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长安书房】三星堆的通天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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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南
       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著有《考古中国》系列十一部,另有《岳南大中华史》等考古文学作品多部,并以英、日、韩、德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发行数百万册。
       经过发掘,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共出土了8棵被称为神树的青铜器物,这些树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称为一号的神树,经过修复专家杨晓邬与他的助手们呕心沥血的修复,总算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
      一
       此树通高3.95米,整株树分为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圆圈形的底座上有三个拱形的足,如同树根状,主干之上有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每一枝的枝头上都站立有一鸟,全树共九只鸟。树的顶端因为残缺,不知顶部的具体情况。但从残缺的顶部仍能看见有一个巨大的果实,推测树的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因为它的结构与其他枝头的结构在整体上相同。神树的主干外侧有一条身似绳索的残缺的青铜龙,由树冠沿着树杆蜿蜒而下,弯曲的身子总长度达到了5米。龙身是用铜管扭成绳索状而成的,直径约18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势。整个形象看上去大气磅礴,雄壮威武,那高昂的龙头与扭曲的龙身,给人以腾云驾雾,自由流动于天地间之感。这棵神树是中国国内出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
       据修复专家杨晓邬说,在一号神树的修复过程中,开始并不知道树干与那条残缺的青铜龙有何种关系,待各自修好后,神树怎么也不能单独立起来,非要有个支撑架才能立稳。经过一番观察,发现神树的底座和树干有几块多出的小铜片,望着这几块小铜片,杨晓邬突然意识到可能与刚修复的那条巨型龙有内在的关联,于是赶紧和助手把那条青铜龙搬过来核对,结果发现树与龙正是相互配套的一件器物。待把龙配上之后,神树站立后便不再倒下。这个时候杨晓邬才明白,这条攀在树上的巨龙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外,在技术工艺上明显地起到了保持树的重心稳定而不倒的作用,单是这一方面的铸造技术,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就。后来经过多个实验室配合研究,神树的树身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看,神树造型结构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整棵树虽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但观之仍有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之感,完全称得上是神工鬼斧,巧夺天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除排序为一号的大型神树外,那棵中型神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残断无存,仅有一根枝头上有鸟造型的树枝大致可以复原。树的底座呈山形状,应表示神树长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阳和云气纹。座圈的三面各铸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双手不知握有什么东西。估计此树原高度也应在2米以上。小神树共有4棵,但均因残缺太甚,无法修复了,不过从残件上可看出这些树的树干呈辫绳状,树座盘根错节,浑然一体,树枝端头造型应为人首鸟身像,有学者把它誉为人们常说的“连理枝”予以解释。
       关于这大大小小的青铜树所体现的主题和用途,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铜树修复之时,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请到成都作了亲身观察,并对当地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俞伟超介绍: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立人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大铜树尚未全部修复,全形还不太完整,但大致可知是在一根大树干上,分出多层的三枝树杈,每枝树杈上,又再生出许多枝叶。上面悬挂着大量小件物品和神怪形象,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尽管其细部还有许多复原不了的地方,但整个铜树的形态,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它同东汉时期在四川和云南、贵州以及甘肃和青海东部墓中随葬的铜质摇钱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于古代的社树崇拜,《论语·八佾》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知商代是流行的。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做“地母”。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神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俞伟超的看法,考古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论,只是有不少补充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全新论述。如参加三星堆发掘的敖天照认为,这几棵神树应是“早蜀先民宇宙观的实体模式,也是太阳崇拜的实物写照,与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关。《山海经》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记载,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号铜树,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扶桑在东方太阳升起的汤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天上的十个太阳,由十个神鸟运载。一个在空中,九个在枝头……这就是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宇宙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即太阳崇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的具体体现。用这种方式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二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当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老郭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不过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老郭论述的范畴,因而只要看了老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他学者的考证也自然成了小巫与大巫的关系,或者是黄犬与骆驼的比拟,无需再费精劳神了。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3期)的第三个故事中这样说道:
       1969年11月,在河南济源县轵成公社泗涧沟村西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砖室墓。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器和陶俑,也有部分铁器如刀剑带钩之类。
       在陶器中有一株陶树,通体施釉,上半部呈暗绿色,下半部呈黄色。树顶站一大鸟,头上有浅冠,颈与身直竖,颈颇长。树枝九出,约略以三枝为一轮,由上而下的第一、第三、第四枝上各有一小鸟;第二、第六、第九枝上各坐一猴;第五、第七、第八枝上无物,或系脱落,但无痕迹。三只小鸟和三个猴子都没有施釉。枝端有叶上翘,叶的外面,第一、二、三、四、六枝均着一展翅的知了(蝉),第五、七、八、九枝无蝉而有花。树脚呈三角锥体,三面穹窿,以三棱锐点突出为脚。锥棱上有飞蝉,奔马,踞坐的狒狒,两手各执一长物而食;锥面上有三个裸体的人,左腿上屈,左肘内屈,放在膝上;右腿下屈着地而坐,右肘撑在地上者一人,撑在右膝上者二人。此外有些花纹,似杂草。
       这株陶树,同志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定为“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新华社曾据以报导,但未加以说明。我现在把我的意见叙述出来,以供参考。
       在古时候,中国有一个神话式的传说,说天上本来有十个太阳,每一个都载在乌鸦的背上。这十个太阳和十个乌鸦都栖息在汤谷上的一株名叫“扶桑”的大木上,它们轮流值日,一个太阳和乌鸦值日时,其他九个太阳和乌鸦便在扶桑树的下枝休息,太阳背负在乌鸦上,大概是一半白昼、一半黑夜的象征。
       有一次,太阳们没有遵守这个规约,十个太阳同时出来了。于是灼热不可当,草木和农作物都被烧焦了,老百姓们不仅热,更找不到东西吃。那时有一个会射箭的人名叫“羿”,他是尧皇帝的臣下。尧皇帝便命令羿去射太阳和乌鸦。羿果然射落了九个太阳和九只乌鸦,只剩下一个太阳和一个乌鸦在天上,于是老百姓就起死回生,天下太平了。
       陶制扶桑木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后一阶段。树顶仅有一个乌鸦站着,象征着剩下的一个太阳,下边的九个树枝只附着鸣蝉、小鸟、猿猴;树下的人和物,在草茵上,都好像悠然自得或奔逸欲狂。但人身上是一丝不挂的,正表明其原始,是所谓“葛天氏之民与?无怀氏之民与?”了。
       上述故事,我是从好几种古书上的记载综合起来的。为了表明不是杜撰,也或许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我想把那些资料综述在一起。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庄子·齐物论》:“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照当作‘焦’。)”
       《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北堂书钞》卷百四十九引作“命羿射十日,中九乌,皆死,堕羽翼。”《艺文类聚》卷一所引略同。)
       由上述资料看来,《淮南子》虽然把这故事定在唐尧时代,其实并不甚古。原始民族,数目字的观念是很有限的,所谓“以三为众”,正是实证。数目发展到十,并且以十进位,这是表明: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了。
       由传说的积极一面的精神来看,它标示着“人定胜天”——人能够和自然界斗争,并矫正自然界的不守秩序。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的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断的过程,这是可取的一面。但故事却把这种精神归之于“善射”的羿,和有“圣德”的尧,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了。其实即使羿这个人果真存在,果真善射,他所用的弓矢决不是什么“帝俊”所赐,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射的技巧也是几十万年来人类在渔猎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这些都绝不是一个个人英雄所能够独创。何况征服旱灾是劳动人民的水利工程——浇水、打井、凿塘、筑堰等等的劳绩,也绝不是弓矢所能办到。帝俊和尧皇帝的莫须有更不必说了。
       故关于射日的故事,公元前的诗人屈原也早就怀疑。他在《天问篇》里曾经发出疑问:“羿焉弹日?乌焉解羽》?”(羿在什么地方射落了九个太阳?乌鸦在什么地方折掉了翅膀?)可见富于人民性的屈原,早就不相信这个强调英雄帝王的神话传说了。
       实际上,后羿射日这个传说可能产生于殷代。《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又说:“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即帝喾,亦即帝舜,屡见于殷代卜辞,被尊为“高祖夔”,故帝俊是天神,亦是人王。所谓“羲和”其实即是娥皇,在《尧典》变成为管天象历数的官。《尧典》成书甚晚,可能在战国时代的初期。殷代已是奴隶社会,是产生羿传说的很好温床。殷代以十日为一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十日的名号,可能也就是十个太阳的名号。不仅太阳是帝俊的儿子,月亮也是帝俊的女儿。《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名曰常羲),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准十日为一旬,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值日,可知十二月为一岁,天上有十二个月亮在轮流值月。这很明显,是有了岁月旬日的历术之后,才有这些神话式的传说产生。这就是这个传说产生于殷代的证据。生月的常羲,后来成为奔月的嫦娥,实际上是与娥皇为姊妹的女英。嫦娥又成为了有穷后羿的妃子。后羿也善射,相传是夏代中叶的一位好田猎的诸侯。其实后羿和羿,是一非二。神话传说的变异性往往如此。十分巧合的是河南济源县出土了扶桑木,约略同时在北京后英房出土了元代螺钿漆盘的残片,上有嫦娥奔月的广寒宫。扶桑木浑厚庄重,广寒宫精巧玲珑,同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样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佳证。
      三
       除郭沫若所说的扶桑之外,在古代还有建木与若木两种树的说法,并且与四川之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据传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有一棵树名叫建木,此树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谓“天地之中”。一些名叫“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此树由此成了登天之梯。关于这个“都广”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大多认为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胆地说是广汉的三星堆一带。而传说中的若木,生长在建木的西边,和扶桑树一样,也是树枝上有十个太阳,那太阳的光华普照大地,大地万物在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长。
       扶桑、若木、建木,这三棵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树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按四川学者樊一的解释,中国的古典神话传说,太阳大都是由鸟来代表,“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这句成语可谓人人皆知。这就是说,凡是神树上的鸟,代表或象征的都是太阳。古史传说中的三棵神树,则代表着古代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地是一块平面,上有弧形的如同盖子一样的天,这就是古代最为盛行的“盖天说”。从东边到两极,也就是整个天际。古代的中国人以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为三个主要的座标,构造了一个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不仅中国如此,在古代西亚、印度、埃及和古代欧洲的古典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中,也有神树的故事传说和神树的图案造型,那些神树之上也有一个或多个太阳。西方学者把这种神树称为“宇宙树”(CosmicTree)。由此可以看出,中外的所谓神树实际上都具有相同的性质,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原始的、朴素的世界观及宇宙观。不论是中国的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的记载及传说,还是外国“宇宙树”的出现,它们都代表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代表着人类早期对天际宇宙的共同认识。三星堆神树与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扶桑等神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与外国的宇宙树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或者说,宇宙树这种称呼,似乎比一般称谓中的神树在定义上更加准确、科学,也更能揭示其本身的性质和内涵,因而可以说,三星堆神树就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按照樊一的说法,神树或者说宇宙树反映了古人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学者再行怀疑。可以想象的是,在缺乏科技知识的古代,还有什么比东边的晨曦、中天的艳阳和西山的落霞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的呢?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宇宙树又是象征生命成长的生命之树,而生命则来源于大地、天空和太阳。三星堆神树,正是太阳崇拜的产物。
       那么,三星堆青铜神树究竟是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中的哪一种呢?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各执一端,分歧甚大。但多数学者如樊一、赵殿增、陈德安等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综合了多种神树的特征和功能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理由是:
       首先,三星堆青铜神树完全符合扶桑和若木“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三层九枝及其枝头的九只神鸟,正是金乌即太阳的写照。尽管三星堆神树因为顶部残缺,树顶是否还有一只鸟尚不能肯定,但表现的是“十日”神话却是无庸置疑的。即使原来只有九只鸟,如同马王堆帛画中只有九个太阳一样,仍然无须去怀疑它是“十日”神话的一种真实形象的反映。“十日”,是古人举其成数而言,本质上在于反映古人的一种天体宇宙观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太阳为座标而建立起来的时辰观念。而时辰、季节对早期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讲,可谓性命攸关的大事。正因如此,世人在某种画面或某种造型上就见到了同时出现的许多太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上的扶桑图,可以说是最形象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幅帛画的画面上,一条龙缠绕在扶桑树上,九个太阳一大八小。树顶的那个最大的太阳,如日照中天,普照大地。而那太阳图案中的鸟——金乌,更明白无误地向世人昭示了枝头的鸟究竟代表着什么。将这幅图画与三星堆出土神树对照,上面的鸟所代表的是不是太阳也就一清二楚了。三星堆神树这件稀世之宝的出土,使古史传说中的扶桑和若木得到了实物例证,而天上有“十日”的神话也因三星堆神树这一实物的存在,让当今人类进一步了解了先民们的世界观与神话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三星堆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无论中外,古人往往认为自己处于大地的中央,故而“中心”甚多。建木和出土的三星堆神树一样,都有树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黄蛇”,即张牙舞爪的龙,这个记载与实物得到了相互的印证。据发掘主持者陈德安说,三星堆神树出土时是与一大堆巫师雕像在一起的,这表明神树与群巫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互不可分,其用途是相同的。以“群巫之长”为首的巫师团体,正相当于那些通灵显圣,能借助建木这一登天之梯自由上下的“众帝”。而那条硕长无比的大黄龙,或许正是巫师与众帝们上天入地的得力驾乘。
       正是置于以上的理由,才认为三星堆神树是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神树——宇宙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并具有“登天之梯”的功能。巫师们藉此神树,用以连接天地,沟通人神,并最终达到巫文化中特别突出强调的天人合一的神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