主体的分析读解与正确认识，也应该成为重要的观照领域。其中，源于理论主体、接受主体的评论话语，如果能与创作主体的创作话语有机结合，将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为中国话语建构开疆拓土，整合于编码与解码的完整流程之中。

如果说创作是说话者的生产，那么评论则是受话者的生产，二者均具有从无到有的生产性、反映时代的历史性。之所以重视评论话语对创作话语的补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身包含着一种逻辑性的二律背反，它一方面关注本土语境下的中国，另一方面关注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对于后者而言，评论话语能以全世界的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兼容中外优秀理论资源，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发挥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开辟广阔的阐释空间，为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中国更好地辨析世界话语带来可能。

从文学到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虽然创作媒介发生了转变，但其语言的“构象性”⑧并未随之改变。中国剧集能以特定的话语方式，实现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但是，作品中传递的不尽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价值观问题、为生成戏剧性而表现的某些负面内容，易使生活经验有限、反思能力偏弱或文化自信不强的观众产生误解，从而成为歪曲国家形象的素材。故在剧集评论领域，针对作品的文本谬误、消极内容，需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立场明确的批评性话语，对作品的显在问题进行自觉检视，对作品的潜在问题进行自觉引导。

文本谬误方面，除了制作粗糙、情节俗套、常识错误、逻辑牵强等与从业者技术水平、艺术能力、职业态度相关的一系列直接问题需要关注，未来的评论还需对隐含于作品深处的价值观偏差给予充分重视。如当前女性题材剧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伪女性主义，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某些作品基于对相关西方概念的误读、对目标观众的迎合，通过刻意塑造负面男性形象强化两性对立、弱化现实困境制造成长传奇的方式建构所谓的“大女主”形象，未能意识到表现女性成长需要在真正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展开，女性成长不是一味接受他者帮助的结果，而是一段女性主体有关自我成长的人生旅程。

消极内容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生动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主张，以及借助人物的性格冲突、行动冲突构建戏剧张力的艺术规律，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与否定性事件，也是创作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长期命题。然而，中国实际的国家形象与中国文艺作品里的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辨别边界模糊的潜在风险。故我国的剧集评论需对作品中的消极内容做出辩证阐释，避免观众将二者混同，并从接受环节引导、规范创作中对消极内容的表现尺度，以免使作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2023年由《狂飙》中高启强这一反面人物塑造所引发的文艺争鸣，为中国剧集话语场中如何对消极内容开展批评读解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式：在话语立场上强调以真善美为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辩证呈现负面内容；在考察路径上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大致逻辑。

针对剧集中存在的价值观问题，若不能借助文艺评论对其进行及时、充分的认识和反思，并提出与之相对的正面范式，则会使国内乃至海外观众对中国剧集产生怀疑，进而对中国总体的国家形象产生不良判断。因之需要建构面向文本缝隙的、具有纠偏性质的评论话语。

评论话语除要面向国产剧在国内的创作与接受，对其中的文本缝隙进行即时、有力的指正，对作品中的隐性话语、潜文本进行再发现与深解读之外，还要将评论话语延伸至海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故事在海外的创作与接受；第二，海外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论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流动的逆差现象与传播策略——基于纪录片和网络视频的示例》一文以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子柒网络视频为例，分析了其在跨文化传播上存在的冷热不等、想象错位现象，最终提出“寓言化”作为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法。⑨该文选取的典型案例、开展的事实分析，以及尝试做出的理论建设，为研究剧集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启发：一则关注到了表现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品和在中国获得较高认可度的国外作品，为案例的选用开启了更多可能；二则关注到了同一接受效果背后不同的成因，从外部的效果认定深入内部的效果生成，为分析传播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将这种启示带入建构剧集评论话语的命题中，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我们要留意海外作品中有关中国故事的展现，对其表现的真实性、客观性作出评论说明；也要关注在国内表现突出的诸如《后翼弃兵》《切尔诺贝利》等海外作品，对其艺术性与思想性做出深入、中肯的评析。另一方面，对走向海外并获得一定关注度的如《琅琊榜》《三体》等国产作品做出深入、辩证的分析，在国内、海外两个语境中，透视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由此，在更多元的认识维度中，丰富中国剧集的评论话语，促进国产剧的创作与接受。

考察中国剧集评论话语的建构，还关联着一个常被忽视却颇为重要的话语场域：影视节展。因组织者与参与者间构成的关系，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在其中的流动性，以及各方参与主体间的竞争性，从根本上讲，影视节展可被视为一种蕴含着话语权博弈的文化场域。因而，举办影视节展不只是简单的庆祝活动，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审美配置”；⑩认识影视节展也不只要关注到表彰对象本身，而更要关注到表彰行为背后运行的价值准则。

因此，影视节展未来的发展要立足于凝聚共识、建构话语的总目标。在定位上，要垂直打造品牌特色，细化遴选作品、授予奖项的具体标准；在格局上，要兼具国际视野，增强海外宣传，全面提升中国影视节展的国际影响力；在组织上，要丰富活动议程，在聚焦创作实践的同时，给予理论、评论实践以更充分的观照，开设多元化的交流论坛，推动学界与业界对话，借助节展自身的影响、所邀明星的声量，为理论批评领域中新观点、新范畴、新方法的“破圈”创造可能。

借用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划分文学研究类型的总思路，国产剧集中的中国话语建构本质上也是一个有关内部与外部的二元问题，牵系着民族与世界、显性与隐性、创作与批评几组两两相对的命题。但与此同时，这种彼此间的对立又应该统一。宏观上，统一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元命题中；微观上，统一于具体命题所达成的微共识里：在向内探索“中国性”的同时，兼顾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在借表层符码勾勒中国形象的同时，兼顾对内在神韵的观照；在躬耕剧集创作的同时，兼顾对接受维度的观照。

“如果我们要避免两方面的过分强调的陷阱的话——一方面是对话语的社会决定力量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在话语中的建构的强调，就应该把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看做是辩证的。”⑪如果我们能够长期保持话语与社会的双向并进，便能更快、更好地建构起具有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国产剧集中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李胜利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丁思丹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发展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BC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