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业俊杰:明代福建生员的职业选择

明代,福建各地广设学宫。至明万历八年(1580年)后,福建稳定建立了8个府学、1个州学、57个县学。凡入府、州、县学求学者,称生员(俗称秀才),大致有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三种。按制,廪膳生,府学设40人,州学设30人,县学设20人,日给廪膳,并免其家差徭二丁。增广生如廪膳生之数,不给廪膳,但照例优免差徭。附学生不限额。
据清顺治《宁化县志》,明崇祯年间,宁化县学廪膳生20人,增广生20人,附学生逾300人。另据明万历《福州府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福州府各学校生员总数达2840人,显示了明代福建生员之盛,堪称国家之栋梁、百业之俊杰。
入仕为官 “学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一般而言,生员入仕主要有科举和贡监两个途径。其中,通过层层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进士,堂堂正正进入官场,是生员最风光的仕进之途。明代福建举业发达。据《福建教育史》(刘海峰、庄明水,1996年)统计,明代福建共产生进士2395名、举人8325名。这一大批登科及第之士,大多数都走上了仕途,是王朝统治和地方治理的栋梁之材。
“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明史·选举一》)明朝实行贡监制度,生员可以应贡入监,进而由监生入仕。综观明代福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等各类贡生出路,明洪武年间入监贡生毕业后除个别署教职外,大多出任知县、御史、六部郎中、参政等中央、地方重要职务,并卓有治绩。明天顺以后,多数岁贡生员经考选后直接充任教职;其他入监贡生,一般除授通判、推官、州判、县丞、主簿、经历、照磨、检校、吏目等职。
然而,科贡绝非易事。不论进士、举人,还是贡生,录取率都很低,竞争极为激烈。能够经科贡走上仕途者,毕竟是少数。加之官僚队伍的容纳量也是有限的,一些获得科举功名或入监例事者,也没有机会进入仕途。
大量与入仕为官无缘的生员为谋生计,只能融入社会,选择职业。他们受过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因而在职场上能够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竞争力,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教读授学 从谋生技能看,生员不过一介书生,无他长物,唯有文才为生。因此,生员多慕文书,尤好教读授学为业。教师受世人尊重,且收入不低。担任教师不仅可以传授经纶,寄托理想于学生,而且,教学兼顾,学业不废,或可再试科举,或许金榜题名。
明代福建延师训蒙之风兴盛,民间普遍设塾立教,为生员发挥专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如福州府,“凡里社有子弟愿就学者,父兄诹吉日,先期延其师至家,馆之西塾,再拜稽首,示隆重之意”(明万历《福州府志》)。浦城县,“每岁正月十日后,邑人有子弟者用关题请子弟姓名,延师择日遣之入乡学”(明万历《浦城县志》)。
众多生员以诱掖后进、绵延道统为己任,或受聘教职,或开设门馆,不遗余力地传授知识,培养后学,成为实际担负地方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任务的一支主要力量。如王时宾,晋江诸生,“工古文词,屡试异等,五踬省辟”,“归而授徒自给,从学者半泉城”(清乾隆《泉州府志》)。李湘,永安诸生,“设帐邢庄,门徒日众,皆随材而成就之”(清雍正《永安县志》)。
随着大量生员投身塾师,明代福建私塾遍及城乡村舍,连穷乡僻壤也出现了弦诵之声。史载德化县“穷村僻壤有塾学”(清乾隆《德化县志》)。与社学不同,明代福建私塾在让儿童识字读本的同时,还注重教授日常实用之学,如数理计算、账簿契约、婚丧礼仪、堪舆易法等。据明正德《顺昌邑志》记载:“往年邑子弟入社学,父兄但付之粗知章句之儒,意惟求于识字而已,他非所望也。近年有司优礼学校,父兄始慎择明师,馆谷家塾,以司训诲。此比屋知学之渐也。”这不仅满足了社会普遍求学的需要,普及了民众基本文化知识,提高了全民素质,而且对于明代福建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农村地区文化传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卖文笔耕 卖文笔耕亦属文字性工作,既符合书生性情,且简便易行,故从之者甚众。明代建阳坊刻业已形成一个分工紧密、运转高效的庞大产业,其创作、编辑、刻印、流通等环节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相当旺盛。生员作为文化知识的持有者,显然极大地满足了这一迫切而广泛的需求。
尤其是制艺类的时文选本和通俗类的章回小说两大类图书通常由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操刀。他们久经科场,具有丰富的科考实践经验,是时文选本作者的理想人选。同时,他们有一定文学修养,因身份卑微,为谋求衣食,往往愿意创作正统文人颇不屑为之的章回小说。因此,明代福建为数众多、文化修养不俗的科场失意生员常常受雇于书坊,卖文笔耕,成为职业的作者和编辑。
由于家学渊源,一些生员甚至逐渐成长为书坊主人,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大获成功。著名刻书家余象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余象斗本为邵武县学诸生,因屡试不第,遂放弃科举,转而经营家业,从事刻书。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自述道:“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神业举者,悉付之梓。”(明万历《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可见,余象斗是失意文人,也是刻书行业的优秀人才。众多文人为书坊创作、编辑书稿,以文谋生,也寄托着他们立名不朽的理想和教化世俗的期盼。
行医济世 行医济世非独为谋生之途,更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抉择。自古儒医相兼,互为表里。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儒者,教化安民之士也;医者,治病救人之人也。行医之人,悬壶济世,医众生于疾苦之中,其功不亚于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众于水火之间。故,往昔乃有明儒,能行医于世,以满足精神诉求,实现人生抱负。如郭钟,晋江人,“幼习儒业,弗售,究心岐黄,博览医学诸书,精其艺,不轻投剂,然知而求之者日众”(清乾隆《泉州府志》)。
当然,也有一些生员或为医治卧病亲人而弃儒习医,或因久病而成良医。据《闽台医林人物志》(俞慎初,1988年)记载,赖沂,永安生员,“痛母病为庸医所误,便弃举子业,精究医学。为人治病无论贫富,虽百里必视之,投剂辄验。著有《内伤外感法录》《四科治要》。闽医多祖述之”。杨量,建安人,“少为诸生,后因得病卧床三年,遂习医。精熟方脉,多有奇验”。生员习医谋生的初衷虽不尽相同,但都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统医家有云:“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业。”儒学修养,为从医之本。生员以儒论医,容易通晓诸家,博采众长,从而深究医理,阐发奥义,推陈出新,创作著述,对中医学术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他们胸怀大志,医德崇高,对整个医药界伦理道德的提升也产生积极影响。
就贾经商 商贾之地广阔多样,给予生员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新思潮影响下,不少生员看到商人成功致富,大胆就贾经商,涉足商业这一备受歧视的职业。他们逐渐积累财富,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改善了物质生活,有些人甚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杨宗叙,晋江人,“以贫辍儒业,为贸迁计赀,稍集力供”。蒋继勋,晋江人,“去儒业习计然策,竭力以养祖父及母”。杨乔,晋江人,“业几就,会父及伯兄继殃”,“乃辍儒之贾,吴越齐鲁,足迹殆遍,均所赢于弟侄”。
生员趋奔贾道,是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来看,其时确实需要相当数量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专业商人,包括供销采购员、会计出纳员等,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商业分工。以商业活动中最基本的算账工作而言,就需要起码的读、写、算能力,遑论借贷、纳税、订立合同、商务诉讼等高级商业活动了。对于那些想要追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商人而言,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更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生员较之普通民众,有更好的文化素质和聪明才智,再加上信奉“诚信为本”“财自道生”“义中取利”等儒家信条,因此无论是在职业道德方面,还是在经营策略方面,都普遍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如在明代闽北建阳一带,余象斗、熊大木等著名书商都是生员出身。他们不仅具有传统儒士的精神品质,诚实守信,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而且善于预测行情,把握商机和刻书编辑,故能在书坊林立的建阳脱颖而出。这显示了明代福建工商业者整体职业素养的提高,对于促进经济繁荣、塑造商业风气、提升社会声誉和传承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著书立说 一些生员淡泊名利,不更其守,欲以著述成就一番事业。为求心境清净、思维开阔和独自思考,他们往往远离尘嚣,专心攻读经典,传承学术。其志存高远,行止坚毅,堪为后人楷模。如黄文炤,晋江诸生,“久困后谢去,专性命之学,潜心力行,述经谈道”,“郡缙绅皆敬异之,而何乔远尤加推重”(清乾隆《泉州府志》)。邱九奎,邵武人,“年未四十遂弃诸生,研究经史,下逮诸子百家、佛老之说,靡所不览”(清乾隆《邵武府志》)。生员们饱读经史,研精殚思,表达对自然、人生、社会、世界的独特见解和深邃思考,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共鸣和赞誉,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财富。
明代福建发达的学校教育,为大明王朝输送大量官吏,并培育社会诸业人才。众官吏在内为重臣,在外为贤令。尤其是众多生员投身于广阔社会生活,或教书,或笔耕,或行医,或经商,或著述,不仅为自身奠定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而且为各行各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生员在努力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彰显了个人奋斗的力量,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身份与价值的观念,以激励更多人努力实现个体价值,为社会阶层流动带来新的动力和可能性。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