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丁日昌之交谊

沈葆桢虽较丁日昌年长三岁,但都是晚清支持洋务的重要人物,他们对洋务、创办船政、闽台治理有着共同的理念,两人志同道合、知音相惜,在宦海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督办南洋海防,为了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船政不至于被守旧因循之辈所毁,沈葆桢极力举荐时任北洋帮办的丁日昌接任船政大臣。他在给清廷的上书中毫不掩饰对丁日昌的赏识,“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并说“该大臣必能恢此远谟,为南北洋生色”。
同时考虑到“船政经费万难”,丁日昌到任后必将为此掣肘,沈葆桢在赴新任前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即丁日昌到闽后,亦断不能以空拳赤手从事其间”,恳请清廷“旧欠者弥补足额,按月者解济如期”,让丁日昌能“得以展其所长”。1875年,沈葆桢致函即将继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告诉他此时的福州船政局“经费全无”,困难多多。光绪五年(1879年),身患重病的沈葆桢又举荐丁日昌会办南洋海防。由此可见沈葆桢对丁日昌极为赏识。
《抚吴公牍》是丁日昌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起任江苏巡抚期间所作的公牍汇编,沈葆桢亲自为该书作《丁雨生中丞〈抚吴公牍〉序》,时间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他刚从船政大臣升任两江总督。此时,丁日昌正在上海,沈葆桢前往探访。丁日昌便将其在江苏巡抚任上所作的公牍汇编出示沈葆桢,并邀请沈葆桢为之作序和评选。
在序中,沈葆桢首先夸赞《抚吴公牍》一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至“兴养立教、安内攘外”的施政政策,小至“雀牙鼠角”“射鱼弋鸟”等民间诉讼小事都包括在内,同时肯定丁日昌编制此书目的是“澄吏治、正人心”。
丁日昌就任江苏巡抚时,作为曾经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江苏一带“民气雕,田莱荒芜,疮痏弥望”,官场风气更是“吏治放纷,驰不可理”。丁日昌任巡抚后“创设条教,抉剔弊源”,在两年的时间里将江苏治理得“肃然井然”,沈葆桢认为这是非常伟大的成就,既能体现丁日昌“刚健笃实”的德行和“察迩见远”的才能,同时又是其“权之以人情”“参之以时变”的权变之策。沈葆桢希望后人能认真研读此书,学习丁日昌的“抚吴”策略,但同时也提醒后学者不可“拘袭形迹,分分而度之,寸寸而忖之”。
序文最后,沈葆桢再次肯定了丁日昌的才能,认为丁日昌一定可以在总理船政、福建巡抚任上作出一番事业,并为福建和船政事业能有丁日昌这样的能臣感到庆幸。
从沈葆桢所写的序文可以看出,沈葆桢十分认同丁日昌的地方治理策略和理念。事实也证明丁日昌就任船政大臣和福建巡抚后,继承并一定程度沿袭了沈葆桢总理船政和闽台治理的政策和理念。在沈葆桢和丁日昌的治理下,福建船政和闽台治理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日昌,字雨生、禹生,号持静,出生于广东潮州府丰顺县(今属于梅州市),晚年定居揭阳榕城梅林巷(今揭阳榕城区元鼎路)。1842年中秀才,第二年补廪生,此后三次参加举人考试都落榜。随后,他放弃科举,1858年初以军功赴任琼州府学训导一职。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清政府陷入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逼迫的困境中。不久,他调任江西知县,在县域治理和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赏识器重。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正式接任船政大臣。“目前应该办二件事: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丁日昌向朝廷上奏说:“中国学习西法,有始境而无止境。”在就任船政大臣的五六个月时间里,丁日昌按照这两件事做了努力,也基本延续了沈葆桢主持船政期间的施政方略。
1876年二月,丁日昌接任福建巡抚,开始了对闽台地方的治理。1876年十一月,丁日昌抵台巡驻,直到1877年三月底因病回闽。其间,好友王韬致信丁日昌,建议他:“到台办好二件事:‘辟地、开矿两大端,尤关至要,一以西法行之,定可事半而功倍。’”丁日昌在巡驻台湾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上奏清廷,建议统筹台湾全局,增强台湾军事力量,从速开矿、架线、筑路,以发展台湾经济。他强调应从全方位发展台湾的防御和经济,提请清廷做好有备无患的工作。
1877年八月,丁日昌因病被准回籍养病三个月,假满后他继续请病假三个月,到1878年五月,他坚请开缺离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巡抚闽台之间,劳累过度,病重所致;另一方面,是闽台地方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对他掣肘太甚,他深感改革维新举步维艰,体力心力都难以为继,索性在揭阳家中闭门不出。他有诗歌道:“入世此碌碌,为官复为儒……行藏动得谤,名也与之俱……国恩久未报,愧此七尺躯。痼疾况绵剧,生意半已枯。”
1878年底,归隐家乡的丁日昌忽然收到清廷谕令,命令他立即赶往福州,办理乌石山教案。丁日昌于1879年一月二十二日再次到达福州,当时福建地方官员何璟等对此案已经有所办理,但他们慑于英人的蛮横,想迁就英方的无理要求,让英人继续盘踞在乌石山,将此案将就了事。丁日昌力排众议,坚持依两国条约和法规,与来福州处理此事的英国公使威妥玛辩论。处理好福州乌石山教案,丁日昌于1879年四月二日乘船从福州回到揭阳。虽然五月清廷连下谕旨,加丁日昌总督衔,命他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但丁日昌以身卧病榻为由,决计不再出山。
沈葆桢、丁日昌英雄所见略同,惺惺相惜,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为维新变法在心智和精神、情感、道义上相互支持,一起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了他们的心力。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