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算法,只有人和人的注意力”:中国戏剧的未来在哪里?

“之前有段时间不做戏剧,银行卡(余额)一直是增长的,做戏剧之后,一直是负增长的。”有二十年戏剧从业经验的邓菡彬话一出口,台上的同行与台下的观众都笑起来。
在阿那亚戏剧节首届“未来戏剧 SHOWCASE”竞演期间,9组入围的创作者受邀参与两场论坛,虽然设定好了主题,但大家谈论更多的还是切身困惑:想做怎样的戏?为什么要做戏?戏剧有什么价值?
2024年6月26日、28日、29日,从早到晚,有九批花29.9元买票看戏的观众,涌入由宴会厅改造而成的苏卡剧场里。每场40分钟的戏,中间间隔50分钟,其中10分钟由上一组撤景,30分钟由下一组装台换景,最后10分钟,观众入场。
入围的9组创作者,都拥有3部或以上作品的创作经历,并且都直面过观众和市场。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未来戏剧”,既非通常青年竞演的稚嫩首作,也非单一的前卫实验之作,剧目包罗万象,有音乐剧、舞蹈剧场、纪录剧场、经典改编、戏曲拼贴、独角戏……
音乐剧《当家猫遇上猫》的导演王昊然对于入围颇感意外,“没想到这次入选的剧目什么都有”。他的作品背景设定在有基因编辑技术的2040年,通过家养猫遇见流浪猫的简单情节,讲述人们面对自身的缺陷和未来的不确定时,如何心怀希望继续生活。
对于“未来”这个主题,一些展演作品以基因编辑、精神科学、AI来回应,或是观照老年群体,但也有一些剧目很难解读出联系。
评委之一李建军解读,“未来”指向的是多元文化,期许戏剧在未来能够克服现在的弊端,“我们经常见到两类作品,一种是类型化、商业化的作品,一种是主旋律的作品。我们希望其他作品能够在戏剧节被看到,和市场上的前两类作品有互补。”他谈到《当家猫遇上猫》,虽然风格商业化,但“这个作品中有潜在的、对于中国很重要的一段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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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下半场!》在阿那亚戏剧节的新设版块“未来戏剧SHOWCASE”中获得金奖。(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6月28日晚上10:40,李建军和另外6个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哥伦比亚、埃及的评委,正在进行最后的投票。即将公布结果前,一场反转却在化妆间里上演:法国评委贝特朗看完戏,更改了投票,他在最后的陈述中说,虽然《时间来到了下半场!》没有《胜利》那么完整、成熟,但表达了一种创造和改变的精神,“未来戏剧 SHOWCASE”这样的平台更应当鼓励。
一些评委被说服了。于是,这两部票数非常接近的作品调换顺序,分别夺得了金银奖。颁奖词点出,银奖作品《胜利》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强有力地观照了中国语境下的性别地位和暴力问题”,金奖作品《时间来到了下半场!》则“走入社区、走入生活、走入现实”。
起初邀请国际评委参加时,李建军非常担心大家没法说到一块,但出乎他的意料,评委们对三部得奖作品有比较一致的共识,他们能跨越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领悟每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中国实现了这样一个国际评审的方式,让我觉得特别带劲儿……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对话,是非常需要的。”李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何齐导演、胡璇艺编剧的《虚影》获得评审团特别奖,颁完奖那天晚上,主创们和其他剧组一起吃饭,胡璇艺抒发了自己的困惑:“中国戏剧的未来,就是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呢?”
前卫与传统
《时间来到了下半场!》是王光皓导演的第四部作品,这部戏将一些老年足球爱好者的身体数据上传至电子游戏,组成队伍,迎战由齐达内、迈克尔·杰克逊、奥特曼等人组成的明星队。
作为资深球迷,王光皓看过一个日本老年足球赛的视频,球员们有的秃了头,有的满头银发,可他们带球的姿态,让人联想到一些球星。弹幕纷纷感叹:这是横滨县齐达内、那是东瀛马拉多纳。玩足球游戏时,球员数值对于操控感的影响非常大,王光皓忽然想到,可以找一群老人,把他们的身体数据放进游戏里,以此来体验他们衰老的身体。
他们联系了苏州劲松老年足球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和球员们在草地上踢球、聊天、泡茶馆。除了收集客观的身体数据,还需要老人们给自己在赛场上的各项能力打分,有人保守地给自己打了零分,有人评分激进,给自己的射门、头球、长传等项目都打了90分以上,“但他是守门员”。
演完之后,王光皓和另一参赛剧目《虚影》的编剧胡璇艺聊到足球,他说,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人类会给一些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价值,然后去追逐它,足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胡璇艺“被深深地说服了”,她感觉这是与他个人最相关、最富有热情的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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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影》是竞演剧目中最先锋的作品之一,以诗体加肢体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在系统中如何被异化而后觉醒。(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胡璇艺与何齐带着“睡不好的工作室”创排的《虚影》,是竞演剧目中最先锋的作品之一,以诗体加肢体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在系统中如何被异化而后觉醒的故事。剧本最初写于2022年底,5个剧组成员在上海嘉定租了房,想要排练,后来变成躺在家中养病。剧本的主角最初是人,在2023年重写时,正好ChatGPT横空出世,于是他们把AI放了进去,“仔细想想,跟我们普通人的工作方式也很像,收集信息,然后输出”。
训练时,演员发现了三种不同的发声方式,用来说出剧中三种模式的台词。输入指令的台词就像科学报告,往往是段落式的;机器人发出的语言更像诗歌;而戏里代表更高力量的声音则用了更多动词,语言更严谨,告诉AI该去哪里。
有些竞演剧目没有运用和探讨高科技,反而笼罩着一种或怀旧或传统的氛围。
80后导演蔡艺芸在2000年初就已踏足剧场,《默默与粘粘》是18年前她的毕业作品,她将亲身经历编织进剧本里,化成一个女孩关于原生家庭、求职就业的成长体悟。戏的布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蔡艺芸也亲自站上舞台,和其他演员一起戴上了红领巾。2018年,蔡艺芸结婚后搬去北京,昔日搭档不再,她没再做戏。之所以带着这个作品来参演,是想“回到原点”。
演出后,她收到了两种反馈,有些观众很喜欢,一些以前和她一起做戏的朋友则对她说,戏比较久远了,放到今天可能略显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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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蔡艺芸的创作不像过去那么先锋了,她想回到一种表达个人情感、打动观众的朴实叙事。(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1995年出生的温琦是国家话剧院的一位导演,他的创作在校园时代就开始了。《假行者》演绎武松的人生,武打戏密度之大在现代戏剧中十分少见。这是温琦首次将戏曲元素加入作品,他幼年曾学过一段时间戏曲,认为戏曲程式化、高度写意的审美,特别符合中国观众语言的节奏、身体呼吸的节律,“就像是钥匙和锁孔的关系”。
武松手里出现的枪,是戏里拼贴意味最浓厚的元素,让许多观众好奇。温琦解释,“武松只是纯粹暴力的化身”,和其他梁山好汉相比,例如“智多星”吴用、官员出身的宋江,还有很多其他的道路可选,“像武松本身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他只是凭借自己的一身武力,遇到问题也不因为暴力形式的转变有任何其他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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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行者》将戏曲元素融入话剧。(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怎么跟观众产生真正的连接”
过去,蔡艺芸是那种会在台上出戏的表演者,忽然某一刻,她觉得表演这件事非常荒谬。参演第一部戏《昨夜的双拥路》时,一次,第一排有观众打电话,蔡艺芸跳出戏,直接提醒观众,“你不要打电话了”。其他的演员都被她的举动吓坏了。
演员的自我和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一度让蔡艺芸很感兴趣。她过往的戏风格前卫,最满意的作品《我的秘密生活》探讨的就是表演者和现实的关系,充满意识流的叙述。
时隔多年,她重新回到舞台,有了新的想法:“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戏,我的目标不只是参加戏剧节,如果只是参加戏剧节的话,我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先锋实验的东西。”
她关注的话题起了变化。正在创作的《遛狗时间》讲一个男人和他的老板、妻子、情人的关系,在社会的规训之下,男人内心的渴望无法得到宣泄;《无法逃离的想象》则是个反乌托邦式的科幻剧,人们为了去到更好的社区,必须遵守各种社会规范,攒信用分,在机器人的帮助下达成目标,过程中却变得越来越无趣。
“可能是我年纪大了,现在反而没有那么先锋了。”蔡艺芸说,她想回到一种打动观众的叙事,去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作品,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很老土。“就像赖声川的东西,放到这个单元,你不会觉得它很老土、很陈旧吗?但是《宝岛一村》,我依然会买票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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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与粘粘》是导演蔡艺芸18年前的毕业作品,她一度离开戏剧行业,如今重回剧场。(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类似的选择也在其他戏剧人身上体现。
近两年,“睡不好的工作室”接触了驻场小剧场戏剧的创作,改编自东野圭吾原著的《秘密》《放课后》先后在上海世茂广场开演。在两位主创的意识里,商业戏与更风格化的作品泾渭分明。《放课后》涉及校园性骚扰的话题,胡璇艺认为,这个话题可以轻易地被观众看到,讨论才有意义。在“未来戏剧”市场推介会上,她们也更多地介绍以前的作品,没怎么谈及《虚影》,因为很清楚这部作品虽是她们最想探索的类型,但不适合去院线巡演,“没有必要让广大的观众都看你的艺术实验”。
王昊然有一半的戏是自编自导,惯以个人的视角观察社会现象,写蜗居的打工族、性工作者、失独夫妇。话剧《骄傲》讲述一个青年港漂多年无法融入当地,或许出于自身跨越深港两地的生活与创作经历,文化碰撞、异乡漂泊的母题,反复出现在他的笔下。
《当家猫遇上猫》属于“命题创作”,是王昊然第一次做音乐剧。他很明确,做这部戏相当于完整体验了当下音乐剧工业化制作的全流程。
“我现在更加感兴趣的是怎么跟观众产生真正的连接。”王昊然向南方周末记者谈及对戏剧未来的想象,“如果只是先锋或后现代剧场,其实剧场那一套导演话语体系在欧洲已经做过太多,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想玩剩下的,我想做一些真的跟大家的生活有关的。”
温琦作为独立导演创作了六部作品,前三部作品偏个人化,后来的作品逐渐面向大众,这也成为他未来的方向。“现在剧场里最重要的不只是你的演员、剧组、导演、文本,实际上更多的是因为整体社会传播信息的媒介改变了,剧场的创作者必须更关注观众,去看你的作品是为了谁去创作的。”温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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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皓在《时间来到了下半场!》里参演。(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摧毁面包小组”一直很关注观演关系,他们在不同的作品里探索和观众的不同关系。在《时间来到了下半场!》中,表演者捧着烟机,直接当着观众的面喷洒烟雾,音乐也不再是隐身在后的背景音乐,声音表演者和其他表演者一起,加入了舞台表演。
他们把制造幻觉的过程暴露在观众面前,“不希望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是两个封闭的世界”。他们相信,演出是为了过程,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结论或主题思想。“我们希望观众来到剧场里,能跟我们共享一段时光,我们会在这段时光里面交换和分享彼此的经验,并且生成新的经验。”王光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个以南京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为主体的剧团成立了三年,从第一部作品《理解媒介》开始,每场演出几乎都有即兴的部分,这次《时间来到了下半场!》中的游戏解说亦是即兴而发,每场观众接收到的球赛情况不尽相同。
早期阶段,面对这种戏始终处于变动状态的情形,成员们会惴惴不安,后来渐渐享受其中。“我们很期待演出过程中发生什么,观众得到了什么,感觉很有意思,很有劲。如果定得很死的话,为什么不去拍电影呢?”王光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会觉得与其梦想能够通过商业获得成功,为什么不去通过剧场带来的线下人与人即时的交流,去做一些其他东西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更关注的。”
“走一条自己的路”
这些戏剧人频频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自我怀疑”。王昊然从业14年以来,基本上每年都会自我怀疑,但还在坚持。过去他曾短暂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换过两家公司,这些经历让他认清,自己不适合待在办公室,排练场、剧场才是归宿。
蔡艺芸也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戏演完了,好友评价不佳,她马上就会想:戏剧也不赚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调动团体做戏的过程也挺痛苦,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东西?出于经济压力和自我怀疑的缘故,她有五年时间离开了剧场,和丈夫一起做插画品牌,生活单调,每天做饭、打扫卫生,时间长了,她发现自己还是需要戏剧作为表达的出口。
带着经典改编戏剧《五号屠场》参演的谢宇,曾数次登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舞台。作为一个学经济的戏剧爱好者,他最开始是观众,后来加入了孟京辉工作室帮忙,再后来成为了创作者。他觉得生活中有无数的事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相比之下戏剧反而不那么让人痛苦。
除了总想找点事情做,谢宇做戏剧很重要的原因是能和朋友在一起。剧团另两名成员,一个是他的发小,一个住在离他没几步路的地方,“人生特别难得和自己欣赏、信任的人一块工作。如果不做戏的话,我就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谈恋爱去了,干自己的事去了,我很想念他们,我想和他们一起玩。”
但现实包袱也摆在戏剧创作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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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猫遇上猫》是王昊然第一次创作音乐剧。(阿那亚戏剧节供图)
为了制作《当家猫遇上猫》,王昊然背上了债务,“如果今年回不了本,我应该要考虑回到个人创作状态。”他还需要维持自己创立了几年的剧团“反转舞台”。他本可以选择刚毕业或还在校的学生创排,他们都富有热情、不计报酬,但他不愿这么做,想以一个专业从业者的态度来尝试音乐剧创作,看看能否走得通,有没有未来。
“聆舞剧团”成立几年后,注册了上海民营剧团,带有公司性质,蔡艺芸回归后,组建的新团队很年轻,基本都是90后、00后,也发展了新的导演、编剧。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长期维持公司的运转,“用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能不能把一出戏演出来?”除了做戏,剧团每个月也举办论坛、剧评、探班采访等活动,意在培养自己的观众群。
蔡艺芸不指望靠戏剧养活自己,只要不亏钱就好。最困难的部分是组建团队,尤其是演员。她用了很多非职业演员,下班以后过来演戏,虽然成本降低了,但创作打磨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找到志同道合的创作伙伴是种运气,胡璇艺与何齐虽然时有争执,但两人合作日久,也认识了固定合作的灯光设计和影像设计,对于正在做的事愈来愈笃定。
她们很早就发现,在国内做独立剧团,没有前人的路可以复制。长期持续创作的独立戏剧人屈指可数,孟京辉在1990年代因《恋爱的犀牛》打响名号,成为中国独立戏剧代表人物,李建军从《飞向天空的人》开始一直在戏剧节做作品,同时代的王翀近年淡出,黄盈则进入了国家话剧院。“所以我们必须得走一条自己的路”。
剥离现实层面的压力,她们在每一次创作时会叩问自己,我的创作是否有价值?戏剧如此小众,人们为什么来看戏,我们又能给大家提供些什么呢?
“这个地方没有算法,只有人和人的注意力,大家以一种现实的状态彼此面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剧场一直存在的意义。”胡璇艺说。
她还记得自己喜欢上戏剧的那一天,学校剧社学长的戏在校外公演,当时大一的她担任舞台监督。那天有盏灯坏了,正好是在台词说到“戈多先生在哪里,戈多先生怎么还没来”的时候,灯开始闪烁。
那一刹那,她觉得,戈多先生好像来了。明明是一个失败、错误的时刻,但在剧场里,化成了非常美妙的瞬间。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编 李慕琰